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祖襄先生谈工尺七调之没有调式之分谈起

敝人近年来论及唐宋燕乐二十八调及明代以来工尺大行时，认为当唐宋二十八调逐渐瓦解，实用的宫调从北宋初十八调，到北宋徽宗时大晟乐时的十七宫调，到了元曲的六宫十一调，至明初以来，工尺七调开始大行，终致燕乐二十八调的均调体系破坏。而导致『均』的独立，而『调』（调式）遂瓦解。

故在工尺七调之下，是没有调式的，因此像是后世拿着工尺谱，不论是昆曲或其他的地方戏曲或乐器谱，在谈这首或这句是宫调式，那是商调式，或征调式，或羽调式等等。而把工尺谱变成简谱后，句尾或曲尾以1结的，谓之宫调式；句尾或曲尾以2结的，谓之商调式；句尾或曲尾以3结的，谓之角调式；句尾或曲尾以4结的，谓之清角调式；句尾或曲尾以5结的，谓之征调式；句尾或曲尾以6结的，谓之羽调式；句尾或曲尾以7结的，谓之变宫调式；在不管是戏曲界，或是中国音乐学界的学者或实践演出家，论中国传统工尺谱，包括杨荫浏等等，无一不是皆如此。

即如昆曲界，即到近来年的王正来先生的天鹅之歌的遗作《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译注》还是在以这样的通识下，在谈南北曲各曲牌的隶属哪一种调式，一皆使用之。不过，敝人以住未见有任何它见，故以为工尺七调无调式，是敝人的心得者，却在近来始获悉郑祖襄先生在2004年的《宋元杂剧伴奏乐器及其宫调问题研究》一文里却己早有先识了，其言如下：
 
『工尺七调没有调式之分，即没有宫调式、商调式各种调式之分；只有调高之分，即只有调性（均）之分』（郑祖襄：《宋元杂剧伴奏乐器及其宫调问题研究》，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3期）

只是郑祖襄先生此段文字虽可称有识，但该文的通体的论说内容实大有疵议，另有文论及之。按，郑祖襄先生的其学之长，是对于史料的掌握，在当今中国音乐学者内是前茅而令人叹服，如找到了南宋楼钥为蔡元定的《燕乐本原辩证》一书所写的序文，而证明俗传蔡元定的《燕乐书》或《燕乐原辨》的原名乃《燕乐本原辩证》，从而知道蔡元定此书的内容，如该序文所提，书内『每疑今之也，夹钟为黄钟，得唐史之言而信，故为图为说』，于是知蔡元定的立论乃来自《新唐书》而已，而其书中并因此绘出图，并有图说。而且『又列律本、正律、俗名三章』，而目的是『使人知今之俗乐，虽非古而其本则不能外此也』。而郑先生找出此文，亦使吾人一向主张蔡元定的对燕乐的看法，并不是对于唐宋燕乐得到什么不传的史料秘记，而因而得知唐宋燕乐的真相，而只是一如该序文所说的，是蔡元定依《新唐书》的所叙的内容，而自已去推想，该书只是蔡元定个人的推测，及其个人的臆想，根本不是一如王国维《中国音乐史》里去大胆以为是找到了唐宋燕乐的乐律史料，于是连同其本人及日后所有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者，众口一声，拿着蔡元定之书做『燕乐音阶』（俗乐音乐）的吕伯大梦，把所有的中国音乐史的燕乐论说，都述成了传奇野史近百多年了。

郑祖襄先生对史料的掌握及重视，实是每位研究者应重视的首要要务，但其次，这些史料的判明真伪，或是史料，或是个人想法，这对于研究资料的掌握就大有差别了。可惜的，郑先生是言必称杨荫浏及黄翔鹏，而未能先查证该两位作古的先人，其说是不是算得上定理定律，也当然就对于其发现的楼钥的序文对于中国音乐史界对于燕乐的论述连错百多年都忽視了。

况有一说，因为郑先生对于明清以来昆曲的声腔格律袭杨荫浏及黄翔鹏，没有亲自探昆曲曲律之本，但郑先生又喜欢谈《九宫大成》或清末最后一次昆曲的造腔运动的《碎金词谱》，故论及昆曲的看法出错，亦十分可惜了。不过，谈到郑先生的论文里，有一篇十分中肯的看法的《关于贾湖骨笛测音数据及相关论证问题的讨论》，是属于郑先生的最掷地有声之学术之作，该作之作，对于揭发以胡乱所谓实测而伪造古史的贡献可说是重要非浅的。（刘有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