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天堂里的浙江人
与沿海其他省份的人相比，浙江人能吃苦；与内陆人相比，浙江人很灵活。浙江人的创新能力和吃苦精神是外地人都十分佩服的。不仅如此，浙江人还胆子大，敢闯敢干，只要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他们都敢去做，这种观念就是勇于创业。
在很多浙江人口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使一位北方的大学生很受启发，而对于浙江人来说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
1983年，西北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学生让校门口一位18岁的浙江姑娘补鞋子。大学生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中学毕业干这个，不怕人家看不起吗？"姑娘也以同样的口吻反唇相讥："你穿双破鞋就被人瞧得起吗？"大学生又问："你补鞋补到什么时候？"姑娘回答："补到人打赤脚的时候。"大学生又问："那你将来打算干什么？"姑娘一本正经地答道："想开一家小店，自己当老板。"大学生感到不可思议："好大的口气，你有资金吗？"姑娘似乎对这个书呆子有些不耐烦："你没看见，我这不是正在攒钱吗？"
浙江人的个性在这个补鞋姑娘的身上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在总结浙江人的精神时，总是说他们"特别能创业"。这是一种务实的睿智，浙江人的聪明在于当某些人还在顾及自己的面子犹豫不决时，他们已从这些人的口袋里赚取了大把的钱。浙江人的性格糅合了南方人的细腻和北方人的豪爽，他们的品质最适宜经商。
浙江人有着强烈的脱贫致富的愿望，只要能过上好日子，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他们讲求实效，不尚空谈，踏实苦干，只做不说。面对指责，不屑于争论；面对成绩，也不愿炫耀。自强，是很多浙江人在艰苦情况下仍然奋斗不息的精神写照；务实，则在不少大老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创业之初，他们可以擦皮鞋、卖快餐，做许多人不屑于做的小事。
浙江人的群体性格呈现出一个有趣而鲜明的对比：女子多以大刺刺的野性活泼见长，男子则以文绉绉的风雅内敛闻名，正应合了"阴阳互补"的天意。从美学的角度讲，女子多些豪爽之气，会更添几分妩媚，男士多些玲珑精致，则会变得更加俊美。这个特点在浙江人的群体性格中表现得相当明显，显出别样的文化张力。
许多年以后，一个同样性格的女人曾经用头撞击雷峰塔，为白娘子叫屈，为自己鸣不平，她就是鉴湖女侠秋瑾。她是一个更不讲规矩的女子。不但不恪守"妇道"、相夫教子，而且以国事、天下事为己任，还跟着一大帮热血男子跑到日本留学。这还不算，她还着男装，佩短剑，与革命党人称兄道弟，把酒阔论时事。后来，她加入同盟会，回国创办大通学堂，并秘密筹备起义，不料事泄被捕，英勇就义。虽然她最终与白娘子一样，被镇压了，但她并不后悔。当她低吟"秋风秋雨愁煞人"时，也许想起了计较茴字有几种写法的孔乙己，想起被孙子痛打的阿Q，想起假洋鬼子，想起那些兴奋围观"女革命党人"的麻木看客，她也肯定想到了那个要用鲜血来惊醒世人的谭嗣同。现在，她要做同样的事，怕是不怕的，恨也没用，愁的只是这些看客到底需要多少鲜血才能被惊醒。她只是坚信她的血是必须流的，于是她走得那么平静、从容。
白娘子为"小家"而反抗，秋瑾为"大家"而流血，在她们单薄的香肩上，自愿承担的却是"家、国"两副沉甸甸的重担。她们敢与男人比肩，敢与英雄竞争，却从不失女子纯真本色。她们不张扬，不邀功，只是利用自己的力量，完成必须担负的使命，至于是非成败，则留给后人评说。白娘子如是，秋瑾如是，小凤仙也如是。
小凤仙在近代很有名气，源于她与蔡锷将军间的一段"知音"传奇。这位姑娘是钱塘人氏，因父亲被不义朋友拖累，倾家荡产，无奈做了妓女。然而，虽身在青楼，却洁身自好，极不守"规矩"。她对那些有钱有权的老爷们，常常是冷眼相待，率性而为，懒得求媚取宠。直至她碰到蔡锷，凭着天生慧眼，一下子便认定这是一个非常人物。一曲高山流水，一番慷慨陈词，使得将军不得不刮目相看，而后相识相知相爱，自在情理之中。她美丽、痴情，而且大义、大气。她知道爱人外似欢娱，却是内怀郁结，他的志趣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磨在花天酒地。于是她忍辱负重，巧演"苦肉计"，妙施"障眼法"，先智救家眷回粤，后亲护将军离京，使英雄终于摆脱困顿，再度雄起。然而"天不助英雄"，将军过度操劳，不幸早逝。小凤仙悲伤欲绝，亲书挽联：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又书：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提起诗名，不能不提苏小小。她的名气之大，大得墓前要建"慕才亭"，以供往来不绝的名士才子凭吊。她的名气之重，重得千百年后，竟有同乡诗人以与她攀亲为荣。诗人袁枚就曾镌一小章："钱塘苏小小是乡亲。"按道理，浙江历代不缺名士高人，若是攀亲，不难找出更有重量级的人物来。而这位诗人却执拗得可爱，独以她为荣，这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众所周知，她只是一名妓女，而且也没有留下多少诗稿，但是历来文人却独独偏爱她，有关她的诗篇也是举不胜举。如"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堤上女当垆"，或"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或"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等等。
当年的苏小小，很漂亮，很纯情。她曾写过一首很有名的《同心歌》："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泠松柏下。"把年轻人初次相会的情节描述得清新而又美妙。据说她还很慷慨，很大方，曾在西湖岸边偶遇一个落魂书生，即赠银百两，助他上京赶考。她也很超然，很潇脱，因为重病，二十岁出头就香消玉殒了，但据说她对死看得很淡，并庆幸在最灿烂的季节随风而逝，风骨里的超然飘逸构成她独立而唯美的人格，这是她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吸引人之处。
江南文化的发达，无不与南宋迁都临安（杭州）有关。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必然刺激了当地文化的整合与发达。南人本就才思细密，敏感多情，再加上君王的个人偏好，一时间，纤巧冶艳的软语艳词以"流行文化"的态势铺天盖地、汹涌而来。当文化的风向标已经彻底倒向婉约一边，诗曲艳丽，重视格律，也就成了地域文化的最大特色。如乌程人张先的"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永康人陈亮的"闹花深处层楼，画帘半卷东风软"，会稽人王沂孙的"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音律优美，格调清新，无不纤巧得可爱，艳丽得动人。
与越女的慷慨激昂、文士的风流俊逸相比，浙江男子在性情上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敏思、隐忍和练达。他们往往思考得更深远，行动起来更讲实效。如鲁迅先生一辈子都在战斗，用牙用笔。先生骨子里也是激烈的，但他的表达却是坚韧而圆通的。先生不喜欢，也不赞成做无谓的牺牲。他"逃"来"躲"去，不是害怕，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更长久地战斗下去。当年，先生的同乡秋瑾女士从容面对死亡，需要莫大的勇气，而面对惨淡的人生、黑暗的现实，孤独地与荒唐、愚昧、邪恶打斗较量，则需要更大的勇气、耐心与智慧。
绍兴城还走出一位近代文化界里最有影响的人物，这就是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是实干家，他知道，中国文化界的事，争论固然是有益的，但他更愿意在自由、开放、民主的前提下，让大家有话好好说。于是，在他的努力下，一个中国最好的大学诞生了，一个先进的思想库建立了，一块自由的先锋文化阵地开辟了。当年的北京大学里，既有长袍马褂的遗老教授，也有西装革履的留洋博士，长衫、辫子、洋装、手杖构成一道绝妙的人文风景。
2 ． 杭州人的性格
杭州"世风温和"，是文明之邦。杭州人文雅，鄙视粗野，杭州人无法忍受别人指着脊梁骨骂人，他们总是心平气和。如果有问题，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绝不会"小人动手"。因此，在善于经商的浙江人里面，杭州人没法起代表作用，尽管杭州是"浙江首都"，但是，从某种意义讲，杭州人却不像善商的浙江人。
杭州人不愿外出，凡在外地谋生的杭州人，被"正宗"的杭州人所蔑视。因为在杭州人眼里，没有比杭州更好的地方了。事实上，杭州人是宁愿当清洁工，也不愿背井离乡的。和上海人的"恋沪癖"相似，杭州人有很深的"恋杭癖"。上海人自视甚高，但是杭州人的自豪感甚至超过上海人，杭州人从来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哪个地方最好?"因为答案对他们是不言自明的：第一，西湖风景，举世闻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第二，杭州曾作为南宋首都，广阔的江南没有一个城市有此殊荣。杭州人脑子里总还隐留着皇城中天子脚下的自负感。
长此以往，杭州人由于盘踞于祖先的荣耀和历史遗产上，被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封闭并围困，年复一年地陶醉于一潭死水之中，逐渐趋向保守、封闭、夜郎自大。杭州人和敢于开拓冒险的宁波人、温州人相比，简直不像一个地域上的人。
因为太爱面子，不少杭州商人凡有碍面子的事不去做。他们做生意多是些体面的行当，开厂办公司会干，如果去摆个地摊之类，就是打死也不会去。因为面子心太强，所以杭州商人做生意，绝不会赤裸裸地大谈金钱，尽管其心里多么渴望钱财。他们总会给"挣钱"披上一层动人的外衣，好像并不需要钱，仅仅是为了做某件光彩的事。
在杭州人眼里，做官很风光，因此杭州生意人也多和做官的联系起来。在做生意时，商人们以结识官员为荣，爱走上层路线，爱打权力牌，在赚了大钱之后往往思考的不是如何在商界发展，而是一门心思往政界挤。
胡雪岩深知中国封建社会"官"对于商业的重要意义，胸怀大志的他不惜以自己失业为代价，冒险挪用钱庄500两银子资助一位穷困潦倒的庸吏王有龄升了官，由此与之成为莫逆之交。后来王有龄官运亨通，权势日隆，胡雪岩便利用王的权势，开设私营的"阜康钱庄"，从此以金融业为中心，周旋于官府、帮会和洋商买办之间，极尽投靠、勾结、拉拢、网络和收买之能事，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并利用这个关系网大肆进行各种合法的、非法的经济活动。短短10年，家财暴增至亿万，富可敌国。发达后，胡雪岩捐官至二品，顶戴花翎，人称"红顶商人"。
胡雪岩的经商之道是机智的人际关系之道，他八面玲珑，投其所好，处世之术使其在理性淡薄的旧中国官场上大行其道。而今胡雪岩不在了，但从今天的杭州商人身上仍可看到擅长交际的传统。
3 ． 温州人的性格--东方犹太人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三面环山，东临大海，自古温州人便以外出经商为荣，而且他们外出绝无漂泊之感。他们走南闯北，绝不是迫于生计或为挣钱娶妻生子，而是创业。相反，若是哪个小伙子长年厮守家庭，便会被视为窝囊、没出息，这一点与宁波人非常相似。
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温州商人更是遍布中国乃至世界，而且越来越由行商推销变为坐商，由游击方式转向坐庄赚钱，形成了"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能开拓市场"的概念。甚至有人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温州人"。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
如今，中国的角角落落都活跃着一群群浪迹天涯、不辞劳苦、精明肯干的温州人。最初他们十分不起眼，人们只是从修鞋、小发廊、小商贩中得知和认识他们的。温州人除了江南人那般瘦小、灵秀外，就是默默地干活，做生意，他们与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贩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慢慢地，温州发廊、温州服装店、温州电子城、温州产品越来越多，各种温州产品、包装、标牌、证书、徽章也越来越多，一时间，温州货充斥全国。渐渐地，人们对温州人由漠视不屑到兴趣十足、惊奇钦羡，再到仔细探究："温州人咋的啦？这么多，这么会赚钱。"
温州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温州人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温州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从不好大喜功。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不像有些地方的人，大钱赚不来，小钱不愿赚，只好两手空空，不是探究失败原因，而只是一味抱怨天不助我。
纽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温州人都做，他们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温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国。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他们办起企业来，也不像北京人、广东人追求大气派、大产品，同样是从小处着手，逐渐地去填补全国小商品市场的空白点。
温州人是有眼光的，当他们积蓄了资本后，就会把产品由小做大，最后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电子元件到成套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并且涉入房地产、金融业，于是温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
温州人最善于推销，温州人"脸皮厚"，他们不怕碰壁，也不怕别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看我待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他们用笑脸，用磨破的嘴皮，用磨掉的鞋跟，把他们的产品送到全国各地，也把全国各地的人吸引到温州来。
温州人还大胆地杀向了海外。美国、巴西、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都有温州商人。在巴黎的13区和14区住的都是温州人，听到的都是温州方言，甚至警察也得说温州话。
因此，正是温州人"四处出击，八面埋伏"的方式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精神，活跃了各地的市场，使之成为"东方起动点"。
宁波人没有杭州人那么多的家园意识。"航海梯山，视若户庭"，宁波人是以四海为家的，冒险犯难，天生就是干大事的料，有着坚毅的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他们耻于安守家业，宁愿背井离乡到外面的世界拼搏创业，也不愿守着狭小舒适的家园而碌碌无为。宁波人也没有北方人那种守成享福思想，他们有了钱便立即投入到更大的事业，披荆斩棘，奋力开拓，硬是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开拓出一片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其中不少人成为当地工商界或金融界的巨子。
香港是海外宁波商人的活动基地。香港的两位"世界船王"是宁波人：已故"世界船王"董浩云，是董氏航运集团的创办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另一位"世界船王"包玉刚，则创办了香港十大财团之一。东南亚各国也是海外宁波商人的活动区域。分布于海外各地的宁波人始终保持经商传统。老一辈宁波商人的后代又成为新一代的商人，在海外商界形成"宁波风"。
除了四海为家、冒险犯难外，宁波商人的商业资本出路也充分体现了其开拓冒险的精神。他们有了一定资本后，不是买田置地或存放到银行以求保险，而是把商业资本利润投资于产业，把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起来，能够把握高风险与高收益的机会。他们之中也有败走麦城的，但成功者却是多数。宁波人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
宁波人经商的习俗形成了今天宁波商人头脑灵活、长于思考、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性格，这是宁波商人在激烈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资本。及时调整经营方针，善于捕捉商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也是优秀的现代商人品质。
20世纪80年代初，正当"世界船王"包玉刚的航运业如日中天、红红火火之时，他却做出惊人的决定：卖掉所有船只。因为他预感到两伊战争对石油产量的影响必将殃及油船运输，因此，他及时抽出资金，投资香港地下铁路和隧道，出任隧道公司主席。而后，又投资由英国人控制的香港最大的国泰航空公司，出任董事长。居安思危，在兴盛中看到潜伏的危机，随机应变，"世界船王"终于又胜利了。
宁波商人正是凭着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审时度势、灵活善变的本领，才成为商界的"常青树"。宁波商人的这种品质，完全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优秀商人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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