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赵文化概念的内涵和族属*


董林亭 孙 瑛 （邯郸学院 历史系，河北 邯郸 056005）

[摘 要] 关于赵文化概念，学术界目前尚没有科学而规范的、为多数学人所认可的界定。本文从文化学和历史学理论的视角，对赵文化概念的内涵、时空涵盖以及族属等问题，作了简要的分析和界定。
[关键词] 赵文化；内涵；时空涵盖；族属；

关于赵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如果以 1903 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赵武灵王评传》为起始的话，它已经走国了百年的历史行程。20 世纪上半叶，国学大使王国维、前辈张维华等曾就胡服和赵长城的问题作过考辨，但全面而系统地研究赵国历史文化，还是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事。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于赵国与文化的研究，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说，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先后有一大批学术成果问世。据不完全统计，出版学术专着 30 余部，发表相关论文达600 余篇。然而，学术界对赵文化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目前尚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因此，为规范赵文化的学术研究，进一步促进和推动赵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我们拟从文化学、历史学理论的视角，对赵文化概念的内涵、时空涵盖与族属等问题作出界定。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赵文化概念的提出，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举国“文化热”之时。1987 年 9 月，首届“全国赵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邯郸召开，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赵文化的基本内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有的学者从文化形态上着眼，将赵文化称之为“骑马文化”（如唐嘉弘）；有的学者则从赵文化结构的分析入手，认为赵文化是“平原文化与高原文化，内陆文化与边地文化，农耕文化和畜牧文化，华夏文化与胡族文化的二重构成（如孙继民、郝良真）”。尽管他们立论的视角有异，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把赵文化视为一种地域文化。我们即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进而分析和界定赵文化的具体内涵。

地域文化（RegionalCulture）或称区域文化概念，最早见于西方文化地理学派的著作，主要是用来说明人类文化的空间分布，研究人类文化与空间地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规律，用文化哲学理论来表述的话，所谓“地域文化”，是指“因着一定的地理形势，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得以与其它地方区别开来的语言、风俗、宗教、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等。”[1]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域文化与文化地理学的概念十分相近，它们都是以广义的文化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二者的差异与区别在于，文化地理学是以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研讨。地域文化则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研究。历史地理学中的“地域”概念，通常是指从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与我们现代的行政区域划分截然不同，但却与文化社会学理论视野中的“文化区域”或“文化圈”等概念的蕴涵相一致。由此看来，作为地域文化的赵文化，其概念就应表述为：先秦时期在赵国土地上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的文化。它是中华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与楚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以及燕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了先秦时期灿 年烂的文化时空。

按照文化学的理论，文化有广狭大小之分。广义的大文化概念，约等同于“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即是指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的总和。从文化的基本结构上说，广义的文化涵盖了物质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三个层面。狭义的文化概念，则主要是指人类的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即广义的文化概念中的精神心理层面。狭义的文化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三大支柱（经济、政治与文化）之一，是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一种塑造历史的力量。

如前所述，地域文化是以广义的文化领域作为其研究对象的，那么，赵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其概念的具体内涵，即指先秦时期的赵人创造的全部文化的总和。这其中既包括赵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活动和成果（物质生产文化）；也包括赵国所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赵地特有的风俗习惯、行为礼仪等（制度行为文化）；还包括赵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习得而成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伦理道德观念、审美情趣以及心理性格结构（精神心理文化）等内容。但对于赵文化概念的认知仅仅停留于此，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作为地域文化的赵文化，也必然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

就赵文化的时空范围而言，人们通常将其上限定在赵氏立国，即赵国的建立标志着赵文化的正式形成。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赵氏立国的具体时间的认识并不一致。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赵氏立国在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 23 年）。《史记 晋世家》载，这一年韩、赵、魏三家正式分晋，于是“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诸侯”。这种意见在学术界较为流行。第二种意见，认为赵氏立国应在公元前475年，以赵襄子即位为标志。其依据是，在此前一年，即公元前476年为周元王元年，司马迁在《史记 六国年表》中即选择是年作为六国纪年的开始。也就是说，司马迁把公元 476 年作为战国开始的年代，这与孔子所删定的《春秋》的迄年（鲁定公16年，公元前479年）也相当接近。同时，又与当今史学界为多数人所赞成的战国开始于公元前475年的观点相吻合。[2]（P109-110）。第三种意见，认为赵氏立国应提早到“晋公室卑，六卿专政”之际，即公元前490年左右。孙继民先生更将具体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491 年，这一年，赵简子攻破邯郸、柏人。《史记赵世家》称：“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余邑入于晋。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侔，即相等、等同之意，就是说，在司马迁的眼里，赵氏作为晋卿，虽无诸侯之名，却已具诸侯之实。另外，赵氏子孙在追述其先祖的丰功伟业时，也都以赵简子作为立国始主，此如赵武灵王在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时，就曾提到“简襄之烈”[3]（P124-125）。综合以上三种意见，我们认为，第三种意见比较接近和更加符合赵国历史的实际。因此。主张将赵文化的上限界定在公元前 490 年左右为宜。

关于赵文化的下限问题，学术界的看法也存在歧异，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赵文化是随着赵国的建立而形成的，那么赵国历史的终结，即意味或标志着赵文化的消亡。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文化是一条永远流动着的历史长河，所以，自古及今，在古赵大地上发生的一切文化事象，统统都应该划入赵文化的概念范畴。而我们则认为，赵文化的下限应界定在西汉刘氏王朝统治的初期，具体地说应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理由如下：首先，应该承认，作为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文化，在社会变迁之后亦必然发生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文化在赵国灭亡后，从整体上看是处于逐渐衰微且日趋灭亡的境地。但同样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是，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传承性、渗透性、群体性等特征，又决定了赵文化不可能随着赵国政权的灭亡而遽然消失，虽然说赵文化的主流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但其流风余韵仍将绵延一个历史时段，待新的文化系统“大一统”的汉文化形成后，赵文化以地域文化的身份经过整合，融入其中，成为汉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这个历史时段的长短，完全取决于新的文化系统建构进程的疾缓。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不能以秦统一全国作为赵文化的下限。诚然，秦王朝在统一中国之后，在全国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等文化统一政策，为大一统的中国本土文化（汉文化的雏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秦王朝只是在形态上完成了中国本土文化的铸合，对于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原六国文化等）的特质进行整合，使之有机地融汇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大一统的文化体系，则是由汉武帝执政时完成的。

其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秦王朝仅二世即亡，起而代之的西汉王朝，在其统治的初期，政治上采取的是“贵虚静”、“尚无为”的“黄老之术”。汉高祖刘邦在逐灭异姓王的同时，又陆续分封同姓子弟为诸侯王。如齐王刘肥，楚王刘交，赵王如意，吴王刘濞等，这些诸侯王国，无论从其控制的地域，还是称谓上，都俨然称得上一个个独立王国。而且这些诸侯王国与先秦时期各地域文化的格局大同小异。西汉初年政治上这种中央集权与半割据的诸侯王国并立的格局，就为先秦时期各地域文化的存在和延续创设了条件，但却直接阻抑和延缓了“大一统”的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的历史进程。因此，在西汉王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之前，“大一统”的汉文化是不可能形成的。而随着七国之乱的平息，整合各地域文化，建构“大一统”的汉文化系统工程才提到日程。直到汉武帝时，采纳专治《公羊春秋》的大师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标志着“大一统”的汉文化系统的最终形成。所以我们既不能接受那种认为赵文化随赵国灭亡而俱亡的观点，也不赞成那种把秦汉以来古赵大地上发生的一切文化事象，统统归入为赵文化范畴的说法。事实十分清楚，如果无限制地把赵文化概念泛化的话，我们将无法理解和诠释“汉文化”这个概念。

关于赵文化的空间范围问题，笼统地说，先秦时期赵人的足迹所到达的地区，都应属于赵文化的空间范围。但如此界定，又未免过于宽泛而失去界定的意义。因此，从空间范围上对赵文化作科学的界定，就显得十分必要。我们认为，赵文化的空间范围，应指赵氏立国后实际掌控的地域。从赵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其疆域在赵武灵王时期达到最大。大致包括今天的河北省的中部和南部、河南省的北部、山西省的北部和中部、内蒙古的南部、陕西省的北端、以及宁夏的一小部分。在上述五省一区的广袤地域内，由先秦时期的赵人创造的一切文化事象，都应属于赵文化的研究范畴。

除了对赵文化概念作时空界定外，在此还应该着重强调一下赵文化的族属问题，即前面多次提及的赵文化是先秦时期赵人创造的地域文化。这个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之所以有界定的必要，是因为历史上的赵国在其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曾先后征服过一些少数族人建立的国家和地区，如赵襄子灭代（代国为白狄所建），赵攻灭中山国（鲜虞族人所建）等等。以中山国为例，中山国本是鲜虞族人建立的国家，由于长期处于华夏族文化的包围之中，受华夏文化的影响很大，在赵攻灭中山时，中山文化基本上已完全“华化”了。但中山文化毕竟是鲜虞族人所创造的，且自成一系统。因此，中山国的疆域虽最终纳入到了赵国的版图，但中山文化不属于赵文化范畴。这也是我们再三强调赵文化乃“赵人创造”的用意所在。

赵文化既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概念，同时它又是一个历史概念。如果我们从逻辑学的视角去观察赵文化概念的话，除了上面论及的内涵之外，它还有个“外延”问题。同样，把赵文化这个概念纳入历史学范畴，即用历史学理论去分析赵文化的话，它也必然经历过一个从萌芽到形成、从兴盛到衰落直至死亡的历史进程。

如前所述，赵文化的上限界定在赵氏立国之时，即赵国的建立标志着赵文化的正式形成。那么，赵文化从其酝酿产生到最终形成，期间尚存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段，我们把这个历史时段的文化称为“先赵文化”。从赵文化的概念外延的角度来说，先赵文化也属于赵文化的概念范畴。先赵文化的内容庞杂，时空跨度很大。限于篇幅，在此只能略述其梗概。据我们研究，赵文化的源头可上溯至远古时期古东夷人创造的少昊文化，这是一种以太阳鸟——凤鸟为图腾崇拜的原始农业文化。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认为，在今天汶泗流域山东大汶口文化的晚期即其文化遗存。赵文化的原始形态，主要是“调驯鸟兽”，并以“养马”、“驯马”和“善御”而著称。大约在夏朝统治的末年，东夷人和商族结成“反夏联盟”，在推翻夏王朝的战争中，赵氏祖先开始西迁，后定居于夏王朝的心脏地区山西汾河流域。在整个商王朝统治时期，汾河流域始终是赵氏祖先中的“第二故乡”。周武王灭商后，由于赵氏祖先中的蜚廉和恶来父子的助纣为虐，周人即将赵氏家族从土肥水美的汾河流域迁至山陵沟壑地区，居住在宅皋狼（今山西离石县西北）。至到造父时，由于为周穆王“御”而有功，被封在赵城（今山西省霍县南），赵氏祖先才得以重返汾河流域。周幽王统治时期，赵氏先人叔带“去周适晋”，始建赵氏于晋国（时间约在公元前 781 年—前 78 年之间）。从此，赵氏家族即在晋国繁衍生息，赵文化也在晋文化的母体中孕育成长，直到公元前 491 年赵氏立国。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对于作为地域文化的赵文化的认识，获得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即从时间维度上看，赵文化起源于远古，形成于春秋末期，衰亡于西汉武帝时期。从空间维度上看，赵文化分布在当今五省一区的广袤地域内。就赵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论，赵文化不仅仅包括其正式形成后赵人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而且还包括赵氏祖先从远古至赵氏立国这一历史时段的一切文化创造。但愿我们的界定对从事赵文化研究的同仁能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 杨善民, 韩 铎. 文化哲学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2] 沈长云. 赵国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3] 孙继民, 郝良真. 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3.

*本文详见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