北京出版社的朋友送给我一本刚出炉的《纳粹女人》,读后对那个时代的气氛又增添不少具体感受。如果说正史是骨骼,那么私人历史就是给骨骼填充血肉,历史这才又活了起来。
书中记载的十几个名媛淑女,都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典范。她们的身世、职业、性格各有不同,却都无愧于“纳粹女人”这个称号;她们活跃在元首周围,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奉献给纳粹事业。奉献是一个优美的词,但看到她们的奉献,却令人脊背凉透,而且这种奉献越是无私忘我,越是令人恐惧。
且看,大名鼎鼎的戈培尔夫人一心随元首而去,何曾有丝毫犹豫?不仅她本人决意以死报效,还要亲手杀死六个亲生子女。所有工作人员都跪下为孩子求情,连希特勒都想帮他们离开地下室,但都被她“大义凛然”地拒绝了。她在绝笔中写道:
“我们美好的理想破灭了,我所知道的一切美好、值得钦佩、高尚、优秀的事物也随之而去了。在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到来的世界,不值得我们为之生存,所以我把孩子们也带来了。让他们在我们身后的世界上活着,可惜他们了。”
此等献身,不可谓不彻底了!
与纳粹的其他思想一样,其妇女纲领也是倒退的。他们要“把妇女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解放出来”,女人该做的事就是“保持漂亮和生孩子”。戈培尔说:“女人是男人的性伴侣和工作伙伴,过去这样,今后也永远是这样。……男人是生活的组织者,女人是他的帮手和执行者!”
希特勒更是最讨厌女人干预政治,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以往那些自由主义、理智主义的妇女运动……以精神为出发点,而我们的纲领只包含一项内容:生孩子。”他还说:“聪明的男人应该讨个没怎么受过教育、头脑简单的老婆。”
他的情人爱娃就是这样一个没多少文化,但把全身心都交给他的人。为了得到他的恩宠,她曾不止一次地自杀。最后时刻,这个元首“亲爱的笨丫头”,“独自开车穿越满目疮痍的德国”,去柏林和希特勒死在一起。
当然,献出生命不是唯一的献身方式,献出灵魂也许更为重要。毕竟要是都死光了的话,领袖的意志就没人来执行了。纳粹女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轻视妇女的纲领,甘当“炉边蟋蟀”,她们为纳粹死,也为纳粹生——响应号召多生多育,使德国有源源不断的青年去充当战争炮灰。纳粹党办主任博尔曼的夫人不仅生了九个孩子,还不遗余力地支持领袖们提出的大众非常婚姻和大众生育措施,包括一夫多妻制,一心盼望着能与丈夫的诸多女友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
献身的关键是忘我,而让人忘我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群体。法国革命后,西方一直对群众理论颇有兴趣和研究。弗洛伊德在1921年完成的《群体心理与自我的分析》又将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进去,对个体心理如何在群体中变异的过程和原因做了极为精辟的解释,而随即发生的希特勒现象似乎验证了他的推理。
弗洛伊德认为,在群体中个人意识趋向最小化乃至完全消失,万众一心听凭领袖支配。群体中的个人与领袖之间由超我纽带连接,亦即个人以领袖为自我理想,将领袖的价值观与愿望内化成自己的。而个人与其他成员的关系是通过自我纽带,就是在同样的“领袖替代自我”中彼此认同,从而在群体中产生同一、无我、利他的亲密感情。原始部落在图腾崇拜中彼此认同,进入集体幻觉,就是这种心理过程。在群体中,领袖接管了追随者的内在生命,他的命令的效力取决于他所能取代每个人自我的程度,而不是他命令的内容。
与其他群众理论家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群体具有倒退的特点。群体不仅不会提升个体的水准,反而可能将个体降到低于群体中的最低者。个人意识是相当现代的产物,群体中个人意识重新失落,可视为一种返祖现象。群体如同北美的野牛,成群结队地跟随几只带头牛在大草原上狂奔。
个人意识消失后,群体行为完全受制于领袖一人的心智、判断、欲望,乃至妄想,希特勒的妄想便是如此演变成整个德国的妄想。这种举国一致虽然表面上看来无与伦比,但最终将毁掉德国,因为自我纠正能力从此丧失,不到一败涂地决不罢休。
一个人不敢做的事,群体做起来可以名正言顺。一个人做事会患得患失,一个人犯罪会感到畏惧罪孽,这正是他在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掂量法律和舆论的制裁。但群体行动就不同了,只要有响亮的口号,就可以无所顾忌,根本意识不到是在犯罪。
作为人,怕苦怕死都是本能,要克服这些本能,必须有强有力的诱因,而人们最抵挡不住的就是所谓的伟大高尚。因为名利权势虽为人之所欲,人类社会的道德舆论却不利于赤裸裸地去追求它们,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作恶时往往要作伪君子状。然而在伟大高尚的名义下——不论是奉献给“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女人,还是在“圣战”号召下争做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他们做出可怕的事,却自以为“无私无畏”,名垂千古。
由此看来,献身精神本身不足以成为一种美德,为什么献身才是要义。柏拉图说,勇气是一种知识,中国儒家也从不提倡匹夫之勇。面对希特勒“伟大理想”的蛊惑,德国人更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良心和常识——献身的事情错了,一切就都白费了。
比起盲目的无私来,保留一点自我倒是危险性小得多。自利听起来很平庸,但谁能无利而生存?何况社会本来就是要生产利益,分配利益的。几千年来,君主要求臣民奉献,男权要求女性奉献,无非是上位者享受下位者的奉献。奉献是尊卑有序的,这才是本质。
德国占领奥地利后,弗洛伊德亡命伦敦。眼看自己的群体心理学不幸言中,这位老迈的犹太先知除了望洋兴叹,还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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