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王』王莽的失败---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中国（二）

写《汉书》的班固在〈王莽传〉上中下三篇之末，总结里指出的，我们今天把那些『价值判断』的话拿掉，约可见，『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而于『汉中微』之时而兴，也是『亦天时，非人力之致』。而王莽即位后，『自以黄、虞复出』的各种施政，反而造成的后果是『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垄发掘，害遍生民』，结果造成的后果，是『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而且『莽诵六艺』，而结果却是祸害人民。这些摒除了属于价值判断的话之后，亦实中肯。

王莽的那个时代，汉朝已从开国初的人口一千万人，增长到五千多万人了，以当日中国以农立国，生产力有限，五千万的人口，在自由放任的社会环境之下，自不免于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的现象产生，而且在五千万人口的当日，这种现象已是触目惊心的地步。在司马迁《史记》里那个西汉盛世，他在〈货殖列传〉里歌颂一切能够投机致富的资本家。在人口没有成长到一个瓶颈的向上的活力的汉武帝及其前的时代，先让不少人富起来是国力成长，人民富裕之基，但是西汉人口成长，可分地更少，且钱生钱为钱找出路之下，于农业社会土地仍是生财蓄财保值的最佳工具，一如几千年后的现代，有钱人仍是以大置房地，搞投机暴富及保值为主。土地集中，农民因各种灾病而售地于富农富商而沦为奴婢者层出，已是西汉末年王莽那个时代的现象。这种现象，必将引生的就是人口增长超过了停滞性的农业中国的负担极限，于是战乱的暴发，造成民生涂炭，及改朝换代之下，人口减至可与地利平衡的常态，就是以往中国历史上不断的宿命。而王莽所处的西汉哀、平之际，就是这种暴发的征兆初生。一个论史的人，他就应是一位可以解决此一社会问题的政治家，即，最佳的史家就是政治家了。一如明末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在书末的〈叙论三〉指出，论史必须『推之而可行』、『求适于用』，也就是你如果要论史，那么，不是像王夫之指出的，像是明代李贽（卓吾）之流的评史，搞『奇诡』之说，去吸引浅薄之徒的虚誉，而是，论出来的一定要适用于后世之用。那么，王夫之在此书里，谈到汉朝到了那个光景，如何应对当日的社会实况，那个人口膨胀，土地集中，社会两极化的时代呢，王夫之认为，『农桑者，小民所自劝也，非待法而驱也』、『非一切之法限之不得而继之以刑者也』（卷五）。其意指出，王莽搞了许多仿古的政制，反而扰民，而王莽更施加以严刑竣法推动下去，反而害民。

按，以今日来论之，像是王莽所处的西汉哀、平时代，善理政务者，岂不在于先全力重心在『限田』，限制不得拥有超过限额的土地，而不是搞出了『井田』制；多出限额地，则于该富豪之地，官购之分予奴婢（或以官府规定地租租放于奴婢），并于官府立券，奴婢与其主子脱离关系，而人民得以就己拥有的地努力耕种。则不用废奴而奴自废，不用收田来搞井田而田自分予民。按，此可以缓化宿命的人口过剩的危机的到来，而不是反而像王莽的施政反而助长加快了动乱及人民涂炭的到来。

其实，东汉的那位被上世纪因掊击虚妄而求务实而很受学界吹捧的王充，在《论衡?异虚》里讲出了『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政之得失』这种匪夷所思的话来，虽未明为何中国各朝代不由政治修明与否，到该乱的时候必乱，传统中国各朝代的气数都有定『期』，但如果就人口、土地之间的关系，不就是可以明白了乱之生，非政完全可救。但虽不完全可救，仍是可以在善政之下，可以延缓其发生的频率。（刘有恒，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