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君主并无『祭地』考略

一、前言

钱穆在1932燕京学报第11期《周官著作时代考》（收于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九州岛出版社，2011）里，其实，在其第一章『关于祀典』的第七节『论方泽祭地』，已举证历历，表示：『考之古籍，似乎古人只有社祭，别无地祭。』因为古籍以『郊』与『社』并言，『郊』即祭天，而『社』指是『社祭』，所以古籍有『享帝于郊，祀社于国』、『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明乎郊社之义』。而即如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郊社十五》亦已考证：

『古者祭地于犹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后用太牢于社也。记曰：「天子将出，类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

而钱穆遂指出：

『《周官》著者，正在阴阳的对偶上玩把戏。一面是天神，一面为地示；一在冬日至，一在夏日至；一在地上之圜丘，一在地中之方丘；一乐六变，一乐八变。……《诗》《书》惟称天、帝，不见有天地对偶相称之说。后人天地并列，则天之尊严已失，…。而《周官》制礼，显已采用此等见解，因而来玩此一套天地方圜、阴阳寒暑两两相对成偶的把戏。…《周官》一书，乃学者一时理想上的冥构，而并非史实记录。』

按，钱穆并举《逸周书?作雒解》：『乃建大社于国中』指出，所谓国中，决非方泽可知。按，钱穆早在八十年前但是像其考定之《周礼》系战国末年伪书，时代尚在《吕氏春秋》成书后。《周礼?大司乐》里，却指出：『方泽祭地』：

『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

其中，以冬日至，圜丘祭天；夏日至，方泽祭地，根本是写《周礼》者，于社祭外，又另祭什么『昊天上帝』及『社稷』，而有如『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等祭礼之言。

在祭礼里，『地』与『社』不同，钱穆并举秦蕙田《五礼通考》：

『土亦是地，而与祭地异者，隤然下凝，皆地也。其职主载，惟天子得祭之。于地之中，别而为土，职主稼穑以养人，《洪范》「土爰稼穑」是也。故自天子下及庶民，被其功德者，均得美报。此主谷之祭，所以达乎上下也。』

二、第一手史料《诗经》无单独祭地之诗歌，『后稷』并祭天

按，论周代，尤其是严守封建宗法社会之西周，第一手的史料，于文献上，只有《诗经》及金文，《尚书》里的周书尚有参考价值，但像是所谓虞夏书的《尧典》《益稷》等全都是战国时所造，此点，钱穆及不少学者亦别有考证。

凡后世所造的书册，其价值实只有臆造当时代的价值。此即指，像是《尧典》（含《舜典》）《益稷》等的内容，只能体现战国时臆造当日，作者的认知及当时的一些社会认知的体现而已，虞夏的史料的存在性，应另详加剖析之。如《尧典》谈尧舜的巡狩，不是指那新石器时代之传说中的尧舜的其部落联盟的疆土，真是到达足以东西南北去巡狩，那只是战国时，写作者当日想象大一统之下，帝王统一中国，版图如许之大之下，其所期望值，而非尧舜古代真有其事。

而在《诗经》中，并无任何祭天之外，另有祭地的礼典。而且，《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在西周礼制下，在祭天时，配以后土的后稷，故周天子亦无另立『地』祭。

而即使战国时代的后人追述的《逸周书·作雒解》里，指出周公『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或《孝经·圣治章》指出的：『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即，周天子的『社』的『后稷』是与祭天时一并祭的，而即使《逸周书·作雒解》又增加了『日月、星辰』，但仍是并祭于祭天之时，没有像以周礼为名，鱼目混珠的《周礼》里，还分为六祭，分祭『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去搞数学拼凑游戏：

『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

《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指出：『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尚属东周较质朴之说，将祭天赋之于天子，祭社稷（按：土）赋之于诸侯。

到了西汉初的古本《周官》被司马迁所见，已进化到了冬日至，祀天，夏日至，祭地。像是《史记?封禅书》：『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即，当初古本的《周官》，即未被刘歆、王莽主导增伪的旧本，出于西汉初年的《周礼》里。

而《礼记?王制》篇内有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即又以天子不祭『社稷』而只有『诸侯祭社稷』，又是更晚之后世之说。

三、小结

坊间不少论到周代、政制及礼制等的书籍，不少都未审明史料的真伪，而言之凿凿，大谈周代天子的祭天地，而举未经考明的西汉刘歆、王莽添改西汉初由河间献王收罗来赵地学者的伪造的旧本《周官》(按：司马迁《史记》及匡衡上奏里有引用)及上述后世的儒者臆说为说，而旧本《周官》，后经刘歆在王莽下指导棋之下，主导变造如今本的《周礼》。而世之不少学者，却把王莽的理想制度的《周礼》，当成西周封建宗法的实有其事。故《周礼》的有害于学术昌明，大矣。

学者应摒《周礼》于探究史实之外。《周礼》的古本的《周官》出世于西汉景武河间献王的时代，完成于西汉末年刘歆及王莽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法蓝图的天方夜谭，根植在迷信的阴阳对偶术数之下，华而不实，大而无当，内容兼容并蓄，时见矛盾而不周。其对于思想史的研究，一些内容，可以探西汉时代，人们对于周朝礼制的想法，因为在西汉初发见的不少史料，见于《汉书?艺文志》的不少今日都已佚，故《周礼》内容，或有根据今佚的古籍内容的成份，但在内容里的哪儿，也不可考。故实不宜于研究思想史（含迷信的阴阳术数史）之外来运用。（刘有恒，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