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漕运活动运输规模之大，运送物资内容之广，社会牵动面之深入，为古今中外所仅见。制度化的漕运活动或者是漕运制度至退在秦朝首建大一统之后就出现。早在秦汉，全国性的漕运活动就已经展开。隋唐以后，随着大运河的开凿，漕运的发展日益兴旺，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起着越来越来重要的作用。
漕运制度辅助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建立大一统的高成本难题。漕运的运输量、运输成本和陆运相比，拥有较大的优势。水运成本低的特点使漕运深受自秦汉至明清历代王朝的青睐，被古代国家当作维护大一统的重要手段沿用了两千年之久。
秦朝首创大一统局面以后，就开始利用战国时期开凿的鸿沟等运河来组织全国性的漕运活动，把全国的赋税物产以水运漕粮为主要形式向首都和边防线运送，以此来满足国家机器运行所必需的财政需求，为新生的官僚体系和庞大的封建军队提供经济支持，并提供贵族阶层的奢侈生活消费的物质来源，通过用漕粮赈灾、平巣等形式完成社会制衡，以及借助运河和漕仓完成全国性的军事地理战略布局。
秦汉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和政治军事重心都在北方，此后两者分离的趋势不断发展变化，漕运的重要意义也就越来越大。很多有作为的D王都对漕运制度或是漕运体系有所建树，中国古代的秦皇汉武盛世、开元盛世、乾嘉盛世的背后都有漕运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即使在分裂战乱时期，富有远见卓识的割据者和政治领袖也会通过发展漕运来为自身和历史从D乱中走出来找到捷径。
对漕运的这种巨大历史作用作具体观察，就会发现漕运的功能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我认为大略可分为经济功能（狭义）、政治功能、军事功能、社会功能四项大功能，其总和为漕运的历史功能或是（广义）政治功能。通过漕运活动可以把钱粮从广大的中国输送到统治者手中，解决古代国家赋税征集、供养官僚贵族特权阶层等财政活动，运河交通手段可以帮助提高军事和官僚体系的行政效率，在战争中漕运又可以成为前线的军队运送和集中大量的粮饷、人员，当社会因为灾荒和经济困难发生不稳定的时候漕运还可以为统治者提供调剂经济资源来完成社会制衡的手段。
因此，漕运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为统治者提供了有效而巧妙的支配物质资源的方式方法，通过多种形式来发挥作用。我认为漕运的很多具体作用尚需要充分研究，无论在宏观和微观角度都有一些课题值得深入。
基于漕运重要的历史作用，古人就已经开始注意对漕运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有关漕运的专门记载甚至研究著作。在正史《食货志》、《河渠志》以及《通典》、《文献通考》等制度史著作和古人的笔记当中有很多这方面的史料。
1911年清朝覆亡以前不久漕运才刚刚退出历史舞台，民国伊始就有现代学者进入漕运研究的领域，在上世纪上半叶就出现了用现代学术方法对漕运进行的初步研究，产生了全汉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和史念海的《中国的运河》这样的少数学术名著。1949年以后到70年代末对漕运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只有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有涉及运河和漕运历史的一些优秀文章出现。
80年代以后漕运研究才重新开始受到重视，有了《清代漕运》、《明清漕运史》、《漕运与古代社会》、《漕运与中国》等一批漕运史专著，到90年代才出现第一本《中国漕运史》。但到目前为止，漕运史研究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研究领域不平衡现象，即多数研究成果集中于经济史和财政史角度，而从其他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明清漕运研究的多，唐宋漕运研究的相对较少，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漕运的研究更少。
李治亭的《中国漕运史》把漕运定义包括四个内涵，一是漕运的性质是水运运输活动，二是漕运是由国家组织的活动，三是漕运内容是税粮，包括其他上供物资，四是漕运的目的包括向京师和边疆军镇供应以及建立储备。
他认为“秦汉时期，是漕运的初创阶段”，秦汉的大一统在经济上的需求，导致了漕运的开创，大一统也为漕运提供了客观条件。此外李治亭把漕运起源追溯到先秦，提出只有农业生产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政治上达到大一统的情况下，漕运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吴琦在《漕运与中国社会》中把漕运的涵义总结为：（1）漕运是封建中央政权通过水道强制性转运官粮等物质的一种形式；（2）漕运主要运往京师，以满足京城皇室、官兵及百姓的用粮需要；（3）漕运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都有密切联系，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
而漕运生成的原因，一是官僚机构需要的粮食供应，二是封建军事体系供养的需要，三是遏制社会不安定因素和赈济灾荒的需要。他指出漕运的产生与封建集权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先秦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所以没产生漕运。
吴琦所总结的是漕运的涵义，而不是定义，其中也包括了三层内涵，一是漕运的性质是国家强制进行的运输形式，二是漕运的内容不仅有粮食，还有其他物质，三是漕运的目的主要是满足京师的人口需要，还有广泛的社会功能。
陈峰在《漕运与古代社会》中认为“漕运”是“一种由封建中央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水路物资征运制度”，而先秦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了漕运的产生。在秦朝统一后，由于控制和利用全国财赋收入，削弱地方实力，享用四方出产物资等经济需要，漕运作为集权统治的产儿诞生，在统一王朝时期，漕运发展态势好，到分裂割据之时，漕运的发展萎靡不振。陈峰把漕运和漕运制度等同起来，把漕运明确看成一种制度。
研究秦汉以后历史阶段的断代漕运史也有上溯的内容，也有值得一提的好观点。
日本学者星斌夫认为：“所谓漕运，就是把以税粮为主的官有物资，通过水路由地方运送到京师，有时则从京师运送到地方的一种制度。”彭云鹤对漕运和漕运制度作了严格区分，而他对漕运开创时间的认定比李治亭、吴琦、陈峰诸人要早。他把漕运定义为“故而凡由水道运送粮食（主要指公粮）和其它公用物资的专业运输”，均可称为“漕运”，而把漕运制度定义为"围绕这一活动所制定的各种制度”。
他指出漕运制度创始于春秋，因为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地区发展不平衡，商品交换不发达，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同固守在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相去日远，但封建政府却欲满足日益增长的财政需要，且当时首都和畿辅附近地区不足以供给，亦无全国性商品市场补足，所以必须发展漕运。“从春秋战国、秦、汉、直至魏晋南北朝，乃是我国漕运制度的创始和初步发展时期”李文治和江太新的《清代漕运》把漕运制度沿革的历史从秦汉说起，显然也认为漕运制度起源于秦汉。
安作璋主编的《中国运河文化史》没有对漕运做出明确的定义，认为导致运河开凿的原因是战争的需要和向京城运输的需要，“西汉都城地理位置偏于西部，每年要从关东地区调运大批粮食，于是'漕运'作为一种新的运输手段登上历史的舞台”。这是对漕运的开创时间界定较晚的一种观点，把漕运看成“运输手段”。
史念海是运河史专家，他也没有对漕运作明确定义，认为秦朝仅依靠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的粮食是不够的，但为对抗西北的匈奴，秦朝不能东迁，为联系政治中心咸阳和经济中心定陶，发展起以鸿沟为主干的漕运事业此外，他在《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一文中根据《史记集解》中许慎讲商纣王鹿台存有大量“漕粟”的说法，作出“漕粟”可能是由黄河漕运所得的推测。
如果这一推测可以成为定论，则史先生提出了殷商开创漕运论七史先生的推论是漕运开创最早的观点。商代的统一程度和集权程度和秦汉以后的帝国确实有天壤之别，但确实有史料表明殷商时期可能存在国家组织的水运粮食的活动。巨桥之粟是纣王储存在京师的粮储，这是臺无疑问。
《史记》记载纣王在巨桥仓库积粟，许慎认为是漕粟，即由水运得来，“漕”字在先秦文献中出现，确实是水运的意思，史念海在《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一文中根据《史记集解》中许慎对商纣王鹿台存有大量“漕粟”的说法，作出该“漕粟”可能是由黄河漕运所得的推测。应该是从黄河转运朝歌的。朝歌在河北平原上，不滨黄河，如何结合水陆转运仍是个谜。《水经注》卷十也有一条相关注文，看出作者郦道元甚至作了实地考察。
郦道元所处时代为北魏，距离商周之际已历千年之久，殷都朝歌城自周代便已经废弃，仓储遗迹到北魏能否保存而可以辨认是很困难的事情。如果这条史料所涉及的漕运制度起源可以定在商代，史念海先生的推测可以看作定论，则武王以漕粮赈恤饥民的行动可以视为最早的漕运制度社会功能，即救灾功能的体现。
则确实有可能漕运活动或漕运制度已经出现于商末。我认为这一点绝不可以被轻易忽视，因为殷纣王的朝歌有仓储，又有相配套的水运粮食活动，如果不考虑漕运定义中社会制度背景的限制，则商代的情况完全在上面提到的大多数漕运定义的内涵以内，也符合很多工具书的定义。
学术领域对漕运的定义主要有以上几种，共同特征是把漕运看成一种满足古代国家经济需要的活动或制度，这种活动或制度以运输粮食为主要内容，看是经济制度或经济活动但是为政治服务的意义很强烈；漕运制度的开创时间按漕运史主流观点是秦汉大一统建立后，漕运制度产生原因按照各家观点的共同点，可以理解为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面积广阔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里建立大一统政治制度的需要。但不同观点的存在说明在某些问题上，比如漕运和漕运制度是否是同义，许慎所说的“漕粟”究竟是应该怎样理解等，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以上漕运定义很多实际上也涉及对漕运制度的本质的认识，不少学者都把漕运和漕运制度联系起来，通过对漕运的定义来帮助确定漕运制度的开始。我认为彭云鹤对漕运活动和漕运制度两者的区别认识是真知灼见，两者的确具有不同的内涵，平时在大量学术语境中所使用的漕运一词的内涵很多时候包括漕运活动，有时是漕运制度，有时包括两者。狭义上的漕运活动应该和漕运制度相区别。“漕”是水运的意思，这在先秦文献中已经有所运用。
事实上漕运活动的产生早于漕运制度，我认为李治亭对漕运的定义最为接近历史真实，最宜作为漕运活动的定义，但需要做几点补充，即漕运活动的运输对象不仅包括税粮和上供物资，还应当包括军事物资和其他国家所需要通过有组织的水运来运送的物资，组织者不仅限于同一时期的王朝而包括先秦漕运活动出现后的集权制政权。
漕运制度的定义以彭云鹤的观点为佳，即“围绕这一（漕运）活动所制定的各种制度”，制度开创的时间应该是秦汉大一统建立，时间标志以秦朝组织全国性漕运活动为标志。在先秦的军事活动后勤需要的推动下漕运活动已经出现，但没有制度化的史料证明。而当秦汉大一统形成后，漕运活动实现了制度化，漕运制度就产生了。
漕运史研究的大的对象，不仅有漕运活动和漕运制度，还有漕运系统，即开展漕运活动的运输和储备设施部分，包括漕运线、漕仓等。漕运系统和漕运体系等词语都在已有的漕运史研究的论述中出现过，但分布太散，使用太广，缺乏明确和公认的内涵。
在古代落后的技术条件下，古人克服地理条件的限制，对交通运输系统进行合理布局具有相当困难。一方面，漕运比陆运所具有的低成本优势诱惑着古代当政者，另一方面，自然地理特别是水文地理的局限性不能用古代落后的生产技术完全克服。
因此，古代的漕运系统尚不能取代全部国家交通体系，汉唐漕运系统的地域覆盖也经历了逐步充实的发展过程，不仅在漕运系统的内部存在一些短途的陆运线作为水运的辅助线，在漕运系统之外也有很多长途的陆运活动发生，而这些陆运活动与漕运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甚至可以视为漕运路线的延伸。漕运系统按照地域可以看成是由不同的子系统组成，按照构成要素可以看成是由漕运线、漕仓仓场、运口等组成，是一个运输和储备的系统。
当然从全国来看存在着一个漕运主干线，它是某一个比较重要的漕运系统或是一条沟通各主要漕运系统的大运河线。对漕运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具体判定因时代条件而定，比如秦西汉漕运主干线就是北方漕运系统，南宋的漕运主干线就是长江，元明清则是京杭大运河。又如隋朝的漕运系统是由永济渠系统、通济渠系统、江南运河系统等漕运系统组成，永济渠系统包括了自曹操以来河北地区逐步形成的运河网和水运线路，以永济渠为主干，通济渠系统则包括了保留到隋朝的黄河和淮河之间的水运网，以通济渠为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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