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大门临街
像是风情画，又如建筑图，汉代人以鸟瞰般的视角，将一座院落勾画于青砖。此画像砖在成都出土。看那院落，院门是栅栏门，开在院墙的一侧，门不取中，有如北方四合院院门的位置。其面积宽绰，居室宽大，院内有水井、厨房，还建有供储物和瞭望的高楼，居室里二人相对而坐，庭院中两鹤相对起舞。这当是富足之家，以栅栏门临街。
乌头门，一种源远流长的大门样式。它与古代两柱一横木的衡门属于同一系统，甲骨文“囗”字正是为其写照。宋代李诫《营造法式》载有乌头门图样（图5）。古代宫苑坛庙的棂星门即取此样式。乌头门还是世宦显贵的标志，本书将在“门第门阀”一节讲到。
出土于四川德阳的汉代画像砖（图6），提供了另一种风格的大门图形。正门高大，双扇板门；正门旁还设较小的偏门。江苏睢宁出土的汉画像石（图7），大门之上起一层楼，说明这是屋门型大门，而非墙门型。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讲，书法家钟繇之子钟会善书，以模仿笔体的方法，骗取荀勖的剑；当时钟会刚刚建成一座新宅院，还没搬入，善画的荀勖要报复，便潜入门堂，在门堂壁上画钟繇像，衣冠状貌同生前一模一样，钟会一进门就感伤悲恸，新宅因此空废。这宅院的大门，叫门堂，也非墙门。
古人言“宅以门户为冠带”，道出大门具有显示形象的作用。午门是皇宫的大门，形象如何，不言而喻。蒙古王府走马板式大门，两扇门上对称描龙，也不一般。
通常说来，屋门型比墙门型显得气派。张驭寰《北京住宅的大门和影壁》归纳，屋宇型大门分为柱廊式、空廊式、封闭式。柱廊式面阔三间或五间，门扇向里退让，门前立柱，形成前廊并吊藻井，多为王府大宅的正门。空廊式面阔只羊问，有廊无柱，规模逊于往廊式。封闭式屋门，门扇装在门屋前端，门扇好像也是门屋的门。至于墙门型大门，不建门屋，开门处砌砖垛以装门扇，门上覆瓦顶。这是平民住宅常用的院门。
八字门。元杂剧《湘雨》，寻夫的张翠鸾问：何处是崔甸士的私宅？答：“前面那个八字墙门便是。”此时的崔甸士是秦川县令，点明“八字墙门”并非浪费笔墨，八字大门代表着主人的身分。
大门的形制，繁简悬殊，《吉林民居》的材料可供对比。乡间住宅的“光棍大门”，没有门扇，两根圆木立柱，架着两根横木立在那里，就有了门里门外的区别，也就表示着领域感。这种“光棍门”，其实即是上古时代的衡门式样。这式样，装上门扇，仍叫“光棍大门”。再增构件，两横木之间装木板，大门上加木板脊顶，是为“板门搂”（图8），其脊头常以木雕装饰。与此造型类似，砖瓦代替木柱木板，为墙柱式大门（图9）。以上均为墙门型大门。至于屋宇型，讲究更多。四脚落地式，前后四根明柱立于础石之上，进门两侧的斜墙形成八字影壁，可壮观瞻。有种平顶屋宇式大门（图10），不起脊。为了美观，建成很小的坡顶如斗底形，前后用女墙围挡，人们给它取了个响亮的名字：“金满斗大门”。
《民俗研究》1991年1期载《鄄城民间房舍》，列举了三种规格的宅门样式：其一，起脊门楼，砖墙瓦顶，透花脊，脊上中央插钢叉旗，两端置陶兽头，间置脊鱼、海马、鸽子等陶制品，大门两扇，下置问板，上悬金字匾额。这当是富殷之家的大门。其二，鸡架门楼，两个砖墩，架以横木，上摆青砖三行，状若鸡架。双扇简易木板门，用锅底灰染成黑色。这当是一般人家的宅门。其三，墙豁口门，上墙围院，开个豁口就是门，编枝成扉。所谓荆门茅舍，是贫寒之家因陋就简的院门。
南方的住宅大门，门罩的装饰，或飞檐高翘，或雕搂精巧，往往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如《云南民居》所示，那里的有厦式门楼（图11），檐角翼然翘起，檐下斗拱彩绘，给人以华美富贵之感。即便只是依墙开门，无门厦，门罩仍可做出精美的雕饰。
将军门（图12），旧时南方官宦大户的宅门，则表现为另一种风格。它严肃有余，于近乎呆板的对衬之中，透露出带着威严的凝重。姚承祖《营造法原》载，将军门的门槛，又叫门档、高门限，因为比普通门槛要高。
近代以来，中国建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上海的石库门即是中西合壁的产物。我国发行《中国民居》普通邮票，其中《上海民居》一枚，图案为石库门，可见它是具有代表性的。有研究者指出，石库门式里弄住宅，实际上是取用苏州住宅的最后一进两屋楼的上房形制，并将其中分为两户，形成密度较高的住宅。这种住宅的大门，门框以花岗石或宁波红石为材料，横框砌成三角形或人字形、圆弧形，上面刻有图案花纹。配上两扇黑漆大门，形如仓库之门，所以称为石库门。
北京的四合院，中国的传统建筑样式，但其门头的装饰，融入西洋建筑的某些特点，这样的实例也是容易找到的。大理民居的门头装饰，也反映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5．角门、耳门和地穴
院落的出入口，除设大门外，有的还辟角门。清代方氵睿师《蕉轩随录》：“外官衙署正门左右各有门一，谓之东角门、西角门，属官参谒，均由角门入也。”角门的设置，使大门可以平日关闭，视时视事而开，也就有了仪礼方面的意义。
北京的四合院，大门以内建有二门，此门通常为垂花门。河北张家口一带称为“闪门”，旧时《阳原县志》：“东西屋与南屋中隔一门，谓之间门，即北平之垂花门”。闪门之称，很可能是着眼于“闪”字字形，二门起着屏蔽内宅的作用，就像“门”挡住了外“人”的视线。
院落里又设耳门。清代《扬州画肪录》：“今之园亭，皆有大门，门仿古制。至园内房拢、厢个、巷厩、藩溷，皆有耳门，不免间作奇巧，如圆圭、六角、八角、如意、万胜、一封书之类，是皆古之所谓户也。”古代的私家园林将住宅与花园融为一体，门的样式也追求多样。
墙垣上辟有门宕而不装门，通常称为墙门，建筑学著作里也称为地穴。墙门的式样，圆圆的，叫月洞门；模仿植物的，有海棠花形、莲花瓣形、牡丹瓣形、葫芦形、秋叶形；仿照器物的，如汉瓶形、云头执圭形；此外，有采取椭圆、八角等几何形状。此外，王树村《中国民间画诀》所列举的样式还有：剑环式、方壶式、花觚式、蓍草瓶式、唐罐式、鹤子（长圆）式等。《礼记·儒行》“筚门圭箭”，郑注：“圭窬，门旁窬也，穿墙为之如圭矣。”这墙门上锐下方，形若圭。《左传·襄公十年》“革门圭窦”，杜预注：“圭窦，小户，穿壁为户，上锐下方，状如圭也。”这些本是小户人家的出入门户，后来成为具有装饰趣味的形式。
月洞门的范例，要推南朝陈后主为贵妃张丽华所造“月宫”。《古今图书集成》引《南部烟花记》说，其“圆门如月，障以水晶”，门内“庭中空洞无他物，惟植一桂树。树下置药杵臼，使丽华恒驯一白兔”。月亮门里简直是座广寒宫了。
6．门的材料
事物的进步总是由简单走向纷繁的。建筑物门户也是如此。
做门取用的材料，最初取诸自然存在物。《礼记·月令》，仲春之月“耕者少舍，乃修阖、扇”。郑玄注：因耕事少闲而治门户，用木曰阖，用竹曰扇。以竹材和木材做门扇。
编篾做门，如宋代《鸡肋编》记：“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家家以篾为门，人食槟榔，唾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尽篾门。’”篾门曾是普遍的景观。
城门铁扉。《晋书·石季龙载记》，后赵大兴劳役：
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
铁门又见于《大唐西域记》，其记铁门之关，不仅因为峭壁色如铁，还因“既没门扉，又以铁锢，多有铁铃，悬诸门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铁门倒未必是铸铁为门，大约是在木板门［加铁皮，以求坚固。《利玛窦中国札记》描述明万历时南京城，“它有十二座门，门包以铁皮，门内有大炮守卫”。这城门也就是铁门了。
古人竟能琢磨出用磁石做门，以防铁器潜入的点子。这同如今车站机场出入口的安全检查，可谓是同一思路。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阿房宫前有磁石门阙，“悉以磁石为，故专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隐甲怀刃入门而胁之以示神。故亦曰却胡门也。”《二辅黄图》也载，秦始皇修阿房宫，以磁石为北阙门。这磁门名称冠以“却胡”，同秦修长城的着眼点一致。而对秦皇的威胁尚有其他，可以设想，若秦始皇在磁门之内接见来自易水畔的荆柯，大概也就不会出现“图穷而匕首见”的惊险一幕了。
体现了不劳而获者的一种奢侈，古籍里记有水晶门。《古今图书集成》引《南部烟花记》“圆门如月，障以水晶”，南朝陈后主造水晶之门，为追求广寒宫般的效果，前文已述及。
的确，门的材料同门的形制一样，可以表现贫富尊卑。敦煌遗书所存变文《下女[夫]词》，是一份珍贵的民风民俗资料。其中，借描绘门户来形容富贵，大门：“柏是南山柏，将来作门额。”中门：“团金作门扇，磨工作门环，掣却金钩锁，拔却紫檀关。”堂门：“堂门策四方，里有四合床，屏风十二扇，锦被画文章。”大门二门一重重，门的富丽不仅在于团金磨玉金钩锁的装饰，也在于用材南山柏，配有紫檀门闩。
紫檀诚然华贵，栗木门闩也有讲究。《古今图书集成》引《云仙杂记》：“凡门以栗木为关者，可以远盗。”
如今用合金型材做门成为时尚。在以往，木门多。旧时民间对于木材的选用，忌槐木，因为“槐”字一旁为“鬼”。山东民谚说，“槐木不宜做门窗”。用槐术做门，门带“鬼气”，那还了得？民俗信仰就是如此，一方面，“三槐堂”匾被王氏住户所沿用，三槐寓意出大官；另一方面，又怕“鬼”而忌用槐木。“槐”好还是不好，全凭“说法”，看人们的取舍。
第二节 门的建筑
1．门隧和双塾
最初的门（户），是一间房、一座屋的出入口，是房屋的结构部分。门的独立化，意谓门由建筑物的一部分独立出来，独自构成一座建筑物。“庑，门屋也”，这就是功能为出入口的建筑物。
自然，有了若干房屋聚合的院落，才会有院门；有了宫殿建筑群，方需设宫门；至于那些旨在宣扬某种名堂、实有点缀景观作用的牌坊，其作为门户的实用意义已微乎其微，不妨视为建筑业满足居住需求的余裕，视为建筑文化的精彩的“闲笔”。
作为门的建筑物，在很古的时代已经存在。河南惬师二里头发现的商代宫殿遗址，其建筑群中轴线南端存有大门遗迹。考古工作者绘制的复原图表明，这个大门为上有屋盖的穿堂门形式。门隧长6米。门隧即门道，《礼记》有“出入不当门隧”的话。门隧的长度，说明了这座门屋的进深。
二里头遗址，穿堂门两侧建有房屋，即所谓塾。
塾，《尔雅·释宫》：“门侧之堂谓之塾。”疏曰：“门侧之堂，夹门东西者，名塾。”《尚书·顾命》记周成王丧礼，祖庙里“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辂即车，分别停在大门的双塾前。
双塾相对，充实了门屋建筑的规模。门侧之堂为何称为塾呢？《三辅黄图》的解释挺有趣：“塾，门外舍也。臣来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熟详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臣僚在门侧的塾屋里等候朝见君王，这等候，不是大眼瞪小眼地呆坐着，也非言无聊、道有趣的打发时间，而是要为面君做最后的准备——“熟详所应对之事”，预习得滚瓜烂熟。借这“熟”的音，大门两侧的房间得了“塾”的名称。
夹门而设的塾，写入中国古代教育史的重要一章——家塾、私塾。《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早在先秦，塾就是最基层的普及教育的形式。汉代郑玄讲：“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堂，谓之塾。”德高望重的长者坐在闾门之侧，传授知识。“家有塾”，原来本是巷首门旁的塾。“民在家之时，恒就教于塾，故云家有塾”，这是唐代孔颖达的解释。
塾设闾门之地，这里是一闾人家进进出出的公共活动空间，也是各间之间显示形象的“门脸”地带，既方便于就读，又是一种外向的形象展示——在塾施教，以塾为荣，体现了重视教育的优良民风。
塾，在以后的封建社会里仍称家塾，但其“家”，已非孔颖达所言的意义，因此又有私塾之称。
私塾依旧依傍着大门。北方的四合院，院门的东侧往往是家塾的所在。
2．邑门·闾门·坊门
华夏历史多“门”。邑门、里门、闾门、巷门、坊门……诸多名目，不同于宅门，有别于城门，是具有辖制住户和治安防盗作用的居住街区的出入口。
先说邑门。商、周时代“野以邑名”，乡野民居按邻里编户，围垣设门，构成邑。《周礼·地官》“九夫为井，四井为邑”，说明邑的建制以井田为基础。《汉书·食货志》说，春天督促耕者都到田间去，田中有庐，春夏可居；秋后农事歇闲，“冬则毕入干邑”，归于邑中居住。邑门两侧有塾，督促者就在那：“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这是一幅以广阔田野为背景的乡邑图，高墙围围着邑中房屋，邑门紧闭，待开门时，门左门石又是乡吏的岗位。
闾里之门。周武王伐纣灭商，大功告成，在经过商朝的一位贤德之人——商容的阀门时，周武王做出一种姿态，给天下人看。《尚书·武成》将此举记录下来：“式商容闾”。闾作为城市街区的基本单位，在商末周初已是闾门屹立了。按《周礼·地官》所记，小于闾的编户单位是比，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周礼·地官》还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闾”“里”均为二十五家，古人往往连用。《尔雅·释宫》释闾为里门，并说“闾，侣也，二十五家相群侣”。《三才图会》的间里图（图13），画出明代人心目中的闾里之门。
闾门里门的故事散见于古籍中。《诗经·将仲于》“无囗我里”，可以由里门而入，不要翻墙而进。《史记·万石君传》“入里门，趋至家”，顺序是：先进里门，再进家门。万石君的小儿子石庆“入外门不下车”，可见里门的规模不小。司马迁为之立传的丽D食其、张耳、陈徐都曾“为里门监”，干守门的差事混饭吃。《汉书·于定国传》记，于定国的父亲于公，听讼断案，享有盛名。一次，闾门坏了，闾里父老一同商议重修。于公说：“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后来，于定国当上丞相，于定国的儿子做了御史大夫，封侯传世。能通过驷马高盖车，也真是高门大闾了。
坊门。闾里之制沿袭至东汉末年，曹操规划建设邺城，开始实行城坊之制。邺城中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道，路北为宫城、禁苑及贵族居住区。大道以南，纵横交叉的道路状如棋盘，被道路分隔成方形的居民区，称为坊。坊有围墙，开坊门以爱出入。唐代长安，除宫城外，城区分割为108个里坊。坊以土墙封闭。较大的坊，四面各开一门，坊内辟十字街，通达四门。小一些的坊则修一条横街，通联东、西两个坊门。
3．南门
有说“神农作市”，又有说“祝融作市”。不管将“日中为市”的首创权挂在哪位上古神话人物名下，交易之市的出现当是很悠远的事。
古代城中有市，市的出入口设门。市门前一块空地，形成公共活动空间。货物集散，信息也在这里集散，统治者很懂得利用这一场合。居延汉简保留下这样一段史料：“五月甲戌，居延都尉德博，丞岂兼行丞事，大庾城食用者，书到令相丞侯尉，明白大扁书市里门亭显见。”陈直《居延汉简解要》释，所谓大扁书者，谓大如扁额，类似于后代张贴街衢之告示。根据汉简所记，可知这种告示借市门和里门来广而告之。
利用市门，作为大众传播的场合，还有更为著名的例子。比如，在秦国，市门悬赏以搞名堂，似乎形成传统。商鞅变法，欲取信于民，便在市的南门立一棵三丈之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没人敢动，又将赏金增五倍。终有一出头者，搬木头，得赏金。大约百年后，秦国的吕不书指使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书成，公布于市门，悬千金其上，声言有能增损一字者，赏。这回没有“出头鸟”。东汉的高诱评论此事，书不是不能改，只是畏惧吕不韦的权势，无人敢。
这两个典故都记录在《史记》里。它们的场景，是古代都城城池的巾肆之门。
市门题字，字写在公共场所，也可以如当众宣誓一般。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司马相如初入氏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这就是将自己的豪言壮语向公众发表出来。
战国《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有个故事，讲到官员派人前去了解市中情况，特别涉及市门：
商太字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于市？”对曰：“无见也。”太宰曰：“虽然，何见也？”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因召市吏而消之曰：“市门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辛知之疾，乃惊惧其所也。
这故事，反映了先秦时代城里设市，市置市门的情况。那市不上一个门，故有市南门之说。畜力车大约是禁止进门入市的，所以南市门前有很多牛车。太宰由此推断市门前会有许多牛屎，并召来市吏责问。推断是对的，市吏一下子被太宰的明察所慑服。这又说明，守在市门口的市吏，除了负责征税、治安等事宜，还对门前卫生负有责任。《吕氏春秋·仲夏纪》“门闾无闭，关市无索”，无索则讲的是不征税。
东魏初钱币混乱，“盗铸弥众”，“轻滥尤多”，进入流通的铜钱往往分量不足。《魏书·食货志》记，武定六年，“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毕准市称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市门悬着衡器，以它为标准，就像如今市场上所见的公平秤。
4．阙：当途高——三国魏
帝王宫门立双阙，中国古代皇家建筑这一传统平面布局，凝固为一个同：宫阙。这词用来称谓庞大的皇城建筑群，也指代朝廷。“阙”，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甚至可以独自概括那一切。因此，怒发冲冠的岳飞，吟《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清代费密《荒书》，讲明末张献忠的农民军转战四川：“贼张献忠僭位，改贼国，曰大西，贼元为大顺，以蜀王府为贼阙。”通篇以“贼”蔑称，张献忠的宫殿被叫做“贼阙”。
阙的建立，初见于春秋时代。《尔雅·释宫》：“观谓之阙。”《古今注》说：“古每门树两观于其门，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故谓之观。”阙用来“标表宫门”，具有等级符号的意义，如汉代班固《虎通义》所言：
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释门，别尊卑也。
屹立于宫前的双阙，以其巍巍，显示帝王气派。它还是国君颁布政令的地方。《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变法图强，筑冀阙是举措之一。唐代司马贞释：“冀，记也。出列教令，当记于此门阙。”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咸阳找到商鞅变法时所筑冀阙基址。其两阙相距400米。发掘西阙所获资料，使今人得以勾勒当年的壮观——秦冀阙为上下三层的建筑物，底层有七室之阔，正所谓“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
至汉代，阙已非宫门专有，词庙、庭院都有建阙的例子，但它仍是或庄严或权势的象征，寒门小户是立不得的。
成都出士的汉代画像砖（图14），画面是阙。高高两阙之间，以大门的檐罩相连。这是汉阙的形式之一，即门、阙合一的阙。
另一形式为各自独立不相连的双阙，成对地立于大门之前。山东沂南县汉墓石刻（图15），表现了庭院门外立双阙的情景。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对汉代宫殿之阙多有涉及：“《关中记》曰，建章宫圆阙，临北道，有金风在阙上，高丈余，故号凤阙也。”阙上饰以铜凤，让人想到成都汉画像砖的门阙图案，连阙正中画有一凤凰。古时歌谣：“长安城西有双阙，上有双铜雀，一鸣五谷成，再鸣五谷熟。”铜雀即阙上金凤。郦道元写到未央宫：刘邦“令萧何成未央宫，何斩龙首山而营之。……山即基，阙不假筑，高出长安城，北有玄武阙，即北阙也；东有苍龙阙，阙内有闾阖、止车诸门。”阙借山势，雄伟气象，令人仰望。
从东汉元初五年（118年）起的五六年间，河南登封建造了三座石阙，即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均为庙前神道阙，并称“嵩山三阙”。三对石阙屹立至今，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室阙上的狩猎、出行浮雕，少室阙的马戏、蹴鞠浮雕，留下汉代生活的宝贵史料。启母阙建于当年的启母庙前，阙上刻有小篆铭文，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阙上浮雕也可寻到大禹故事的画面。
陵墓前的神道阙，左右相对，中间为神道，形成入口处，在平面布局上具有门的意义。四川雅安高颐墓阙，建于东汉建安年间，其浮雕精美，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阙的形象，还见诸汉代图形印。上海博物馆的两枚藏品，分别被名为“宫阙”、“阙门瑞鸟人物”（图16），在很小的面积里，表现了大门和门前双阙。图案虽然简约，却能使人体味门、阙布局的层次感。
门之阙以其巍巍，又叫魏阙。古代“魏”通“巍”。东汉高诱注《淮南子》：“魏阙，王者门外，阙所以县（悬）教象之书于象魏也。巍巍高大，故曰魏阙。”门阙的名称含“魏”，取义于“巍巍高大”。由“魏阙”、“魏观”而“象魏”，以至于“象阙”，阙有了这些别名。
阙之“魏”，毕竟与魏晋之“魏”用了同字，古人因此编造出有关曹魏的故事。晋代王嘉《拾遗记》载：
太山下有连理文石，高十二丈，状如柏树，其文彪发，似人雕镂，自下及上皆合，而中开广六尺，望若真树也。父老云：“当秦末，二石相去百余步，芜没无有溪径。及魏帝之始，稍觉相近，如双阙。”
《拾遗记》说这是魏时帝时期的事。明帝为曹丕之子，魏朝第二帝。王嘉讲“众祥致应”，黄麟、神草之外，提到泰山巨石如阙。并借父老之口神乎其词，本来相隔百步的两岩石，逢曹氏称帝而渐渐靠拢，移动成阙。言虽在阙，而意却在“魏”，将其说成魏当代汉的征兆。
阙——魏的文章不只如上。袁术字公路，《后汉书·袁术传》记，拥兵自重的袁术曾见谶书有“代汉当途高”之说，以为自己“名字应之”。其实，“当途高”说的是阙，由阙而及魏，人们是在为曹魏代汉编谜语，并无袁术的事。晋代人给《三国志·魏·文帝纪》注解，讲得明白：
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造高，当途高者当昌于许。”当途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
阙门高大，“阙然为道”，正所谓当途。由此，阙派生了暗指曹魏的隐语“当途高”。这不妨视为古代门文化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这类故事在晋时重又上演。《晋书·王沈传》载，王沈字处道，其子王浚以“处道”即为“当途高”，视为“应王者之谶”，而谋僭号称尊，结果下场不佳。
《南史·何尚之传》将正郊丘、铸九鼎、树双阙并论，可见“当途高”的影响：
世传晋室欲立阙，王指牛头山云，“此天阙也”。是则未明立阙之意。阙者谓之象魏，悬法于其上，浃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当途而高大貌也。
山形虽似阙，却不能代替立阙的象征意义。以上是何胤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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