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布莱尔·布里萨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黄金时段文化主题纪实节目的制作人；
卡尔·梅耶，《考古》杂志的特约编辑，《华盛顿邮报》驻外记者，《纽约客》杂志艺术博物馆类撰稿人。
在这本书里，两位作者收集了北美的博物馆、哈佛大学等地方收藏的大量一手史料，详细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文物流失到北美的过程，以及这些文物在北美的博物馆的收藏情况，并对当下热门的文物返还问题作了分析。
在近代，有大量文物以战利品、商品或学术资料这样三种形式流失到北美。不少西方的侵略者、商人、探险家、外交官、学者和收藏家，以及中国的官员、文物贩子和古董商等参与了这一过程。这些文物现在构成了北美博物里的重要收藏品，也引出了文物返还、文化交流等一系列问题。近年来，我国民众收复海外流失文物的呼声很高，而西方人也开始反思当年侵略其他国家和掠夺文物的不光彩的历史。搞清楚这些文物是怎么流失到海外的，能帮助我们在文物返回问题上保持历史的、理性的看法，也可以加深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理解。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谁在收藏中国》，副标题是“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猎获”这个词，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的，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本书讲的就是在近代中国，很多文物是怎么流失到北美的。这样的故事肯定都是传奇，后面我们也会讲到。不过，我们讲这本书，肯定不只是想说传奇故事。通过文物流失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反思文物归属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是近些年文博领域的热门话题。
这几年，我们经常能听到中国高价买回文物的新闻，最有名的应该就是2000年保利集团用500万美元买回了3件当年被抢走的圆明园青铜兽首。这件事的意义不用我多说，媒体认为这件事是“历史性事件”，甚至有人说，中国收复文物的活动，已经成为本世纪最昂贵的文化战争。那么，到底该不该打这么一场文化战争呢？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有人认为必须拿回那些流失在西方的文物，不管是用外交手段要回来，还是斥巨资买回来。而反对者觉得，这些文物流失的时候，中国政府和老百姓根本就不重视，也没当它们是文物，西方人把它们好好地保护起来了，在博物馆里传播中国文化，又有什么不好呢？
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要回到这些文物流失的年代，看看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在收藏中国》这本书，把文物的流失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抢，二是买，第三种是作为研究资料收集。作者认为，确认文物归属必须根据它当时是怎么流失的来判断。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有很好的专业背景。谢林·布莱尔·布里萨克有艺术史学位，做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黄金时段文化纪实节目的制作人，还担任过《考古》杂志的特约编辑。另一位作者卡尔·梅耶是《华盛顿邮报》的驻外记者，曾经给《纽约客》杂志撰写了不少艺术博物馆方面的文章。他们两位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去北美的博物馆以及哈佛大学等地方查阅了大量史料，这些史料都是一般人很难接触到的。他们详细梳理了中国文物的流失历史以及在北美博物馆中的分布情况，对文物返还在当下面临的复杂形势进行了分析。
下面我们就按照前面说的中国文物流失三种不同情况，来讲一下这本书的内容：第一部分讲当年被侵略者抢走的文物；第二部分讲西方人“买走”的文物；第三部分讲一下西方人收集来作研究资料的那些文物。
我们先来说怎么看待文物被抢这个问题。这里我得先给你介绍一个概念，叫“额尔金主义”。“额尔金”指的是英国第七代额尔金伯爵，他的名字叫托马斯·布鲁斯。1801年，这位额尔金伯爵来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担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
那个时候，希腊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额尔金伯爵要求苏丹同意他在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开展考古发掘。当时，帕特农神庙濒临坍塌，苏丹就同意了额尔金的请求。于是，额尔金就在考古发掘的名义下，把神庙上的雕塑和装饰柱子拆了下来，一共凿走了56块大理石雕刻、17块三角楣饰和15块墙面雕刻。额尔金把这些石雕还有其他文物都运回了英国，本来他打算用来装饰自己的房子，后来以35000英镑的价格，卖给了英国政府。
那么，额尔金伯爵的这种行为算是对帕特农神庙文物的保护，还是属于文物抢劫呢？这引发了很长时间的争论。英国诗人拜伦比较早就提出，额尔金的做法是剥夺希腊人历史遗产的行为，应该遭到谴责。但是，历届英国政府都认为，额尔金伯爵的做法是当时奥斯曼帝国批准了的，而且，这些被迁移到英国的文物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不过，英国政府的这种看法现在正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大家普遍认为，文化珍宝应该属于它的所在国所有，不应该被连根拔起。后来，人们就用“额尔金主义”这个概念，表示外国人掠夺和破坏文物的行为。
类似的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而且也和一个叫额尔金的人有关。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了圆明园。那个下令放火焚烧圆明园的英国人，名字叫詹姆斯·布鲁斯，就是第八代额尔金伯爵，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搬走帕特农神庙文物的老额尔金的儿子。
西方人对圆明园的抢劫，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一次文物流失。当时，成千上万的英法联军士兵闯入了圆明园，把搬得动的皇家财宝恨不得都拿走了。这次抢劫之后，整船整船的瓷器、珠宝、家具、绘画、服饰、刀剑和雕塑等，一路向西，被运到英国和法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伦敦拍卖活动中的东方珍宝，大多挂着“源自圆明园”的标签。而法国的枫丹白露宫里至今还保存着当年被作为战利品进贡的中国文物。来到西方的第一只京巴狗，也是这次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利品。更绝的是，维多利亚女王给这只小狗起的名字就叫“Looty”，意思是“战利品”。可见，在那个时代的侵略者看来，获取战利品是战争胜利者天然的权利。
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打进了紫禁城，占领故宫长达一年之久，并且大肆劫掠艺术珍宝。虽然早在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已经签署法令，要求在战争中保护古典艺术作品、图书馆和科学藏品，并要求通过和平协商确定文物的最终所有权。而且，1900年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也确实要求在北京的美国军队停止掠夺，但并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担任八国联军统帅的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承认，事实上，所有国家无一例外都疯狂地参与了掠夺。就这样，在这次劫难中，又有一大批中国文物被带到了西方。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人们的道德观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1860年英法联军明目张胆地在战利品上标明“来自圆明园”，因为这有助于抬高其拍卖价格。但到了1900年，虽然西方人还是在掠夺弱小国家的艺术品，但已经学会了否认战利品的来源，开始对其遮遮掩掩，一般都说是自己买来的，不过，这并不能否定侵略者抢夺艺术品的本质。每当这些被抢走的文物在西方拍卖行出现，总会引起广泛的抗议，也引起人们对文物归还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今天人们普遍反对额尔金主义，认为这是一种文化掠夺，不管是雅典的帕特农神庙，中国的圆明园、故宫都是遭到了侵略者的劫掠。据统计，中国大约有160万件宫廷文物被作为“战利品”抢走，变成了欧美博物馆中的藏品。这些文物的归属，也成了争议的焦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那些被买走的文物。
在流失到海外的文物中，确实有一部分是被西方人以购买的方式带走的，但是这种交易却不一定都是公平的。买走这些文物的西方人，往往是以传教、科学考察、探险等名义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广泛搜罗各种文物以后，再运回他们自己国内。
兰登·华尔纳是其中很有名的一个。华尔纳做过美国宾西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费城博物馆的馆长。1922年，他发表声明说，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都从中国新疆带回了不朽的历史杰作，来丰富自己国家的博物馆，美国人还没什么动作，是一件令人倍感耻辱的事。
为了改变这一所谓的“耻辱”，华尔纳在福格艺术博物馆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支探险队来到中国，他们一路经过河南、陕西，来到了敦煌。沿途，他们从古董店或古董商那里收购了不少文物，还顺手牵羊地偷走了一些石雕像。1924年1月21日，华尔纳抵达敦煌，在那儿，他用在胶水桶里浸泡过的布料覆盖到敦煌壁画上，等干燥之后，再连同壁画一起揭下来。用这种方法，他弄走了许多珍贵的壁画。华尔纳还把一尊一米高、十分精美的唐代彩绘观音像从基座上敲了下来，连同壁画和其他文物，一古脑儿地带回了美国。
这些文物现在还藏在福格艺术博物馆。按照华尔纳的说法，他这种行为不是抢，而是买。因为他向看管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支付了150美元。实际上，这区区的150美元，既包括了他带走的那些珍贵文物的价钱，还包括他们一伙人在敦煌期间吃住的费用，以及牲口的草料，甚至包括了他给王道士的小费。
华尔纳在这次的中国之行尝到了甜头，没过多久，他再一次率领规模更大的探险队来到中国。但是，此时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人们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情感空前高涨。华尔纳在敦煌的活动遭到了当地官员的监督和民众的反对。除了拍摄了一些照片之外，这一次他几乎没有什么收获。
对于华尔纳带走的文物，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论。2004年，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樊锦诗要求西方归还这些从敦煌拿走的文物。但是福格艺术博物馆坚持认为，这些文物是当年他们从华尔纳手中买来的，而且有发票作为依据。
购买中国文物的，除了华尔纳这样的探险者，还有一些传教士。比如，英国传教士怀履光在担任河南省主教期间，就从盗墓贼和文物走私贩手中获得了大批文物。这批文物被加拿大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收藏。此外，西方那些财力雄厚的企业家也投入到文物买卖和收藏之中。尤其是20世纪初的美国，正处于镀金时代的顶峰，不仅在经济上蒸蒸日上，而且在全球大肆扩张自己的势力，这也反映在文物收藏上。有钱的美国财团很愿意在这方面花钱，金融家摩根和洛克菲勒家族最为突出。
摩根曾担任过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的主席。他从1890年开始致力于艺术品收藏，尤其是对中国瓷器特别感兴趣，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精力。1913年，摩根去世，两年后，摩根租借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大批中国瓷器，被整体打包出售，小洛克菲勒买下了这批摩根收藏中最好的部分。
小洛克菲勒和摩根一样，十分喜欢中国瓷器，简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小洛克菲勒曾说，他从不愿意在马匹、游艇、汽车或其他愚蠢的奢侈品上浪费钱财，他唯一的嗜好就是瓷器。瓷器是他唯一不在乎花钱的东西，他把研究瓷器作为一项最好的娱乐和消遣。为了购买摩根收藏的这些瓷器，小洛克菲勒从父亲那里借了100万美元。据说，小洛克菲勒一生中一共买入了超过400件中国瓷器，花费总计超过1000万美元。1000万美元现在听着可能不算多，但这可是100年前的1000万，在当时绝不是小数目。我们来打个比方，今天1美元只能从苹果 iTunes 商店下载一首歌，而在小洛克菲勒的时代，1美元就可以买一条连衣裙了。
有买就有卖，在文物买卖的交易中，清朝的官员和中国的古董商起到了重要作用。清政府的高官端方就利用自己当官的身份和地位，把不少新出土的珍贵文物收入囊中。在他出访西方时，又把这些古代陶器、玉器和青铜器慷慨地送给了和他会面的西方的官员和博物馆馆长等人。这样，在端方的身边，就聚集了一批收藏文物的西方朋友。担任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征集代理人的福开森，就是端方家的常客。福开森曾经从端方那里买了一套青铜器，这套西周时期的礼器至今还被放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青铜时代展厅最重要的位置展出。
如果说端方的文物交易还蒙上了一层文人雅好的面纱，那么，出生于浙江湖州的古董商卢焕文的所作所为就完全是赤裸裸的文物贩卖了。卢焕文还有个优雅的名字叫卢芹斋，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在西方，他被看作中国艺术的使者，但在中国，很多人把他看作卖国贼。
卢焕文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国际文物买卖网络。龙门石窟的不少佛像就是经卢焕文的手流失到海外的。他不但倒卖龙门石窟的佛像，还从盗墓贼手里购买玉器、青铜器等，再倒手卖给西方人。此外，卢焕文还经手倒卖了著名的昭陵六骏石刻的一部分。昭陵六骏是唐太宗生前最喜欢的六匹战马，后来，他让人把这六匹马雕刻在了他的陵园里。昭陵六骏浮雕中的两匹，现在收藏在宾州大学博物馆，经手倒卖的人，就是卢焕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卢焕文意识到，自己经营了半个世纪的文物生意可能做不下去了，就在1950年宣布退休。对于因为自己倒卖文物而导致的国宝流散，卢焕文后来也表示过羞愧，但是他又坚持认为，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这些文物走向了世界，受到学者和公众称赞，而且由于中国的动乱，这些文物在国外还得到了更好的保护。用卢焕文的原话来说：“我们流失的珍宝，将成为真正的信使，使世界了解我们的古老文明和文化，有助于人们喜爱并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
以上是本期讲述的第二部分内容，流失到海外的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文物交易而被西方人带走的。比如敦煌的壁画、佛像，是被华尔纳那样的所谓探险家欺骗性地买走的。龙门石窟雕像、昭陵六骏浮雕等文物则是通过卢焕文这样的中间商，以看起来比较正常的文物买卖形式，流失到西方的。和作为战利品被抢走的文物相比，因为这些文物流失时借助了经济手段，即便这种手段只是名义上的，也使文物的归还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那些被作为研究资料带走的文物。不能否认，西方博物馆或私人收藏的中国文物中，有一批是通过相对正常和友好的方式走出国门的，这些文物在学术研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明义士就是一个例子。他是最早收藏甲骨文的外国人，在中国期间，明义士总共收集了35913件带铭文的甲骨，以及23000件其他古代文物。这些文物后来被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收藏，也正因为这样，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成了西方首家开创性地系统收藏甲骨文和古代青铜器的博物馆。
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不少，晚清时期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夫人莎拉·康格就很典型。在中国期间，康格夫人和慈禧老佛爷建立了很深的友谊。慈禧很喜欢这位洋人“闺蜜”，送了她不少的自己的首饰和宫廷的衣服。这些漂亮的服饰，激发了康格夫人对中国宫廷藏品的兴趣。于是，她就利用自己在宫廷贵妇中建立的朋友圈，收集了一大批宫廷服饰，她也因此成为最早收集中国宫廷服饰的收藏家。康格夫人去世之后，她的孙女把她的这些藏品捐赠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等博物馆。
康格公使离开中国后，威廉·柔克义接替了他。威廉·柔克义也是一位重要的收藏家。在中国期间，他深入西藏考察，收罗了大量的西藏文物，以及汉语、蒙古语、满语、藏语的古籍善本。这些后来都被他带到了美国，其中有大约1100册藏在弗利尔美术馆，还有6000件则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国会图书馆也因为这6000件宝贝而成为了全球西藏研究的中心之一。
值得一提的，还有协和医学院的约翰·格兰特医生的妻子夏洛特。1922年，夏洛特跟随丈夫来到北京，在北京一住就是14年。在北京期间，她特别留意收藏藏族和满族的服装和配饰，比如长袍、补子、袋子、钱包、手袋、发饰、头饰、鞋子、领子、袖子等等，一共收藏了500多件。后来，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进入了北京，夏洛特就返回了美国，走的时候，她的清宫服饰收藏品塞满了39个行李箱，后来这些收藏品被捐给了丹佛博物馆。
还有一位劳费尔，他的身份是菲尔德博物馆人类学部的研究员，他的收藏品以中国的民俗物品为主，同时他也从中国的收藏家、太监、古董商、和尚等人手中买进青铜器、石雕、陶瓷和绘画。1901年至1904年，劳费尔在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和河北等地方考察，收罗了大批文物。离开中国时，这些东西装了305箱，分了9批才运走，其中包括7500件文物、500册古籍善本以及500个蜡筒唱片。1908年，劳费尔受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雇佣，又多次来到中国，他还去过西藏考察，前后一共搞到了19000件内陆文物和4000件西藏文物。这些文物构成了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中国藏品的核心内容，劳费尔也靠这个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一度被看作美国东方藏品的最后定调人。
以上是跟你分享的第三部分内容，北美博物馆里收藏的有一批文物是当年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被西方人带走的。相对而言，这样的文物的专题性比较强，比如，康格夫人主要收藏宫廷服饰，夏洛特主要收藏满族服饰，威廉·柔克义主要收藏西藏文物，劳费尔主要收藏民俗物品等等。因为这些文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而不是经济上，因此也不容易在归属问题上引起太大的争议。
说到这儿，本期的内容就说得差不多了。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讲到了文化掠夺中的“额尔金主义”，也就是把文物从所在地抢走的破坏行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多次侵略，使许多文物变成了他们的战利品，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和八国联军对故宫的抢劫，是最重要的两次。这些流失到西方的文物至今仍在引起争议和抗议，构成了当前文物归还问题最主要的部分。
其次，我们讲了通过买卖的形式，流失到海外的文物。这里面包括华尔纳以低廉的价格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的敦煌文物，英国传教士怀履光以走私方式运走的大批文物。参与文物买卖的，除了西方人，还有端方这样的清政府高官，以及卢焕文这样的国际文物贩子。由于这些文物至少在名义上经过了买卖手续，而且到了西方之后又在博物馆和收藏家特别是摩根、小洛克菲勒这样的大富豪之间多次转手，使得这些文物的归还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最后，我们讲到了作为学术资料被运到西方去的文物，比如甲骨文、服饰、书籍、民族资料等。和名画、瓷器、石雕等比起来，这些文物的经济价值可能没那么高，但是学术性和专题性都很强，它们构成了西方博物馆里中国藏品的重要部分。
应该说，上面讲到的文物流失的三种方式中，“战利品”是最不正义的，因为它是侵略战争的结果，也是最应该被归还的。而那些被西方人作为商品“买走”的文物，其实很多也带有欺骗或巧取豪夺的性质。至于作为“研究资料”被运走的文物，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谁在收藏中国》这本书里，也是持这样的态度。我们认为，这样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对我们理解文物归还和文化交流有一定的帮助。而且，这本书的作者毕竟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学者，他们得出这样的认识，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但是作为中国的读者，我们也应该批判地看待书中的观点。因为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看似“正当”的学术手段背后，隐藏的是西方的强势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造成的文化威慑。在当今的世界，虽然全球化不断深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强，但民族国家还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现实的国际政治格局，国界是不容否认和忽视的现实存在，我们有理由理直气壮地追回当年被抢走的文物。
实际上，近年来，西方人也已经开始反思“收藏中国”的行为。法国人曾经以枫丹白露王宫收藏的圆明园文物为荣，但现在，荣耀感正在消退，法国公众开始反思当年侵略其他国家和掠夺文物的不光彩的历史。而且，随着我国文物保护和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我们完全有能力也有责任保护好自己国家的文物，利用这些文物开展学术研究。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收复文物的活动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合作。
撰稿：胡一峰
脑图：刘艳
转述：校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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