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此图非与傩有关———从查考周秦汉傩制史得证
按，依此文作者的叙述来看，此必不是『傩戏图』。一来，所谓的『傩戏』的戏曲形式，要到了近代以来始产生。以西汉当中而言，傩仪的实施，因为尚未有刘歆在平帝时为王莽添伪《周官》成《周礼》，故而尚无刘歆所炮制出来的方相氏，一如《左传》曾举东周春秋时代的楚康王死而大丧时，鲁襄公下墓致礼以前，还找来巫觋『祓殡』而行襚礼，因为周代根本没有方相氏，会如西汉末刘歆在《周礼?方相氏》里炮制的方相氏于君王大丧时，由方相氏『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的仪式，所以鲁襄公才会害怕下墓致礼，而要找来巫，『使巫以桃茢先祓殡』（《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才敢下到墓室去。
故从周代到西汉末刘歆为王莽制礼之下所设计出来的方相氏傩仪之前，都是找巫来『以桃茢』来『祓』的傩仪，由《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明显可见到若是没有刘歆为王莽制礼，创造出方相氏，就不会有傩仪上实质的改变。而刘歆创造了方相氏，是记载在《周礼》中，出现在王莽当政，掌内外朝的西汉平帝（公元前9~公元6年）元始年间，此后中国的傩仪制里出现过有方相氏此一刘歆的创造发明的脚色。
而且刘歆在《周礼》里的设计，于实施时亦有些更动，不是《周礼?方相氏》所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原封不动地据以实施，而是改如东汉初年卫宏在《汉旧仪》里所描述的：『方相帅百隶及童子，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唐初李贤的《后汉书》注，另唐初李善在注南朝梁刘勰的《文选》的张衡《东京赋》时，也引用了《汉旧仪》：『汉旧仪曰：昔颛顼氏之有三子，已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罔两蛊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为小鬼。于是以岁十二月，使方相氏蒙虎皮，黄金四目，玄衣丹裳，执戈持盾，帅百隶及童子而时傩，以索室中而殴疫鬼也』）』，已另有专文剖析，兹不赘述。
此《汉旧仪》记载了王莽于西汉末当权及其新朝时期的傩制的真面目，到了东汉，才又损益之，而呈现如张衡《东京赋》的内容：『方相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瘅必毙』，出现『巫觋』于逐疫队伍里，而不只是王莽时期的『方相帅百隶及童子，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无『巫觋』在内，可见东汉所损益的是把百隶换成巫觋了。一直到东汉末桓帝时的太常胡广又损益之，而出现以『十二兽』（十二神）取代东汉原先的巫觋，如后述。但胡广之制或未推行过，而只是纸上谈兵，被司马彪辗转记载于其《续汉书?礼仪志》内，后来又拿来插入到范晔的《后汉书》里，其中过程，已另有〈《后汉书》所载大傩制度曾在东汉末昙花一现吗？〉专文剖析之了。
但看看此座老城M61壁画墓，出现时代如前述被考定是在更早期的『约当元帝至成帝之间（公元前9年~公元6年）』，则根本方相氏还没有被刘歆发明出来，此壁画依史实看，是根本出现不了方相氏在行傩，而且更不可能有晚到东汉末年胡广设计以『十二神』（十二兽）来取代叙于东汉前期张衡所写的《东京赋》里东汉所行包含巫觋在内方相氏傩制里的巫觋。
故《后汉书．礼乐中》：（仲春之月）『案户祠星立冬冬至腊，大傩土牛遣卫士朝会。……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傩』）止恶气。……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皁制，执大浅。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振子和，曰：「甲作食杂，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觯。嚾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櫑、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是月也，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飨遣故卫士仪：百官会，位定，谒者持节引故卫士入自端门。卫司马执幡钲护行。行定，侍御史持节慰劳，以诏恩问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毕飨，赐作乐，观以角抵。乐阕罢遣，劝以农桑。』
此所述东汉末胡广纸上谈兵所设计的傩仪里，有方相氏及十二兽。而〈洛阳西汉壁画发掘报告〉假设此壁画『右上角是一只绿色的蟾蜍，其下绘一直立的白虎。左上角绘一只红色似虎的动物。其下绘一只头上尾下的龙。上中央绘一只凤凰。凤的右下方绘一只深紫色的熊（?），凤的右下方绘一人，穿红色衣服，色已残佚。下部绘一巨兽，面似虎，四肢长毛，身穿红衣。兽的两臂上各绘一人，穿赭石色衣服，手各持一个鼓状物。画面空隙地方则以彩云填补。此画内容，类似傩戏图。』加总一下，没有十二兽之多，即使把画里『凤的右下方绘一人，穿红色衣服，色已残佚』视为西汉末刘歆造出方相氏之职官之类的西汉时只是巫觋来当之，则余之『绿色的蟾蜍』、『直立的白虎』、『红色似虎的动物』、『头上尾下的龙』、『凤凰』、『深紫色的熊（?）』、『巨兽，面似虎，四肢长毛，身穿红衣』、两『人，穿赭石色衣服，手各持一个鼓状物』全都视为『十二兽』之一，则连同两持鼓状物的人全视同兽类，则也不过九只鸟、兽、人而已。况且此画中分明绘有三个『人』，则分明不是兽类了，而假设把『巨兽，面似虎，四肢长毛，身穿红衣。兽的两臂上各绘一人，穿赭石色衣服，手各持一个鼓状物』当成化了妆的如西汉末年王莽当国时，刘歆伪造成的《周礼》的方相氏始被王莽制出此方相氏主导的傩仪之礼，则此画里的情境一来都不能与《后汉书?礼乐中》所述的东汉末将要实施而或未曾实施的大傩之仪内容符合，尚且西汉『约当元帝至成帝之间（公元前9年~公元6年）』此座老城M61壁画墓搭建之时，刘歆都还没有构思出方相氏写在《周礼》里，也没有王莽当国，则此一老城M61壁画墓上，根本就从傩仪的进化的史实来看，就根本在此时期没有方相氏，也没有东汉末胡广纸上构想的十二兽，则〈洛阳西汉壁画发掘报告〉内把此座老城M61壁画墓，看成傩戏图，就实为不伦了，因只是抽象的神话故事画而已。
三、孙作云释成西汉即有方相氏与十二神兽大傩图
而郭沫若（1892～1978）在1964年第2期《考古学报》上亦发表〈洛阳汉墓壁画试探〉一文，认为雕砖上所刻绘是描绘宇宙之象。而孙作云（1912～1978）在1977年第4期《郑州大学学报》上发表〈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傩仪图〉，后见郭沫若此文，再补一篇〈洛阳西汉墓壁画考释〉，于其死后发表于《洛阳古墓博物馆》，《中原文物》，1987年特刋上，除反对郭沫若的说法，仍持其原始说法，认为壁画『后室后墙的壁画，和前后当中隔墙上的砖透雕，所表现的都是打鬼行事，即“大傩图”（打鬼图）；后室后墙上的壁画，是大傩的开始式（即开始打鬼），中间隔壁上的砖透雕，是大傩的进行式（即正在打鬼）；合二者为一，便是一幅自始至终的大傩图。像这样的大傩图，在中国只此一份，以前还未曾出现过。』
按，像是如东汉嘉祥县武氏祠，孙作云也认为出现了大傩图，而认为其当中戴兽面，蒙兽皮，人立，执五兵（头戴弓，手持剑戟，足操钩镶与矛），作舞蹈姿势的怪物是大方相氏。按，东汉时已照袭王莽时刘歆所制定的方相氏傩仪，故在时代的立基上有成立的余地，至于此武氏祠是否真有大傩图，自有可以讨论的立基。
四、西汉壁画不会出现傩图内有十二兽
按，又由孙作云将各面墙的所绘加总来论是大傩图，且指出：『东汉大傩，神兽有十二，西汉时，可能少一些；但不管怎样，在打鬼时有神兽这点却是确无可疑的。』（孙作云：〈洛阳西汉墓壁画考释〉）此段文字，并不符历史事实。因为，刘歆在西汉末平帝时，为王莽制定傩仪时，其《周礼》时明文指出，方相氏『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方相氏所率的是『百隶』（上百的仆役），而不是『十二神兽』，而且，到了东汉前期张衡的《东京赋》里所提到宫廷大傩时，亦没有提到十二神兽；因为，十二神兽说是由晋代司马彪写的《续汉书?礼仪志》内所述，日后被置入南朝范晔的《后汉书》里的一份子。而此《礼仪志》内容所述，是东汉桓帝时三度任太常时所制定的傩仪里，把东汉原来所行的如张衡在《东京赋》里所述，东汉原采方相氏带头，领着巫觋的巫觋角色（『方相秉钺，巫觋操茢』）换成胡广设计的用十二神兽取代巫觋来逐厉鬼，而且此一十二神兽的大傩制，依文献上也找不到左证，故文献上无实施之征，已于笔者另文〈《后汉书》所载大傩制度曾在东汉末昙花一现吗？〉一文内有所剖析之了，请读者并参，兹不赘言。
十二神兽者，是东汉末年胡广改东汉原来所斟酌损益之下，实行刘歆为王莽设计此一方相氏制时，加以胡广化的改东汉原来由《东京赋》所述的东汉方相氏大傩制的『巫觋』而改成《后汉书?礼仪志中》所谓的『十二神追恶凶』，把东汉原来所实施的方相氏率巫觋及侲子万童驱疫，改为方相氏率十二神兽。如果此墓是东汉末年胡广为黄昏的东汉所设计的十二神兽大傩制之后的盖建的墓，则孙作云的直观才有成立的可能。但西汉末年连刘歆于平帝元始年间，为王莽设计而推行的方相氏傩仪的《周礼?夏官?方相氏》都还没有出现神兽，更遑论十二神兽是东汉末年桓帝时胡广脑中的构思已，则西汉又早于平帝之此墓，更不可能出现到东汉末于胡广脑中制定的神兽制，故反而此墓室壁画上，绘了一大堆的兽，反而是得出了：此必非大傩图。而已故的孙作云，光是从直觉里去推想：『西汉时，可能少一些；但不管怎样，在打鬼时有神兽这点却是确无可疑的』，竟完全不符史实的说法。更光从壁画上充满兽类，即知此一被孙作云所视为中国惟一出土的西汉大傩图，竟然真相是：必非大傩图。
五、大傩和傩有别
况且孙作云把“打鬼图”都与“大傩图”划上等号，更不符汉代对于大傩的定义。按，只有季冬由天子主办的傩才是大傩，其他时地，不管官府或民间的傩皆不可谓之大傩。而只有在大傩时，才由皇宫的方相氏掌大傩，其他时候官府或民间的傩是没有方相氏此一皇室命官在主持的，都只是找巫觋来承应的。因而其傩仪必无皇宫主持的方相氏领衔的季冬大傩礼那样的盛大隆重。因为，在《周礼》里，方相氏的编制全国只有『狂夫四人』，而举行傩的时间全国各地全都在同一天，则四个狂夫怎能包辨全国大小傩仪，故此方相氏的狂夫四人，只是刘歆设计来给天子独享的。而除了宫廷以外，其他由巫觋主持的其他官府或各民间的傩仪，当然没有方相氏此朝廷内命官在场，也不会有什么百隶，至多是巫觋的助手参与行一堂的傩仪，如是而已。
六、附会成十二神兽参与大傩图持续发烧于美术考古学界之中
而数十年过去，美术考古学界尚有学者又加以深度附会，而臆想成是『在洛阳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老城M61）的后室有一幅梯形的壁画，表现的是宴享的场面。这幅画的中部有一黑色的熊面具，故学者们称之为“大傩飨事图”，熊面具是装扮驱鬼魅的方相氏的道具。』就都是不知所云，学问的求实不知上哪儿去了。
按，该报告所云：『上中央绘一只凤凰。凤的右下方绘一只深紫色的熊（?），凤的右下方绘一人，穿红色衣服，色已残佚。』则中部的『黑色的熊面具』究竟是图中的哪儿，又如何可以看出是副『熊面具』，而且把原报告中所指出的凤的右下方的深黑色的熊（按，原报造于此添一“？”号，表示不确定之意），几十年后的后人，就添加幻想力而附会成了『黑色的熊面具』。按，『一只深紫色的熊（?）』和『黑色的熊面具』，一是动物，一是仿动物的脸的面具，两者相差如此之多，还可以用想象力把当初李京华的假设的『类似傩戏图』，几十年后，经孙作云《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傩仪图》（1977年）论学以逞想象力为业为中继，竟可以化臆想为正面结论，还取个『大傩飨事图』之名。而按此壁画的布局，应是和神话故事有关。画面里出现了『凤的右下方绘一人，穿红色衣服，色已残佚』及『兽的两臂上各绘一人，穿赭石色衣服，手各持一个鼓状物』，故此图上有三个人，而且图面的主角似为『面似虎，四肢长毛，身穿红衣。兽的两臂上各绘一人，穿赭石色衣服，手各持一个鼓状物』的『巨兽』。
而取名『大傩飨事图』更是不伦不类。所谓的『大傩』，即是皇宫所举行的『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此壁画上，连是不是傩仪都尚未可知，更何论是描绘皇宫里的大傩仪事了。而且，此一西汉墓，从墓里的出土物可以看出，不是什么大丧的汉帝或皇后或世子之墓，又非皇亲国戚之墓。则此墓里即若真要绘上什么傩仪，亦不当是『大傩』之内容，至多民间之傩。如同是《后汉书．礼乐中》提到当时非季冬大傩以外的年中傩仪行事时指出：（仲春之月）『案户祠星立冬冬至腊，大傩土牛遣卫士朝会。……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即此壁画所绘，亦不当是仲春之月的『大傩土牛遣卫士朝会』，而只能相当于『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傩止恶气』时的实录，但是『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此一应景的图像并未出现在此壁画中，而且此壁画也丝毫没有『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傩止恶气』的暗示。而故此壁画与皇室的大傩一点当没有相关，即如和民间的傩，据《后汉书．礼乐中》来看，此壁画里实亦无影无响。此壁画上的内容，当是于今尚难解的古代神话人兽的故事画，惜今尚无法解析。（刘有恒，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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