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格形成的文化根源——文字说

    关于民族性格形成的原因问题，是一大难题。难的原因是，要研究清楚这个问题，它要牵扯到很多方面，它牵扯到人种、思维方式以及文化等等复杂的问题。就是说，要清楚准确解答民族性格形成的根源，不准确解答人种、思维方式甚至人类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别这些重大问题，民族性格问题是无法准确明了回答清楚的。民族性格问题，要与这些问题一同解决才有可能找到完整准确的答案。不仅过去世界上的学者们难以回答，就是现在要准确认识和解答它也极其困难。
    我认为，这个问题表现出错综复杂的根源，还在于人类的性格问题，如同人种形成的根源、思维方式以及人类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别问题一样，它们一直被层层迷雾笼罩着,从未被人类的思想穿透而看见它们的本质。尽管现在人类科学历史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未先进到足以破解人类人种、思维方式、民族性格以及文化等等这些重要谜团的时代。一但到了这个时代，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错综复杂的人种、性格、思维方式以及文化问题已经逐渐一步步得到澄清和解决。因为，在此期间，我发现了一系列的人种、性格以及思维方式的科学秘密，这些秘密事实上就是整个人类文化存在差别的总根源。就是说，这些科学秘密的发现，已经直接破解了人类人种、思维方式、性格以及文化存在的一系列复杂难题。关于这些科学发现，纪录在我写的《人种起源》中，这篇文章完成于2003年。
    很多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的性格只能是文化影响逐渐形成的。人类各个民族不同的性格的外在表现也说明，文化因素的影响几乎毋庸置疑，这种观点我赞同。这就是民族性格文化说。但是，是文化的哪些因素的影响使民族的性格形成了这种稳定特有的状态呢？却是众说纷纭，认识难以统一。但学者们普遍有一个看法，他们认为，中华民族的性格是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影响而逐渐形成的。这种认识可能源于这样一种推理：能影响民族性格的文化因素，只能是文化的根，这个根代表了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而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什么东西呢？只能是哲学。除此，文化的任何其它方面似乎都很难称为文化的“核心”。鉴于这种推理，哲学——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自然就成了大多数学者心中的中华民族性格形成的唯一可信的因素了。
    事实真是如此吗？学者们的上述认识其实是错误的，尽管中华民族的性格形成于文化的原因这一点几乎可以确定。但是，它不是形成于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而是形成于文字的巨大作用和影响。为何是文字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呢？因为，文化的根和基因事实上是文字，而不是哲学和哲学思想。文化的根和基因是文字这个结论，源于89年我破解了第一个科学奥秘——人种的奥秘之后，开始对人的性格的研究后才逐渐艰难确定下来的。
    大概是91或92年，有一天，在研究中我发现，人的性格其实与人起的姓名有着直接紧密的关系。我发现，人的姓名改变，人的性格也会随之改变。为了验证这个现象的可靠性，我就不断改姓名进行实验（开始我是在户口本上改，后来，把户口本改的乱七八糟，派出所为此还罚了我父亲大概30元钱。此后，我就不在户口本上改，而只在脑子和心里改了）。实验结果证明，我每改一个姓名，性格就会随之跟着改变，几乎是立刻就随之改变（初次作这种实验，需要观察一些日子，实验做多了，你会切身体会到这种立刻随之改变的感受）。对这些大量的姓名实验，包括把姓名改成日本姓名、拉丁文姓名的实验观察后，都得到了相同的可靠的事实证据。实验还证明，使用拉丁文姓名及姓名的格式，人的性格特征就会变得与欧洲人的性格相同或相似。此后，我还专门对其他人也作了改变姓名的实验观察，结果证明，他们的性格无一例外都会随姓名的改变而立刻改变。这些大量充分的实验事实和证据证明，姓名与性格之间的紧密关系是真实的、可信的和科学的。这就进一步说明，“姓名仅仅人类的称谓”这种通常的看法是肤浅的表面认识，姓名与性格之间还存在着不易被人们发觉的本质的联系。
    姓名改变，人的性格会立刻随之改变的现象被证实，让我非常兴奋。接下来，我就开始研究姓名与性格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是通过什么形式对人的性格产生影响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写的《人种起源》已作了详细分析，为节约篇幅，在此省略。
    姓名决定性格这个现象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能说明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及其重要的科学事实：人类的文字在通过姓名这个渠道，对人类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性格产生着深刻的作用和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使人类形成了使用什么样的文字姓名或姓名的格式，就能确定出什么类型性格的人的现象。如，汉字姓名确定的是汉字性格类型的人，蒙文姓名确定的是蒙文性格类型的人，藏文姓名确定的是藏文性格类型的人，梵文姓名确定的是梵文性格类型的人，阿拉伯文姓名确定的是阿拉伯性格类型的人，拉丁文姓名确定的是拉丁文性格类型的人等等。这样，在人类使用不同的文字通过姓名的作用和影响下，人类不同文化种类的人的性格特征，就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形成了。从而就形成了人类群体性的不同文化心理一致性和认同感，也既使人类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上的性格、心理、精神特征和思维方式等等巨大差别的现象。
    也许有人会对上述观点持有疑问。他们会说，姓名怎么能确定性格，这不是迷信吗？但事实真相却是，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与迷信毫无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科学事实，并且，这个科学事实是任何人都可验证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一把珍贵的钥匙，它们是一把破解人类性格、思维方式直至人类文化存在差别的唯一钥匙。没有这把珍贵的钥匙，人类可能将永远也无法找到第二种途径和手段破解人类的思维方式、性格以及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别的现象之谜。英国科学家吉尔伯特曾告诫说：“科学的基石是实验，经验和常识是靠不住的”。因此，那些以迷信来看待未经自己亲自实验验证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真实关系的人，最好照科学家告诫的那样，自己先做做实验，然后再根据实验结果下结论不迟。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的性格可能是血型不同造成的。我认为，这种认识在逻辑上存在两个无法解释的问题。一，人类的血型只有O型,A型，B型和AB型等少数几种，这少数几种血型是不可能制造出这么多群体和个体性格都很不相同的人出来的；二，血型不存在种族和文化的差别特征，这是科学上对血型的普遍认识。而人类的性格却明显带有因文化不同而不同的色彩。如，同样是黄种人，汉族人与蒙古人与藏族人与朝鲜人与泰国人与马来人与缅甸人等等的性格差别，都表现出因“族群”或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的群体性差异特征，这种群体性性格差异特征显然不是血型的差别能够制造出来的。另外，同样是白种人，西欧人与俄罗斯人与阿拉伯人与印度人的性格特征也存在着明显差别，这种性格的不同显然也与他们之间的血型无关。因为，他们之间的血型也不存在截然不同的性质差别。可见，用血型来解释人类的性格是解释不通的。
    除了血型说，还有人认为，人类性格的不同可能与种族不同存在关系，这就是种族说。这种看法有一定的复杂性，因为“种族”的含义比较宽泛。如果“种族”在此仅指“人种”的不同，那么，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人类的人种也只有黄色人种，白色人种，黑色人种和棕色人种等少数几种人种的差别。这少数几种人种的差别，是不可能制造出这么多群体性性格不同的民族性格特征出来的。比如，同样是黄种人的汉族人与蒙古人、与藏族人与朝鲜人与泰国人与马来人等等性格特征就很不相同。同样是白种人，西欧人与俄罗斯人与阿拉伯人与印度人等等的性格特征也明显存在差别。这可看出，即使人种相同，人类的群体之间的性格特征也在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差别。这证明，人种的不同，与人类性格的不同没有本质联系，从人种本身的差别中不可能找到符合逻辑的线索和答案。更何况，《人种起源》关于人类不同人种形成根源的巨大科学发现，也否定了人种的差别与人类思维方式也即与人类性格之间存在本质关系。
    如果“种族”在此既是指“人种”的差别，也是指“族”的差别，情况就有些复杂了。由于前面的分析已经排除了“人种”的差别与人类“性格”之间的联系，现在只剩下“族”的差别这个因素还未分析。那么，“族”的不同是否是人类性格产生不同的根源呢？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研究清楚人类“族”的产生、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在历史上，人类“族”的形成大多是从原始部落或部落之间的结盟中发展起来的，这种部落的结盟受地域的限制。在这种部落或部落结盟的基础上，人类才发展了自身的文化，产生了语言、文字甚至哲学思想，从而使人类不同部落群体产生了不同的性格、心理、精神和思维方式，这样才使“族”的形式得到了深度、广度和稳定的发展，形成了今天所见到的“民族”的形式。没有文化的产生，仅凭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不同，尽管也可以使本“族”的观念流传下来，比如，中国没有自己民族文字的苗族、土家族、羌族、锡伯族等等民族就是如此，还有非洲大陆和大洋洲广泛存在的部落似的族群形式等等。尽管这些民族或部落族群有自己特有的一些文化遗存，如服饰，结婚论嫁的方式以及非洲部落的生活方式、房屋形式等。但中国大陆的其它民族，他们的主要文化，即使用的语言特别是文字，都是在运用别的民族的文字而使自己得到了发展。如果人类都没有产生象征文明的文字或更深层次的文化，那人类今天的种族形式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无疑，人类今天的种族形式不过只会是非洲、大洋洲部落群体那样的原始形式。这种部落族群形式的人的性格特征是一种原类型的性格特征，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原始类型的思维方式。正如《人种起源》中分析的，只有文字影响的人的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才是一种进入文明形式的民族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只有在人类产生了文字这个前提下，在产生了民族形式的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后，人类的文化才具有了向深度、广度发展基础，这只是后话。
    抛开文化不谈，如果只对族群的不同而可能形成的性格不同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深究，我们会发现，除了地域气候的不同可能对族群产生性格影响这个因素之外，你再也找不到另一种合理因素的影响。最后，你会问，如果民族性格是“族群”的不同遗传下来的。那“族群”性格的不同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这时你就无法再早到一种合理的解释了。你就只能归为族群的性格是“天生的、固有的和不可改变的”，也就是通俗的说法：“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这样的说法是不科学的，也是永远站不住脚的。人类的性格如同生物形体的进化一样，必然要受到环境的制约和决定性影响，这种环境当然必须包括地理气候与文化环境。关于地理气候因素，虽然在人类性格形成方面虽有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根本的决定性的。比如，中国北方人与南方人的性格，虽然由于地理气候的不同两者产生了某些差别，但这种差别并没有把北方人与南方人的性格截然分成两种不同性格类型的群体，他们仍然具有中国人性格类型的特征。这种情况在中国是这样，在美国的南北方，在俄罗斯东西方，在世界的各地都是如此。因此，地理环境影响没有确实根据。
    由上述分析可见，民族的性格可能是由“种族”或“族群”不同影响形成的这种认识，事实上就等于是在说民族性格是天生的，固有的和不可改变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它与科学事实，与生物进化规则背道而驰。民族性格“种族说”与人的性格父母遗传说一样，都是性格“天生说”的翻版，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分析，我们看到，关于民族性格形成根源这个问题，大致存在三类不同的看法：一，文化说；二，血型说；三，种族说。在这三类说法中，血型说由于难以解释人类族群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别现象而难以成立。种族说与祖先遗传说、父母遗传说本质一样，都是性格天生说的翻版似说法。这种认识，不仅从逻辑上无法有根有据的解释人类性格的起源问题，它也与生物的进化规则相悖。况且，《人种起源》也用实验事实推翻了人种与人类性格之间存在本质关系。因此，种族说也是站不住脚的。在此，只有文化说具备很大的证据说服力。姓名与性格之间的紧密关系的实验，即文字与民族性格之间的紧密关系的新发现，都在有力支持民族性格文化影响说。这就使这一说法和认识更具真实性、可靠性和科学性。尽管文化说还分哲学思想影响说这一分歧性认识，但此说法是老似的认识和看法，它并没有任何事实作为坚实根据。总体来看，此说是主观大于客观，臆想大于事实的错误认识，它同样是不科学的，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从文字可以对人类性格、心理、精神特征和思维方式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这个事实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价值更大的科学事实和启发，就是：文字才是人类文化真正的根和基因，因为，它们在直接影响和确定着人类文化的创造者——人的思维方式（文字通过姓名先影响和确定人的思维方式，从而才使人的性格得到确定）。正是人类创造和使用的结构截然不同的文字，使人类群体之间人的思维方式、心理、精神特征和性格产生了巨大不同，从而人类群体之间所创造的文化最终也表现出了巨大差别，这就是人类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别的总根源。这个根源与人类不同群体属于哪个人种和种族毫无关系，人类人种或种族的不同事实上也是人类文化不同制造出来的产物。就是说，人类人种和种族的差别事实上是文化差别的组成部分。（参见《人种起源》）
    文字影响说不仅有实验事实做根据，它现在还具有结果反证的优势，这是哲学影响说无法具备的。所谓结果反证优势，就是指，从文字影响说的发现、论证过程和结果中，我们推理得到了二个有着重大科学价值的成果：一，从姓名与性格的关系中，我们推理得到了文字在对人类各民族思维方式和性格产生着决定性影响和确定。二；由此根据，我们进一步推理并得到启发——文字才是文化真正的根和基因。这两个成果的确立，为我们人类从根本上认识文化和改造落后的文化，直至实现人类文化大同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科学根据和前提。而哲学影响说却带不来这些重要成果，它无法让人们从这个臆想似认识中真正达到理解和认识人类文化本质的重要目的。其结果只能导致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仍然一知半解，一头雾水，这也就无法谈及从根本上改造民族落后的文化了。不仅如此，哲学说所带来的是毫无实效的一次次的批孔浪潮和思想混乱，如“五四”时期“砸烂孔家店”，文革掀起的批孔运动等等。这不仅消耗掉了国人的思想精力，也对民族的和睦与团结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本身就在反证：哲学说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上述种种事实和证据都在显示，人类性格文化说，也即文字影响说有着坚实可靠的说服力，它符合事物之间存在的真实联系关系。这些种种事实和证据足以证明，中华民族的性格是在文化的根和基因——汉字的巨大作用和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
    结束本文之前，补充一句，前面学者认为的文化的“核心”，其实并非就是文化真正的“根”之所在。“根”与“核心”，在文化上，是不能等同起来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