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诺曼·莱布雷希特1948年出生，是英国著名的乐评人和专栏作家,曾著有《谁杀了古典音乐》《回忆马勒》《古典音乐那些事》《大师的神话》等等，他对音乐界的批评从来不留任何情面，面对殿堂之上的大师们也绝不为尊者讳。
本书的最初在英国出版时，标题是《当音乐停止时》，到了美国，编辑给它改了一个耸动的标题《谁杀了古典音乐》。本书从美好的19世纪开始，为我们详细描述古典音乐里炒作和造星的秘密，分析了真正有权操控音乐业界的到底是谁，他们如何建立音乐帝国的游戏规则。这些，又是怎么造成了古典音乐的衰落。
本书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商业化的世界里，传统的所谓高雅艺术是如何被经纪人、发行公司、艺术家推向没落甚至消亡的。作者试图用诉诸道德的方式批判各方音乐的从业者。在他看来，除了商业运作的影响，古典音乐衰落还有两个内部原因，一是在新娱乐和社交手段下，旧时代古典音乐演出的功能被一定程度上分流了；其二则是二十世纪后新的音乐艺术和观众的感官形成了一定的脱节。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谁杀了古典音乐》。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32万字，我会用大约23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在一个商业化的世界里，传统的所谓高雅音乐是如何被经纪人、发行公司、艺术家一起了推向没落，甚至消亡。当然还有我们更该关注的：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那就是对于艺术事业，只有让创作的新鲜血液不断流入，才有可能走入良性循环。
古典音乐这个词大家都知道，但是古典音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究竟是指古典主义时期呢？还是指17世纪中期以后的所有严肃音乐呢？大多数人可能都有点模糊。我们对古典音乐都有个模糊的印象，那就是它是高雅而且严肃的。姑且不论这样的印象对音乐事业本身究竟是好是坏，20世纪进入后半段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古典音乐不太符合这种印象了：比如作者描绘了一个场景，一个政客，旁边站着一个肥胖的男人，这二位出现在最能吸引现代年轻人的地点，通常是足球场前，胖子在唱男高音，然后他们合影。这个胖子的名字是帕瓦罗蒂。这本书的作者用这个场景，把现代社会里古典音乐的尴尬灵活现地展现出来了。
他就是诺曼·莱布雷希特，是文艺评论界非常有名的批评家，热衷于把音乐事业里不为人知的疮疤揭露出来。很多人批评他靠抖黑材料来赚钱，或是嫌他观点的个人色彩特别严重，比如说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帕瓦罗蒂合影的那个场景，就出自他的一篇题目叫《足球歌剧，谁比谁高贵？》的文章，文中隐含了他对大众疯狂追捧体育比赛的不屑。他说，大家之所以不愿花5个小时看瓦格纳的乐剧，却对一场球赛趋之若鹜，是因为乐剧的结局大家已经知道了。这样对大众的调侃，肯定会引来很多非议。
莱布雷希特的调侃，背景是古典音乐事业可悲的现实：欧洲本土音乐会观众的平均年龄已经逐渐接近七十岁。古典音乐唱片的排行榜也会拒绝一些著名交响乐团的新录音，转而接纳过气摇滚明星创作的钢琴小品。到了二十世纪末期，规模如 EMI 的唱片厂牌每月推出的古典题材产品也只有四张左右，而且真正凝结作曲家心血的整套歌剧、宗教音乐都销量惨淡。音乐会演出的曲目套路化也越来越严重，数不清的作品逐渐沦为“冷门曲目”。对于把古典音乐奉为神明的人来说，揭露黑暗面的文章当然难以接受。不过就像所有其他的大嘴一样，作者莱布雷希特并不很在意别人的感受，干脆专门写了一本书把古典音乐的黑暗历史从头说起，有人把这本书视为奇书，也有人认为它哗众取宠，这就是今天我们解读的《谁杀了古典音乐》。
这本书被人骂哗众取宠其实也有些冤枉，因为它在英国的初版书名应该是《当音乐即将停止》，最多也只能引申为《音乐的末日》。从书名可以看出，作者显然对古典音乐的没落而忧心忡忡，想要揭露出来引起大众的重视。然而美国版的编辑大概认为标题不够耸动，干脆改作了充满阴谋论遐想的标题《谁杀了古典音乐》。这个“谁”，并不是具体的人或事，作者更倾向把这个“谁”归结于人性的贪婪，下面我们就要详细的阐述他的推演过程。
这本书里第一个被黑的人物是19世纪的炫技钢琴家李斯特，和他幕后的炒作能手贝隆尼。贝隆尼可以说是炒作音乐家的经纪人中的鼻祖。他可以精妙地操纵一种叫作鼓掌部队的人群，来给音乐家捧场。在李斯特巡演前夕，贝隆尼会跟当地媒体事先串通，抬高大众对演出的预期。当时的伟大的诗人海涅对此已经有所察觉的，但是在作者看来：海涅只是以为贝隆尼是李斯特的家犬，但是不知道幕后起主导性作用的是贝隆尼。换句话说，李斯特很可能曾经被自己的“仆人”摆布了。
李斯特明明是我们公认的伟大艺术家，难道作者莱布雷希特不承认吗？事实并非如此，作者评判艺术家和经纪人的关系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就是艺术貌似繁荣的表象下，形成的利益究竟哪些是“艺术的份额”，哪些是“非艺术的部分”呢？
我们继续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对贝隆尼的成功羡慕不已，其中包括一个大名鼎鼎的美国人巴纳姆，他被后人称作马戏之父。但是这个人的名声并不好，他本来想把李斯特诓到美国进行巡演，不过失败了，但是他并不甘心，说动了人称“瑞典夜莺”的歌手珍妮·琳德和自己在北美巡演。这个故事被改编为音乐剧和电影，2017年的卖座电影《马戏之王》就是以巴纳姆的故事为原型的。在巴纳姆和他的马戏团的炒作下，珍妮·林德一场演出的酬劳高达当时意大利歌剧院首席女高音歌手的十倍。在作者看来，首席歌手的报酬就是音乐表演艺术家“艺术部分”的上限，而珍妮·林德多赚的那九倍差价就是所谓“非艺术”的那部分。所以他说“巴纳姆是历史上第一个把音乐家当作非音乐家来推销的人”。这个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商业炒作的真谛就是把严肃艺术中不符大众审美的部分强制包装为符合大众趣味。
既然有了巴纳姆这个“历史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等等，最终作者还要剑指如今公众印象里最德高望重的音乐家，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容我先卖个小小的关子，在说他之前，先来看看在作者的描述下，古典音乐事业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恶性循环之中。
整个循环的第一个环节是：大牌经纪公司大佬要制造明星。像罗纳德·维尔福德这样的大牌经纪公司大佬，可以把一个普通爵士钢琴手快速培养成指挥大师，也可以让默默无闻很久的普通年轻人飞黄腾达，同时他也可以让其他某位指挥，永远只在地方小乐团埋起来，永不见天日。
之后，经纪公司当然不止要制造新的明星，还要和既成的权威指挥家强强联手。指挥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他们跟对立的帮派争权夺利的武器。因为指挥家就像是足球教练，是音乐排练工作中最有权威的人。因此第二个环节，就是大牌经纪人要和欧洲的“帝王指挥”合作，而维尔福德合作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德高望众的音乐节。这样，他们就掌握了他们旗下所有艺人的音乐前途，也能够合伙起来，获得与乐团谈判的议价优势。作者认为，之前音乐市场中已经有了自然健康的酬劳梯队。那时候最高一档的小提琴家和钢琴家，场均收入3000美元，每个梯度差距大概在20%以内。但是在维尔福德和那个帝王指挥的操作下，几十年的基本规律被打破了，他们中意的少数人越来越吃得多做得少，而其它人则根本就吃不饱。
第三个环节是，在近乎勒索地索要报酬后，不属于维尔福德旗下的指挥家也开始水涨船高。很多音乐家的身价都是在类似的索酬经历后重新确立的，这在现在的职场中是很好理解的事情。造成的结果就是乐团和剧院的亏损，乐团的收入也越来越依赖于所谓“非音乐”的那部分。也就是说，没有炒作的明星大牌效应，基本的票房就没法保证，即使演出团体脱离这些天价薪酬的明星艺术家勉强撑过去，那么团里原本名气不高的演奏家在下一个乐季就会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薪酬勒索器。
第四个环节自然而然就是，眼看那么多乐团倒闭，各种社会团体不能坐视不管了。政客们为了兑现自己当初选举的诺言：比如重视支持文化事业，就必须划拨庞大的政府预算来救助他们。然而很可惜的是，政府的补贴只是粗暴地砸钱。钱砸给谁呢？这需要判断和甄别，但是判断到底哪些乐队和剧院是艺术水准高超同时真缺经费，可不那么容易。最终无数的烂团申请到了巨额的补贴，他们的音乐总监和高层瓜分了这些经费后，推动了又一轮的酬劳高涨。所以说，政府的补助反而让情况糟糕了。作者曾经写文章抱怨政府不该一刀切地进行补贴，但他显然忘了讲，如以“艺术水平”为衡量标准，差别对待补贴对象的话，会给政客们造成巨大的公关风险。对艺术水平高下的评判是否公平？幕后有没有腐败？对政客本人来讲，这是有政治风险的。所以只有简单的撒钱才是博弈后的理性抉择。
于是，经费被消化后，亏损一定更加严重，第五个环节就开始了。乐团和剧院几乎靠四处讨饭过活，他们会让艺术家放弃艺术尊严去迎合大众趣味，于是类似“摇滚巴赫”的东西诞生了，还有足球场上的三大男高音和靠着性感身材被追捧的小提琴手之类的。核心乐迷对此的态度则是“取消关注”，这样听众就越来越两极化。无论产出的一方还是消费的一方，非艺术的成分占比都更多了，艺术的占比都更少了。接下去，下一轮的造星更加疯狂，新的恶性循环又开始了……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政府逐渐削减文化预算，企业募款也越来越困难。各种赞助资源都被公众更关注的事业吸走了，比如医疗与环保。即使文化事业本身的资源也快速向体育和摇滚音乐会倾斜。这样一来，歌剧院只好另辟蹊径。大家要知道，曾几何时，歌剧院是会严守自己界限的：比如在18世纪的古典主义时代，演正歌剧的剧院是不能演喜歌剧的。而如今的剧院只能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弥补亏损，那就是安排连轻歌剧都算不上的现代通俗音乐剧演出，或者搞一些像名段串烧一样的大杂烩音乐会。
再看看近代科技奇迹缔造的唱片业，这也救不了古典音乐的命。CD 激光唱盘的兴起曾经短期繁荣过，但它的疗效就像回光返照，很快就消退了。除了极少数的发烧友热衷版本收集，大部分人购买同一个作品最喜欢的版本后，就不再掏钱买其他的版本了。唱片公司发现自己以数十万元的成本录制了一套完整歌剧后，销量往往只有三千多套。他们的理性选择当然是不再录制新的版本，只把经典的老版本不断复刻卖钱就好了。
到这儿，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完整的恶性循环。整个行业里，音乐中的艺术成分在不断消解，无法回头。按作者的话来讲：“当音乐发出呼救之时，音乐事业者却只是转过身来，背对着传统的音乐厅和歌剧院自顾自赚钱去了。”整个过程中，贪婪的经纪公司，连同那位被整个社会追捧的“帝王指挥”一起，割下了最大的一块蛋糕。他们追逐的利益不单单是金钱，更重要的是在圈内的权力。现在我们揭开前面的谜底，那个帝王指挥、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就是赫伯特·冯·卡拉扬。
书里对卡拉扬的描写，其实也谈不上太多的批判，基本就是说他利用权力广布自己的势力，以及引领漫天要价的风气。但就是这两点，开启了上面所说的那一系列恶性循环。除了卡拉扬，作者莱布雷希特对詹姆斯·列文的影射和爆料也相当的激烈。列文，也译为莱文，是执掌大都会剧院的大指挥家。1989年卡拉扬猝死，和他合作的那个经纪人大佬维尔福德决定更用力地提拔列文，让他成为接替卡拉扬的新一任音乐教主。但是列文接任柏林爱乐乐团的计划失败，所以维尔福德的长远规划也被迫中断。后来，列文接连出事，2015年列文因为患有帕金森综合症，从指挥退到艺术总监的位置，2017年底因为猥亵男童和对男性性骚扰的丑闻曝光，最终不得不把总监的职务也辞了。直到这时，大家才对莱布雷希特多年前在书中的爆料心悦诚服了。列文是瓦格纳乐剧的出色演绎者，许多音乐爱好者都因为这个丑闻伤心了很久。当然，这件事也让我们今天谈的这本书增加了话题性。相比作者对列文的爆料，书里对卡拉扬的批评确实比对列文的批评更严重，莱布雷希特让卡拉扬背负了加速古典音乐演绎事业衰亡的罪名，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十字架。
应该如何评价卡拉扬，无疑是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但好在我们并没必要太关注卡拉扬的个人问题，而是要关心古典音乐事业的兴衰。通常，当一个事物发生了问题，或者说生病了，我们首先要把症状提出来，呼吁无意、或故意视而不见的人们正视问题；第二件事是去寻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必须经过检查和病理分析才敢进行治疗；最终才是第三件事——提出解决方法。作者的爆料，就在提出症状，同时也是在吸引观众的眼球，强迫大家认真对待现实。这点他做的非常成功，然而后两件事他就不算在行了。《谁杀了古典音乐》这本书其实重于摆事实，轻于讲道理。
那么他在摆事实的过程中，他的主观价值取向又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你会发现在整个古典音乐事业中，但凡被作者看作有正面作用的人，都在道德和政治正确上相对完美一点。书中提到大都会旗下的轻歌剧经理人莫里斯·格劳时，作者说他“唯一的缺点是玩克牌”。他还赞赏一切勇于突破旧式审美的人，比如被他叫做“正直哈里斯”的经理人，这个人之所以可以让德国和法国歌剧代替老派意大利歌剧，是因为他“打破贪婪经理人恶习的掌控”，甚至凭着良心而不瓜分任何利润。
与其相对的，被指责的对象通常都是所谓贪婪的骗子。前面提到的马戏之王巴纳姆、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头目维尔福德，另外还有刚刚提到，接替那个有良心的经理人格劳的人康里德，这些人都是为了赚进大把钞票不惜把艺术当厕纸的人，比如当他们找不到合适的男低音歌手时，竟然能让男高音去替代男低音。
有趣的是，被他黑得最惨的卡拉扬同时也是政治不正确的代表，作者特用相当的篇幅挖掘卡拉扬加入纳粹党后的黑历史，披露这个人是如何率领数百身着军服的歌手，演出希特勒颂，并且揭发卡拉扬在第三帝国往来钻营，如鱼得水。
但是不得不说，作者推崇的充满良心的音乐乌托邦是不存在的。他呼吁，攫取最高利益的那些人应该主动改革，让出自己的收获，从而挽救整个音乐世界。然而整个音乐事业中的每个人都是囚徒困境中的一员，不管是获利者，还是被剥夺者，他们都是囚徒。当音乐的美丽与崇高和商业社会的贪婪并行展现，，无论多美丽的花朵都只能在淤泥中挣扎，这很无奈，我们却根本没法否认。
要知道，即使被作者认为的最美好的音乐时代，也就是十七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前期，或者说德国作曲家巴赫和亨德尔的那个时代，其实也并没有他以为的那么美好。在明星歌唱家面前，号称专横的音乐家亨德尔也得受气。1733年前后，一个名叫法里内利的童声歌手，被伦敦最有钱有势的“贵族公司”邀请，来对抗200英镑年薪的亨德尔。贵族公司给法里内利的酬劳绝对是天文数字。后来，法里内利的造星运动成功了，亨德尔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压制了。最终结果是，整个的演出环境与今天如出一辙，观众逐渐流失，乐团和公司亏损，那个财大气粗的贵族公司也面临破产。正如伦敦的童谣所唱的那样：“英国演员，皆饥肠辘辘而去。金山银山，堆在法里内利先生那里。”后来，音乐的出路建立在音乐家在艺术上的不断突破，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作曲家和新作品都在哪里呢？莱布雷希特控诉如今的作曲家面对发行商时的弱势与被压榨。但是对比看看，旧时代的音乐家，他们连版税都拿不到，往往拿到创作合同的委托金后，只能分到公演时前几场的艺术指导的钱，这岂不是更惨？
作者的想法或许有些天真，但是他对古典音乐衰落的认识还是很深刻的，他指出造成古典音乐的衰落的，还有两个更本质的原因：
首先，在旧时代，器乐和歌剧院既承担了艺术欣赏的功能，同时还具有娱乐功能和社交功能。旧时代的歌剧表演中，观众可以乱哄哄的谈天说地，或是心安理得的喝倒彩。楼上一个个贵族圈子的包厢里，都是自由的小天地。但今天，在正襟危坐的音乐欣赏环境里，社交功能当然就没有了，于是这部分需求人就被剔除出了剧院。另一方面，严肃性的艺术美学与生活化的娱乐活动也更加泾渭分明，影视、综艺、纸媒的娱乐版块，以及流行音乐、电子游戏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唱片业虽然拓宽了古典音乐事业的获利途径，但整体来看，在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的攻势下，古典音乐唱片占比从20%快速萎缩至5%甚至更低。总体来说，对于从业者，萎缩的趋势才是真正的噩梦。
古典音乐衰落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音乐自身发展的问题。从浪漫主义后期开始，作曲技法越来越倾向于半音化和弦，以及模糊调性的处理，关于什么是模糊调性我们在这里无法展开详细解释，但你可以姑且理解为一种听觉上相对刺耳，而捉摸不定的感觉，而且这种音乐“难以视唱或记住”。要知道，人类对音乐的记忆，和在作品里感觉到音乐素材的重现，是欣赏音乐时非常重要的一环，失去了这点，大家就会感到音乐难以入耳。《春之祭》公演的骚乱，可以看作是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音乐家追求艺术突破和大众维护自身感知的矛盾爆发了。艺术家的坚持和观众的愤怒其实是一对磨合中的矛盾，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非常可贵的。然而当双方放弃了磨合，改为正襟危坐、装作互相理解时，一切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最终的后果是可怕的，因为音乐世界里不再有创新。作者抱怨二战后的剧院排练总在贝多芬、瓦格纳及被他认为拙劣的柴可夫斯基小品音乐中打转，而拒绝推广现代音乐和当代作曲家的新作品。他认为这是剧院经理和音乐家贪婪攫取固有利益导致的，但没法否认的是，强行推广现代音乐完全是自杀行为。于是，音乐的创新和突破在演出和唱片市场上几乎绝迹了。演出和唱片中的所有曲目都是超越著作权年限的老作品。这是一个演奏家和指挥的世界，当一张已经够足够昂贵的唱片中，版税的份额已经快被演绎者占完了，新近作曲家怎么可能有机会把自己创作的价值加进去呢？结局就是，创作者要么被埋在土中不见天日，要么转到电影配乐等等其他领域去。
我们得出的结论可能比莱布雷希特的乌托邦幻想还要悲观。古典音乐的现状是四周逐渐在塌方，但出路却找不到。作者提到一个人在演讲中的呐喊，这个人是曾经拯救伦敦交响乐团的管理层高管恩斯特·弗莱施曼，他说：交响音乐会已经枯燥没有惊喜，曲目安排重复就像套公式一样。必须消灭一切商业交响乐团，改组为地方合作式的团体，并接受如同公社般的专业管理。但不可否认的是，假如艺术机构的权力真的全都转移到官僚体系的管理，那么等于变相承认古典音乐已经是发霉的死物了。
好吧，说到这里，今天的内容就聊差不多了。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谁杀了古典音乐》这本书，为我们展现了了古典音乐悲剧的现状。首先，音乐家收获的名利可以分为两部分，有艺术成分，也又含有被经纪人所制造出的非艺术的商业部分。经纪人为了商业利益制造明星，同时也在制造权力。他们和有最大权威的艺术家联手，让艺术家酬劳的差距越老越大，也让艺术团体的成本越来越高。当艺术团体不堪重负无法生存时，政府一刀切的所谓援助，也没办法让资源到达最需要的地方，反而令人力成本的膨胀加剧了。于是艺术团体只好放弃自己的原则，对大众的审美趣味妥协，最终不光挣不到钱，艺术水准也下滑了。
但是，莱布雷希特没有提供更加可行的解救方法，只是以诉诸道德的态度对从业者进行批判。他还提出了背后更深层的两个原因：一是古典音乐演出失去了旧时代的娱乐功能，无法留住观众；二是当音乐史发展到前面说的那种无调性时代，艺术的突破违反了观众的期待，新音乐无人问津，当代的作曲家就没办法为市场输入新的血液，再加上版权法的影响，音乐从一个创作与演绎共同支撑的世界沦为完全的演绎世界。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回到本书的标题：究竟是谁杀了古典音乐？这个杀手并不是贪婪的人性，也不是大众的麻木，而是古典音乐自己在前行的道路上遇到了死路，她只好坐在原地消耗起往日积攒的盘缠。作者莱布雷希特或许无法提出靠谱的药方，但在一点上我们和他的意见应该是一致的：要拯救作曲家，就要让今天的观众和18世纪布拉格的民众一样，因为期待盖世天才莫扎特最新的作品而走入了剧院！
撰稿：青年维也纳
脑图：摩西
转述：杰克糖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