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关于将道的理论论述中，孙子的看法是首要的。《孙子兵法·计篇》中描述了理想统帅所需要的5种素质——智、信、仁、勇、严，把对智慧和知性的要求远置于勇敢之前。与其齐名的古典战略家与战绩辉煌的实际统帅吴起在《吴子兵法》中则指出：大将军需要兼具文武，即需要有强大的管理和行政能力。他还特意指明，勇敢只是将军必备的素质之一而已——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对将军和军事领导者的素质，一般人与专家的看法已经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一般人从纯粹战斗，甚至单兵战斗，或街头暴力的经验去看待严肃的大军统领事务，把“狭路相逢勇者胜”之类空洞的教条奉为圭臬，把所谓血性——其实是古人嗤之以鼻的匹夫之勇推崇到不应有的高度，试图以此来指导对致命的战略问题的认知和思考。这种轻率的思想倾向与孙子所谓“不可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的教训正相反，也可以说，与古今中外一切关于军事决策的教训相违背。
无独有偶，罗马共和国晚期传记作家奈波斯在其记述希腊和罗马早期军事人物的名著《名将传》中也持同样的观点。奈波斯在总结亚历山大之后、恺撒之前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将领汉尼拔时说：“如果说罗马人民的骁勇超过所有民族无可置疑的话，那么就不该否认，汉尼拔的智慧超过了所有将领，正如罗马人的骁勇超过了所有民族一样。”考虑到汉尼拔是对罗马军队每战必克、家喻户晓的死对头，作者用汉尼拔的智慧来对比罗马人的勇敢，这实际上是在明确表示智慧的军事价值高于单纯的勇敢。
中外大师在论述将帅素质时都把智慧和知性的标准放在第一位，这不是偶然的。这首先是因为战争并不是一场赌气、赌博的游戏，而是事关一个社会与国家存亡安危的大事。战争要动员的力量集中了一个社会的人力与物力精华，除了前方庞大的军队在做殊死的奋斗，整个国家的大部分人直接或间接地需要投入支持的活动。这就使得战争成了一项极为复杂的管理活动，这种活动不仅是战时才发动的，其实在和平时期，各种备战与国防就已次第展开，既要满足现实的内外安全需要，又要准备可能到来的难以预测的外部威胁。因而，要能进行这样兼顾现实与未来的复杂事务，知识的需求自然是首要的，而对统帅的知识能力要求尤高。大军统帅与治国之道其实是相通的。
等大军开到战场，十万大军面对的是活人，是跟我方一样必须置对手于死地的敌军，因此，敌人有什么特点，敌人此刻在计划什么战术和计谋，根据我方的力量和需要应设计和规划怎样的战斗目标，面对一旦开战即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应有怎样的预备和后手可以因应，这些都是统帅和将军们必须进行严肃思考的生死难题。战争作为你死我活的游戏，永远是隔山打牛的事情，敌人不仅不会暴露自己的意图、能力和计划，还会千方百计把这些隐藏起来，并设法误导对手。换句话说，当统帅失去智慧的心灵和弹性的头脑时，会战的结局多半是堪忧了。
统帅是这样，分队的指挥官以及士兵何尝不是如此。我方士兵与敌人一样，都是血肉之躯，有家小会分心，对战地的烽烟和喋血会战抖，即使在严厉的军令和纪律之下这些人性的反应也是无法禁绝的。最后，那些更有勇气和胆略投入战斗，并保持到胜利的是什么人？那是一些作战技能更纯熟，对自己的武器、战斗技能以及为何而战有更清晰认知的士兵。这种综合的知识的优势使得士兵具备一种真正的自信，此种自信滋生出一种有我无敌的气概，这是士兵的勇气。士兵的勇气，没有血气的鲁莽，却具有内心坚实的基础，是值得羡慕的，其益处也不会仅局限于战场。
（摘自《领导文萃》2013年4月上）
稿件来源：《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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