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王』王莽的失败---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中国(二)
写《汉书》的班固在〈王莽传〉上中下三篇之末,总结里指出的,我们今天把那些『价值判断』的话拿掉,约可见,『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而于『汉中微』之时而兴,也是『亦天时,非人力之致』。而王莽即位后,『自以黄、虞复出』的各种施政,反而造成的后果是『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垄发掘,害遍生民』,结果造成的后果,是『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而且『莽诵六艺』,而结果却是祸害人民。这些摒除了属于价值判断的话之后,亦实中肯。
王莽的那个时代,汉朝已从开国初的人口一千万人,增长到五千多万人了,以当日中国以农立国,生产力有限,五千万的人口,在自由放任的社会环境之下,自不免于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的现象产生,而且在五千万人口的当日,这种现象已是触目惊心的地步。在司马迁《史记》里那个西汉盛世,他在〈货殖列传〉里歌颂一切能够投机致富的资本家。在人口没有成长到一个瓶颈的向上的活力的汉武帝及其前的时代,先让不少人富起来是国力成长,人民富裕之基,但是西汉人口成长,可分地更少,且钱生钱为钱找出路之下,于农业社会土地仍是生财蓄财保值的最佳工具,一如几千年后的现代,有钱人仍是以大置房地,搞投机暴富及保值为主。土地集中,农民因各种灾病而售地于富农富商而沦为奴婢者层出,已是西汉末年王莽那个时代的现象。这种现象,必将引生的就是人口增长超过了停滞性的农业中国的负担极限,于是战乱的暴发,造成民生涂炭,及改朝换代之下,人口减至可与地利平衡的常态,就是以往中国历史上不断的宿命。而王莽所处的西汉哀、平之际,就是这种暴发的征兆初生。一个论史的人,他就应是一位可以解决此一社会问题的政治家,即,最佳的史家就是政治家了。一如明末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在书末的〈叙论三〉指出,论史必须『推之而可行』、『求适于用』,也就是你如果要论史,那么,不是像王夫之指出的,像是明代李贽(卓吾)之流的评史,搞『奇诡』之说,去吸引浅薄之徒的虚誉,而是,论出来的一定要适用于后世之用。那么,王夫之在此书里,谈到汉朝到了那个光景,如何应对当日的社会实况,那个人口膨胀,土地集中,社会两极化的时代呢,王夫之认为,『农桑者,小民所自劝也,非待法而驱也』、『非一切之法限之不得而继之以刑者也』(卷五)。其意指出,王莽搞了许多仿古的政制,反而扰民,而王莽更施加以严刑竣法推动下去,反而害民。
按,以今日来论之,像是王莽所处的西汉哀、平时代,善理政务者,岂不在于先全力重心在『限田』,限制不得拥有超过限额的土地,而不是搞出了『井田』制;多出限额地,则于该富豪之地,官购之分予奴婢(或以官府规定地租租放于奴婢),并于官府立券,奴婢与其主子脱离关系,而人民得以就己拥有的地努力耕种。则不用废奴而奴自废,不用收田来搞井田而田自分予民。按,此可以缓化宿命的人口过剩的危机的到来,而不是反而像王莽的施政反而助长加快了动乱及人民涂炭的到来。
其实,东汉的那位被上世纪因掊击虚妄而求务实而很受学界吹捧的王充,在《论衡?异虚》里讲出了『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政之得失』这种匪夷所思的话来,虽未明为何中国各朝代不由政治修明与否,到该乱的时候必乱,传统中国各朝代的气数都有定『期』,但如果就人口、土地之间的关系,不就是可以明白了乱之生,非政完全可救。但虽不完全可救,仍是可以在善政之下,可以延缓其发生的频率。(刘有恒,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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