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南曲戏文与书会才人

（一）、南戏不是生成于民间歌舞

像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里指出了南戏和宋杂剧无关起，肆后不少戏曲学者皆接力于王国维，主张南戏是出于民间的里巷歌谣，并举了一本几百年后，表面上看来有清初何焯的注文夹杂于内，而挂名为明朝的天池道人所著的《南词叙录》里的『宋人词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的几百年后清初人的猜测之辞，当成根据，其间荦荦大者，而影响不可胜道的，如像是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1980），就据以指出，南戏『不是从传统的宋杂剧中发展出来，而是从当时、当地的民间歌舞中产生出来的。』

（二）、南戏创自书会才人采广义的宋人词

这种说法，只要查证一下，这些南戏曲牌的源流，尤其是应查明当日的南戏的作者群的成份的系书会才人以永嘉的书会为首，而创立出了南曲戏文，故早期南戏才以『永嘉戏曲』为名，且从用『戏曲』二字，知此一戏文乃不同于当日主流的宋杂剧，以俳谐为主，而是以『曲』为主的『戏』，和唱大有关系。及其所据以编剧的曲牌的出处，即可以看出了和南宋流行的广义的宋人词的慢曲、法曲、宋词、唱赚、小唱、嘌唱、诸宫调等大有相关。而于南戏戏文所采的十三调，仍是有宫调为名，故所谓清初何焯在《南词叙录》里所说的『不叶宫调』、『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只是清初挂名天池道人的何焯，看到明代有记载，伶人都是随口唱的徒歌的表演形式，没有使用伴奏乐器，或虽有采伴奏乐器，但当日南戏的演唱，都是乐器跟着唱口的音高而随声而伴奏，一如明代的昆曲演唱亦用乐器配合唱者的音高，而照着唱者发音的音高伴奏，而不叶一定的宫调。

明末的沈宠绥在《度曲须知》里，就指出了像南曲的昆曲这种等同『唱调』的不合宫调之实。因此『不叶宫调』，依史实不是指因此南曲必没有宫调，即便南戏的宫调未必像北曲那样恪守于元朝由乐器定宫调的音高，元曲的唱者，是依乐器的音高调整出腔发调的音高。而南曲由唱者主导，因而宫调沦为只做为写剧者定套数时的『声情』属类的大致标识而已。如，明末自号『有情痴』者，所写的《花萼楼》一剧，于〈凡例〉里就指出了其创作该剧的各出时，于『择调』时，是『视其悲欢，如伤悲则用南吕，凄怆则用商调，雄壮如正宫，闪赚如中吕，作者审音辨律，俱宗南谱。其中少有不叶，又从乎时。』[1]

（三）、《南词叙录》清初何焯伪造，非史料

而清初何焯所写的《南词叙录》的『宋人词益以里巷歌谣』『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也不是实录，而是以数百年后的清初此一自取名为『天池道人』的何焯，看到当日南戏的曲牌的名称去猜臆，看到牌名有像宋人词的，也有一些曲牌名字像是出自里巷歌谣的，如【福清歌】、【台州歌】、【福州歌】等等，于是臆度之辞出口成章。

后世论戏曲的学者，实应先去考明《南词叙录》是不是南戏初起的信史。像是1997年初发表及收入于2000年《戏曲源流新论》、2003年于《俗文学概论》，曾永义则依张庚、郭汉城之说而调和前人之说而加详之，以南戏二阶段之起，一为『鹘伶声嗽』期，在永嘉初起，以乡土歌舞为基础所形成的小戏，而定于北宋徽宗时期。二是转为『永嘉杂剧』乃吸收流入民间的官本杂剧形成，乐曲是里巷歌谣和词调。

（四）、书会才人及教坊乐工的贡献

按，北宋于徽宗期，辉宏大晟雅乐，一如史料所载，徽宗为了大晟乐的推行，而下全面毁既有俗乐，而颁新律、新订曲子，而且于《宋史》里，明载南宋初年，当日民间『俗乐』，即包含所有非宫廷雅乐以外，所有中国的音乐，当然，包含了南戏、诸宫调、唱赚、小唱、嘌唱、宋词、村坊小曲、里巷歌谣等等，一切民间的词乐，都是『先制谱，后命词』（《宋史?乐五》）的史实；而南戏戏文的『作者论』的把捉是十分重要的，南戏不是里巷村坊某些哼哼唱唱的人民可以自搞成的众多曲牌筑构成体的戏，而是因北宋末废大晟乐府，乐工四散，加上南宋初年，废除教坊，乐工再四散，于是于永嘉首产生了制作南戏戏文的书会。因为书会结合了文人及四散的教坊乐工，也在一个繁荣的市况，有充份的经济物质条件让戏曲可以滋养茁壮成长的环境，于是有物质基础的大城温州一带，乃可以结合文人和乐工成立书会，靠写剧而可以养活一个书会，如此之下，曲牌的音乐由乐工写就，他们在创某少部份曲牌时，也可以采永嘉当地的里巷歌谣及村坊小曲的整只或取撷旋律里的一部分当素材，或改写永嘉当地的村坊小曲及里巷歌谣，也可以自创；而从南戏的曲牌牌名，也可以看出自创乃是占最大宗，而且不少是取宋词的词牌名称另创新旋律，他就以自己的能力写出了曲牌音乐，而后由书会才人为之填出曲辞，而也取用当时南宋的大曲、法曲、慢曲含引、近及宋词或唱赚、小唱、嘌唱、唱赚等等的民间俗乐的曲牌；而且即如北宋词人的曲牌，到了这些书会才人及乐工的手中，旋律也从『汴都正音，教坊遗曲』转而成了『淫哇』之曲（见南宋刘埙《水云村泯稾?词人吴用章传》，清道光年间的爱余堂刻本），也非以往北宋时词乐之旧，因为不少北宋词人的词牌的唱腔也因战乱及人们的对于音乐喜新厌旧，唱腔往往换成新腔，而另成为如『淫哇』的新声了。


书会才人从事的创作不少，像是宋末元初的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章，提到『书会：李霜涯［作赚绝伦］、李大官人［谭词］、叶庚、周竹窗、平江周二郎［猢狲］、贾廿一郎』，可见南宋杭州的书会的才人有写赚的，有写谭词的，不一而足。就在南宋末年吴自牧所写的《梦梁录》里，即有指出社会上『更有一等不着业艺，食于人家者，此是无成子弟，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的人，也是酝酿及参与书会的生力军。

又像是南宋末年的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也指出了：『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这『市井做赚人』即往往亦是书会的一份子，从沈义父的文字里可以看出，一首词或赚的成就，有属于『才人』的『市井做赚人』及『教坊乐工』共同合作，而且从沈义父的文字里也可以看出，合作时都是『依腔填词』的，因此教坊乐工有知乐之才，写出来的乐曲旋律好听，而反而是填词的才人，顺着旋律虽十分合腔但文字不佳；而所谓前辈文人，对词牌旋律没有知乐的才能，因此不能就既有的己先有的固定的词牌唱腔，去配合填唱来适当的用字，以致于光是重视文彩，才有『不谐律腔』的问题发生。而同样，要成就更多词及赚构成的套曲形式的南戏戏文，更是『才人』及『教坊乐工』去成就一只只曲牌，断然不是不知所谓的『民间』何人，去依当地土音土语去依字声行腔，于是大量曲牌可以成就的出来的。

吾人十分怀疑沈义父因为对于戏文及赚之别不很熟悉，所以他在文中所指的『市井做赚人』，实即也包括了写戏文的才人，只是因为就词牌而言，成套的词牌所构成的『赚』和加上了宾白所构成的南戏之间的界限，沈义父未着意于此。故这段话，实相当程度地素描出南宋末年南曲戏文写作的生态，是由才人及教坊乐工的合作。而永嘉的书会[2]，则以编写南戏剧本最为有名。而杭州的书会编的戏文，有『古杭才人新编』的《宦门子弟错立身》，及『古杭书会』的『才人』编写的《小孙屠》。而在《宦门弟子错立身》里，也有『真字能钞掌记，更压着御京书会』之语，提到了要和另一由关汉卿领导的编写北曲杂剧书会里为首的北京的『御京书会』争风。像前述《张协状元》的『占断东瓯事』的『东瓯』，即指永嘉；而数十年前发现的明代成化年间的《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里的末角开场所道的『亏了永嘉书会才人，在此灯窗之下，磨得墨浓，蘸得笔饱，编成此一本上等孝义故事』里，即知此本戏文也是出于永嘉书会的才人之手。且剧内又提到了其对手的『九山书会』，也是永嘉当地另一编写南曲戏文的书会。

（五）、南戏和宋慢曲的闗联性

在南戏的早期，吾人不但发现其所采用的十三调，每一调于运用时，都可以采用跨宫调的十一只曲牌如本书〈谈南曲《十三调南曲音节谱》的『摄』及『因』〉章内所述的于南曲《十三调南曲音节谱》内所述及的：『【赚犯】、【摊破】、【二犯】、【三犯】、【四犯】、【五犯】、【六犯】、【七犯】、【赚】、【道和】、【傍拍】己上十一则，系六摄，每调皆有因』。即每一宫调，都可以使用以上这十一只曲牌，但都有『因』（『序子』），这十一只曲牌，从张炎《词源》看出，乃使用六均拍的『引、近』类慢曲。而且，吾人从《十三调南曲音节谱》目录，亦可以看出此音节谱，构成，还包括了征调曲，此系大晟乐之下，所创造出的词牌，也有指出了在双调内收有『夹钟宫俗调』，并指出如【驻马听】、【风入松近】、【淘金令】（金字令）、【二犯江儿水】等等都属于『夹钟宫』（均调名的命名法，实即中吕宫）。以南戏戏文的曲谱，竟把某些曲牌应用到了夹钟宫，却还指为『俗调』，可知编此谱的书会才人，必不以其自身为列身于凡俗的编户齐民之列，应以知识分子自负，亦以南戏戏文而自负。

（六）、《南词叙录》乃伪书，且是使近百年的南戏研究走上不归歧路的祸首

于是再思索，像是清初何焯的伪书《南词叙录》算是一部误戏曲界至甚之书，中国戏曲史的研究者，如果论南戏不先考据史料，而是依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的为学心态，光是找来一些古书，不辨真伪就抄，一如抄掇《南词叙录》，把南戏起源编成了『不是从传统的宋杂剧中发展出来，而是从当时、当地的民间歌舞中产生出来的』，而未再找其它的可靠史料如上举的《宋史?乐志五》来研究，则拿清初何焯个人见解的《南词叙录》里的臆测之词，当成史料抄掇当成事实据以架构的中国戏曲史，则依此真伪不辨的错误之路，后人立基其上，不管再怎么加详，也没有可能得到南戏的真相。

但，如果有用南戏于南北宋间生成时的第一手资料的当时南宋的人的叙述，民间俗乐都是依腔填词的，吾人反而可以直接在此《宋史》里，查找出南戏声腔的既非依字声行腔，及和村坊小曲及里巷歌谣的交集实未大于对于词调有关的俗乐，如宋词、唱赚、诸宫调的继承关系反而较为密切的南戏的真相来。

《宋史?乐五》里，指出南宋初在绍兴四年时，有『（雅乐在北宋末的）崇宁以后，乃先制谱，后命词，于是词律不相谐协，且与俗乐无异』的记载。当然，俗乐也也包括了不但宋词、宋杂剧、唱赚、诸宫调、小唱、嘌唱、村坊小曲、里巷歌谣等等各项含有歌唱的百戏散乐的表演艺术，也包括了当日初起的南戏在内，其实，我们如能读《宋史》该段文字，实是指称当日除了雅乐以外，当日所有的中国各种歌曲唱腔都是先有唱腔后填词。就算特例状况下，个别有天资聪慧的知乐文人或知文的乐工，则词及曲可同时两全或不是没有，但只要创出了曲调，则它人填词，形成词牌及曲牌，仍还是依腔填词。连雅乐在北宋徽宗崇宁年以后都亦如俗乐一样，即，天下所有的歌乐都是依腔填词，于是断无宋代的南戏或连同宋杂剧里的歌曲或大曲、法曲等等，会有因着某地的方言口音发而为唱腔的腔调之说成立的立足之地，而都是先有唱腔，再由才人依剧情的歌词的需要，而依己意填入字进去。

如果把一部中国戏曲史，最重要的南戏的诞生，如果简单化的，想成是出自人民的民间歌谣，而且还是永嘉地方话依字声行腔得出了永嘉戏曲，一路又谈元曲而谈到昆曲，都用依方言去依字声行腔的曲唱违背史实的解释而形成了『腔调』在臆解，或去相信几百年后清人何焯的《南词叙录》对于南戏的臆测，当成史料，而却对于真正一手史料的《宋史》内的记载而未去捡读，则戏曲史的研究的成果，岂不都成了以小说家的笔触写成的戏曲史传奇演义之伦，而未拿考正了的正确史料来论说，所以直到今天，也还惟独只有戏曲史开山老祖的王国维的著作，才是惟一有真正戏曲史家扎实的功夫之作。（刘有恒:《宋元明戏曲史考略》，台北：城邦印书馆，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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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有情痴：《花萼楼》，《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刋》第一辑第三册，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11年。
[2] 书会，犹今之言笔会，『书』指，书写、创作之义，书会即从事于创作的文人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