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批评的尺度与被批评的风度

编辑怡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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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川：批评的尺度与被批评的风度

2011-07-05  人民日报

6月13日，画家范曾状告收藏家郭庆祥案一审判决。法院一审认定，郭庆祥在《文汇报》发表的《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对范曾做出了贬损评价，构成了对其名誉权的损害，据此判决郭庆祥向范曾书面道歉，并赔偿范曾精神损害抚慰金7万元。

如果说此前的范郭之争，尚局限于业界，只是杯子中的风暴，那么随着法院的一审判决，此案犹如一个具有丰富意味的标本，引发了人们从法理、文艺批评、艺术创作等各个层面进行剖析、论争，同时，这场由文艺批评引发的公共事件，也引来了反批评。范郭之争，仿佛陷入了一地鸡毛的尴尬境地。由此，不能不探讨一个很现实的命题，今天，我们如何对待批评，如何为批评正名，又如何看待批评和反批评的途径和尺度。

批评的重要性无需置喙。没有批评就没有建设，没有文艺批评，就没有创作水平的提升，甚至可以说，没有批评就没有学术，就没有创作，因为文艺批评是文艺机体的免疫系统，批评家扮演着啄木鸟的角色。与此同时，在批评与反批评中，双方互相砥砺，在争鸣与论辩中，可推动思想发育与进步。然而，在现实中，文艺批评的价值被低估，批评家被标签化、被污名化。究其原因，既与批评家不自重有关，也与被批评对象不自知有关，欲重塑批评伦理，就需要回到原点，从重建批评秩序开始。

无论批评者还是反批评者，在批评时应对事不对人，即，批评的对象应是作品，而不是作品背后的作者，这是双方必须把握的尺度。不喜欢某人的文学作品，但不必对其本人冠以“卖国贼”的称号；你可以对某画作不满，甚至不屑一顾，但不能直指其人为“猥琐”、“趋附门庭”、“阴诈”、“寡情薄义”……一旦把批评矛头由物及人，批评就容易变味，从人文之争开始，演变为文人之争，最后以互讦，乃至走上法庭结束。

无论批评者还是反批评者，都不能误读批评，都应保持独立，这是双方必须坚持的底线。当年，鲁迅感叹，“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乱骂、乱捧都不足取，抬轿子和打棍子，不是负责任的文艺批评。而今天，文艺批评被人看不起，一大原因就是有见地的批评退隐了，廉价的赞美登场了。当然，不是不能赞美，但是我们看到，不少文艺评论太肉麻太庸俗太功利，不只是赞美，而是溢美，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像是念悼词，尽是夸张的水分；在报章的评论文章，像是软广告，或者说就是广告词。

意大利批评家鲍瓦里说：“批评家是艺术家的天敌。”所谓“天敌”，当然不是指批评家就要置艺术家于死地，双方是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关系，而是要批评家保持独立，不被艺术家“包养”。正如批评家谢冕所疾呼的：评论家要排除人情、权势、金钱的干扰，发出独立的批评。诚然，一旦批评家被权力豢养、被人情干扰、被金钱收买，就不可能有独立立场，这个时候，无论是批评者还是反批评者，都会为利益而战，这样的批评不是批评，而是骂战。

对批评者来说，批评时固然要有尺度；对被批评者来说，被批评后则要有风度。一骂就跳、一捧就笑，这是不少被批评者的群体脸谱。人人都有人性弱点，喜欢好听的，不喜欢刺耳的，但是往往刺耳的才更能促进自己水平的提高，一个真正有涵养、很自知的人，面对批评，不仅不老羞成怒，反而感激不尽。即便不感激，也应保持倾听异质思维的耐心，正所谓兼听则明。

阻遏批评生态的恶化，既离不了宽松的体制环境、健康的舆论氛围，也离不开批评者的自重和被批评者的自知。范郭案终究会走进历史，但重建批评秩序却是目前不容回避的现实。如果范郭案能推动人们对批评的省思，裨益于重建批评伦理，正是我们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