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亮点：淮河流域大放光彩的道家文化
淮河发源于河南境内桐柏山，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流域面积达27万平方公里。远古的淮河大地清流纵横，阡陌交错，是山青水秀的奇绝之地，曾以富庶名闻天下，人称“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道家创始人老子出生于春秋末期的宋国相地（今涡河流域），其重要继承发展者庄子生活于战国中期的蒙地（今淮河北岸的蒙城县）。其他如《黄老帛书》是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代表作，其作者据考证是西楚淮河人，在今淮南一带；《淮南子》是西汉黄老之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主持者是淮南王刘安。道家学派及其三部经典著作《老子》、《庄子》、《淮南子》均产生于淮河流域的现象，已被视为淮河流域地域文化独有的标志性学派和标志性著作。这里所以能出现这样绚丽灿烂的人文景观，是古代淮河流域地势平坦、气候适宜、支流众多、雨水充足的优越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所决定，这些条件与生命的孕育、成长息息相关，也奠定了老子等道家学者独有的理论和思想——对生命哲学的关注和阐述。
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道德经》的全部内容，主要是发挥“道”和“德”两个名词的涵义。老子强调“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对于“道”（包括“德”）的描述，多层次地剖析了宇宙、国家、万物、人类以及人本身的各项内涵。老子之“道”运用到社会方面就是他的政治思想，运用到人体内部就是他的修养之法。后世的许多思想家，诸如庄子、列子、葛洪等人的著作均走不出老子的思想。老子从他的认识论出发，认为治理国家应该“无为而治”。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要无所为而为，也就是凡事要顺乎自然。老子说过：“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又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他认为“道”和“德”是属于无为的范畴，仁以下是属于有为的范畴。
庄子对老子所讲的精神性的“道”，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认为“道”是超感觉的，“无为无形”，又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即“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而“道”则自己生出自己，这和老子的解释是一致的。但他进而认为人通过修养可以得“道”。得了“道”就可以与“道”同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淮南子》又名“鸿烈”或“淮南鸿烈”，汉初黄老学派著作。在淮南王刘安的主持下编著，参加著作的有“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冒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
“道”是贯穿《淮南子》通篇的一大主题。其论道主要集中于《原道训》、《精神训》、《傲真训》、《览冥训》等篇中，认为“道”包含宇宙生成演化的全过程，是万物的总根源，这是《淮南子》的理论核心。《原道训》作为《淮南子》的第一篇，首先对先秦论“道”各家“弃其畛契，斟其淑静”作出自己的解释，故名“原道”。它阐述了作为宇宙万物总根源的“道”，包含了各种矛盾，认为阴阳、刚柔等矛盾运动是宇宙万物发展的内在原因。详细叙述了事物间、主客观之间的各种矛盾关系。赋予老子“无为无不为”命题以崭新的涵义，提出“不先物为”，“因物之所为”以及“用于数命合于时”，“执道理以耦变”等深刻思想。在《淮南子》看来，“道”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任意变化，高深莫测，宇宙间的各种事物变化都是按“道”的“法则”来运动变化的。
《淮南子》的“无为无不为”的思想是对老庄哲学“无为而治”理论的典型概括。《原道训》中指出：“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即要达到“道”的最高境界，就要返回到清静，穷究万物之理，以“无为”作为终极。“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在《修务训》中还批评了消极“无为”的思想，提出了积极“无为”理论。在《淮南子》看来，真正的“无为”并不是寂寞无声，漠然不动，感而不应，推之不往，并不是在客观事物面前束手无策或任意妄为，因此突出强调了“因资”和“待时”的思想。
第二大亮点：徽商与中国三大显学之一的徽学
新安江发源于黄山北麓，经休宁、屯溪、歙县至街口附近流入浙江境内。江流曲折清澄，两岸千峰竞秀，唐代诗人孟浩然诗曰：“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
徽州位于新安江流域，境内多山地，南宋淳熙罗愿的《新安志》说，徽州是“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山限壤隔”，就是自为一体，独立成篇，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之称。因为山地偏多耕地偏少，乡民们因生活的压力而背井离乡，出外做生意。渐渐地，徽州人因善于经商而声名大振，有了“无徽不成镇”的说法。
明代开始，“贾为厚利，儒为名高”是大多数徽商奉行的准则。他们除了不断向朝廷和官府捐银报效外，把商业利润的一部分投资教育，培养子弟和同族学子通过科举进入封建政府的各级政权。与此同时，商人雄厚的财力和浪迹天涯的流动性，又为他们的子弟延请名师、四方游学、广交名士、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创造了有利条件徽商又给予很多支持。明清时期，徽州书院共有90所，一个州有如此众多的书院，这在国内也是罕见的。少数官办，绝大多数是民间创办的，得力于徽商。
古徽州人们历来重视培养子弟读书上进，做生意的故然“贾而好儒”，务农的也坚持“耕读传家”。有民谣说“三代不读书，等于一窝猪”。所以蒙童馆之类遍及村坊山庄，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美誉。古往今来，徽州这块灵秀之地，文风昌盛，人才辈出，代不乏人，涌现出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这里是程朱理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故乡，故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之称。
徽学指原徽州（府）及所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六县所出现的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并具有学术价值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综合。它根植于本土“小徽州”，伸展于中华大地，尤其伸展于以江南（苏南、浙东）和淮扬地区，以及芜湖、安庆、武汉、临清等城市为基地形成的所谓“大徽州”，由大、小“徽州”互动融合形成博大精深的文化。它包含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天地。
徽商曾构建了一代商业帝国，在全国引领风骚数百年，直达到“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的境地。徽学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历史悠远，其源头可溯到商周时期，在长达数千年的渐进深化中，它经历了远古文化、山越文化、新安文化几个阶段，其核心时新安文化。它以徽商的发展为经济基础，内容极丰富，诸如理学、经学，代表人物有朱熹、江永、戴震、俞正燮等；医学，有新安医派，著作甚丰；建筑学，有徽派建筑和四雕艺术；经济有理财专家王茂荫；国画，有新安画派、黄山画派；篆刻，形成皖派，代表人物有何震、黄士陵等；版画，在中国版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中国版画发源地之一；出版业，唐宋雕版印刷业已相当繁荣，北宋徽州人毕升创泥活字，元代王祯在旌德首创木活字，将出版业推进了一大步，到了明清之际，这里已成为中国四大出版中心之一；文房四宝，徽墨、歙砚、宣纸、宣笔，亦历史悠久；徽州方言，保存许多古代语言，成为语言学家研究对象，此外还有徽剧、徽菜、盆景等也是蜚声中外。
第三大亮点：盛极一时的桐城文派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在安徽境内有四百公里，俗称“八百里皖江”，两岸支流众多，河湖交错。桐城位于江淮之间，地处皖中，交通便捷，古就有“楚尾吴头”，“七省通衢”之美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桐城派的开创者们开阔视野，融百家之言，作一派文章；桐城背山临水，地形复杂，河网密布，地理单元相对独立，这种独特的山水位置养成了桐城派作家专心致志的品格以及桐城人所独有的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淳厚，号为礼仪之邦的淳朴风气；桐城气候温暖，降水丰沛，鱼米之乡，较为发达的物质文明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如画的风景铸就了桐城派文人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怀，正是这些独特而又优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桐城派师法自然、清正雅洁文风的形成，并最终使桐城派得以盛极一时。 桐城历史悠久，文风昌盛，为江淮文化圈的发祥地和集中地。早在春秋时代，即称桐国；公元757年正式建县，迄今已有1200余年。其间人文勃兴，代有英才。唐宋两代的曹松、李公麟，一以诗名，一以画显。明清时期中进士者就达240余人。其中，明末大思想家、科学家方以智堪称“十七世纪罕无伦比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特别是以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雄霸文坛200余年，拥有作家1200余人，创作传世作品2000余种，是中国文学史上迄今为止时间最长、作家最多、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 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钱澄之“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为桐城派作了示范。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方苞拿来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应当崇尚“雅洁”，反对俚俗和繁芜。刘大櫆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提出“因声求气”说，探讨了散文的艺术性。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强调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他还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桐城派的文章一般不用骈句，不罗列材料，语言通畅清顺，很有特色。代表作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桐城派崛起以后有了“桐城文章甲天下”的美誉,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 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流行，以复兴古文为己任的桐城文派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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