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日本军方命令所有的犹太难民移居虹口 。
虹口一点儿也不像旧时欧洲的犹太人聚居区，也不像波兰那些致命的纳粹设立的聚居区。相反，这是一个更加温和但独特的日本人的创造物。照他们的温和说法，这里叫作“指定区域”。对我们来说，它只是“那个区域”。“指定区域”只存在了27个月，没有墙，没有铁丝网，周围也没有其他障碍物，人们必须仔细看地图，才能找到它的确切界限（尽管我们这些“囚犯”对此了如指掌）。
我们没有与世隔绝，还是可以接触到上海的其他地方。一个原因是，这里几乎没有日本卫兵，负责看守我们的辅助队伍不怎么忠于职守，躲开他们并不难。而且，虹口的中国人比犹太人还多。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来来去去，我们和中国人混在一起也能进出自由。而且，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有可能获得离开这个地区的许可，然后出去工作或者去做其他日本长官认为“合法的”的事情。
回首之后两年半的贫民区生活，再想想这帮在战乱中被命运的浪涛冲刷到中国的欧洲犹太人，他们形形色色、贫困潦倒、衣衫褴褛，却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可行的、自给自足的、运转良好的社区，社区里既有机构也有设施，不逊于欧洲和美国的那些大城镇，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在那里遇到许多值得纪念的人，其中一个人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埃利（Eli）比我大几岁，我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都逗留在他称其为家的宿舍里。房间又小又拥挤，只有足够容纳36个双层铺位的空间，中间是一张大木桌。住在那里的人形形色色。在他们以前的生活中，有些人是有学位的专业人士，有些人是商人或低层雇员，还有一些是有工人阶级背景的人，比如埃利，他是一个15岁就离开学校的服务员，那时候他住在柏林。
埃利来到上海的时候只有十几岁，那时候他毫无经验，一贫如洗，连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说，只会说独特的东柏林白话，话语中有大量粗犷的意第绪语俚语。他的父母本来想随后赶来，但最终没有成功。他将再也见不到父母，但是他当时对此并不知情。
他缺乏社区中一些人所拥有的有形资源，但是他的资源更加宝贵——他足智多谋，身体和精神上的坚忍不拔、自律，还有生存和成功的旺盛意志。他傲慢、愤世嫉俗，有时候冷酷无情，但大部分时候和蔼、开朗，偶尔也很有趣。
我一直没弄清楚他到底能同时玩转几件事情。有机会的时候，他就当服务员；没机会的时候，他就找其他的方法赚钱。他在整个社区里游荡，能轻松找到最便宜的香烟、化妆品和紧缺食品，然后再把这些东西“零售”——香烟以支为单位出售，香肠以半盎司为单位出售。
有很多像埃利这样的人，正是他们成功地把我们的小社区打造成一个正常运作的群体。他们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和精神，不断尝试，帮助他人，永不放弃。有了他们，我们的经济才能保持活力。有点资本的人开商店和咖啡馆，人们可以在那里消磨下午的时间，躲避冬天的寒冷，喝喝茶，聊聊战事。社区出品了60部独立的轻歌剧和戏剧，在不同时段里出版了至少八份独立的报纸，或许更多。在“厨房基金会”帮助穷人的人可以享受福利。还有的人在医院工作，只获得微薄的报酬，甚至不获得报酬。另外，还有一些人为年轻人举办体育赛事。
1.8万名难民以这种方式生活，并且最终活了下来。两年半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我们总感觉像一辈子那么长。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日常英雄的存在，虹口的状况可能糟糕得多。
到了1945年初夏的那几个月，贫民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到了7月，上海周边的军事活动明显增加。在美国对虹口的一次空袭中，有31名难民身亡，一同遇难的还有许多日本人和不计其数的中国人。这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8月8日，终于有了重磅新闻，那就是苏联也加入对日战争中，从东、北、西三个方向钳制日军的伪满洲国军队。这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明显迹象，预示战争将有新动向，尽管这件事当时也让我们感到更加前途未卜。
所以，当结局来临的时候，一切都十分突然。8月15日，第一批关于日本投降的传言在贫民区里以野火之势蔓延。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样天大的好消息从天而降，谁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大家觉得这只是又一个虹口的“无稽之谈”。不过，一天之后，所有的日本士兵和平民突然从街上消失，媒体不再发声，我们被一种诡异的安静包围。然后，消息得到确认，真正的狂欢庆祝才开始。
这是真的：日本投降了，战争结束了，我们自由了！两天后，第一架盟军救援飞机降落在城市附近的军用机场，强壮、健康的美国士兵从飞机上走下来，接受人们的欢迎。大家迎接我们梦想中另一个世界的使者，其中的敬畏之情难以表达。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