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北京的地域文化

尹钧科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  北京100101)

 

[摘要]北京地域文化应是北京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且分为大、小两个范围。北京大地域文化包括旧石器文化、都城文化、皇家文化、士大夫文化、长城文化和京剧文化等11种。

[关键词]文化现象;北京地域文化;北京大地域文化

 

北京地域文化,顾名思义,应是指在北京地区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各种文化现象。如同一个地区拥有的“特产”一样,北京地域文化应是北京地区所特有的那些历史文化。但是,有些历史文化现象虽非北京地区所特有,而在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都城文化、皇家文化、军事文化、长城文化、驿传文化等,似乎亦应视为北京的地域文化。北京地域文化应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一是从全国范围看的北京地域文化,是北京地域文化的主干,不妨视为北京大地域文化;二是从北京市范围看的那些集中于某区县的文化现象,也应是北京地域文化,不妨视为北京小地域文化。那么,有哪些东西可列为“北京大地域文化”呢?这篇拙文仅就个人的理解和认识,谈点儿粗浅的看法(北京小地域文化另文再谈),以期抛砖引玉,并求教大方。

 

一 、连续不断的旧石器时代文化

 

房山区周口店西边的龙骨山盛产中药材“龙骨”,究竟何时在这里发现龙骨的,已无人能说得清楚,据说从宋辽时开始在这里采石烧石灰时,就知道这山上出产龙骨了。20世纪初,这里出产的龙骨引起国外有些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以及考古学家的兴趣和注意,并前往进行调查。原来,龙骨山的洞穴里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自二三十年代开始,中外(以中国为主)科学家陆续在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中进行考古发掘,结果不断发现属于原始人类的各种牙齿和各种骨骼化石,同时发现了大量各式各样的打制石器和哺乳动物骨骼化石(龙骨),甚至还发现了用火的遗迹。这些重大考古发现震惊了世界。科学家们仔细研究后确认,这是生活在距今约五六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类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北京人”,又称“北京中国(猿)人”。接着,在龙骨山顶部洞穴中发现了距今约2万年的新的人类头骨和部分骨架,还发现了骨针和许多装饰品。这种新人类型被命名为“山顶洞人”。“山顶洞人”被认为是原始的蒙古人种,在人类进化史上属于很进步的“新智人”。70年代,在龙骨山的一处新洞穴中又发现距今约20万年至10万年前的新的古人类文化遗存,被命名为“新洞人”。2003年又在龙骨山南数里发现距今约215万年前的“田园洞人”文化遗迹。1996年在王府井东方广场施工时,于地下12米深处发现古人类文化遗迹,有许多石器和动物骨片,还有用火遗迹,为距今约214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1966年于门头沟区东胡林村发现古墓,出土人骨化石三具,被命名为“东胡林人”,距今约1万年。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人”,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新洞人”,再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田园洞人”、“山顶洞人”、“东胡林人”,北京地区远古时代的原始人类活动从未间断过,被誉为研究人类进化的科学基地,并以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周口店龙骨山古人类遗址为典型。这种现象在已发现的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中是没有的,堪称北京地域文化中的佼佼者。

 

二 、都城文化

 

都城文化是指在都城地域积淀下来的各种与都城有关的文化现象。在我国,自夏商周以来,曾经作过各类政权都城,现在仍为城市的,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北京、南京、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安阳、郑州被列为中国八大古都。

都城文化的核心是历代政治文化。在封建社会,凡是一朝典制,如重大庆典、朝议朝仪、颁诏传旨、官署设置、百官遴选、科举选才、祭祀典礼、使臣礼仪等等,都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自金中期以后,这一切都是在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进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首都北京的政治中心功能展示得尤为明显。

现在在北京城,仍有明、清时代百官上朝的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大殿在明代原称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后改名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清初改今名。三大殿就是明、清时的朝廷,一切国家大事差不多都是在这三大殿内由皇帝和百官首先议定,然后颁布全国执行的。三大殿后面的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及东、西六院亦完好保存,这是明、清时皇家的内宅,也就是皇帝的家院。此外,明、清时的皇家宗庙即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和象征国家政权的社稷坛(今中山公园)的主要建筑,也都保留下来。明、清皇帝祭祀天、地、日、月、山川之神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山川坛(先农坛)等场所的主要建筑也大都还在。这些属于皇家的宫殿坛庙建筑,只有都城中才有,都是北京都城文化的实物体现。至于体现在非物质的都城文化上,如语言(官话)、饮食、服饰、风俗、艺术等等,就说不胜说了。在我国诸多大小古都中,没有一个古都像北京这样积淀并保留着如此丰富多彩的都城文化。都城文化是北京地域文化的主体。

 

三 、皇家文化

 

与都城文化密切相关的是皇家文化。所谓“皇家文化”是指与封建皇帝有关的各种文化现象。例如皇帝登基、立储册封、上朝议政、颁诏传旨、钦点恩赐、巡幸游猎、御笔御玺、御膳御服、内府管理、宫殿构建、行宫设置、坛庙祭祀、皇陵营造、皇庄设立等等,都属于皇家文化范畴。因为都城是封建皇帝生活起居和处理朝政的地方,所以,皇家文化与都城文化密不可分。自秦始皇东巡,汉高祖北征,到隋炀帝、唐太宗用兵辽东,赵太宗御驾伐辽,北京地区就留下了不少封建皇帝的足迹。辽虽以幽州为南京,作陪都,但历朝辽帝每多巡幸南京,并常到延芳淀(今通州区南部)游猎。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并改名中都之后,北京成为金、元、明、清38位

皇帝或长期或短暂生活起居和上朝理政的地方。因此,历史上北京地区积淀的皇家文化十分深厚。如果说都城文化主要是指北京城市而言,那么,皇家文化却遍布北京市全境。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几个封建王朝相继建都北京,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不足百年,所以,北京的皇家文化中有很多保留至今,并成为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遗产,如故宫、天坛、明十三陵、颐和园等等。这些都是北京皇家文化的精髓。

此外,北京的皇家文化还有很多方面。例如永定门外20里因地势低洼,又多永定河故道,处处泉眼,雨水、河水、泉水潴成一个个的大小湖泊,元代统称下马飞放泊[1],是元帝经常打猎的去处。明永乐间增广其地,筑以围垣,周百二十里成为皇家苑囿,于内养育禽兽,专供皇帝行围打猎;又种植蔬果供皇家享用。这就是南苑或称南海子。清代因之,并成为练武阅兵的场所。旧日南苑之地,至今有大红门、小红门、西红门、南大红门、旧宫、新宫、南宫、庑殿、团河行宫、晾鹰台、头海子、二海子、三海子等地名和遗迹,都透露出昔日皇家文化的信息。

东直门外东坝(原名郑村坝)一带,是明代牧养御马之地,明御马苑就设在这里,“大小二十所,相去各三四里,皆缭以周垣,垣中有厩,垣外地甚平旷,自春至秋百草繁茂,群马畜牧其间,生育繁息。国家富强,实有赖焉。”[2]现在,东直门外尚有北马房、驹子房、驼房营、草场地、行宫庙等地名,都是明御马苑的历史遗存。西城区阜成门内有一座历代帝王庙,建于明嘉靖年间,庙堂内供奉着自三皇五帝以来至明末的历代帝王(少数亡国之君及昏庸无道者除外)及功臣的牌位。在明清皇家奉祀的诸多庙宇中,历代帝王庙是最具皇家文化色彩的一个。该庙现已修复,对外开放,成为西城阜景文化街上的一大旅游景点。

在顺义张镇和平谷刘家店镇,各有一个村庄名曰“行宫”。行宫是封建社会皇帝巡幸时的驻跸之所,是皇宫外的小型离宫。这两处行宫都建于清代,是清帝赴丫髻山碧霞元君庙进香时途中顿宿处。自北京建为封建帝都以来,北京地区的皇帝行宫便代有所建。今通州南部神仙村原有辽代的神潜宫;在北京西山,有金章宗的八处行宫,俗称“八大水院”。在通州南部柳营、昌平龙虎台、延庆上下花园都有元代行宫。明代行宫在昌平沙河、回龙观、十三陵、房山琉璃河、南苑旧宫等处。清代行宫最多,在通州东燕郊、顺义三家店、北石槽、怀柔南关、密云刘家店、省庄(已淹没于密云水库)、瑶亭、南天门、房山黄辛庄、半壁店、大兴新宫、团河等地都有。这些行宫也是皇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京郊到处可见的黄(皇)庄、驸马庄、公主坟、皇后店、皇姑坟、王爷坟之类的地名,亦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皇家文化之光。皇家文化其他地区也有,但与北京地区相比少之又少,即使如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这些知名的大古都,有些皇家文化大多被掩埋地下,地面现存的很有限。而北京为帝都,在时间上去今最近,故皇家文化多之又多,遍地可见,成为北京地域文化的一大特色。

 

四、士大夫文化

 

北京曾为首善之区,翰林院、太学、贡院俱在。翰林院里集中了一大批精通国学的学者,太学(国子监)里也集中了一大批可造之优秀士子,贡院则是全国举子定期进京赶考、追求功名的场所。因此,还在封建社会时,士大夫阶层在北京人口构成中便占有较大的比重。清代宣武门外就是士子聚集之地,人称“宣南士乡”,从而形成独特的士大夫文化,即所谓“宣南文化”。琉璃厂的书肆及鳞次栉比的古董、字画、文房四宝商店,就是宣南文化的一大亮点。

北京又是当代中国的首都。这里是全国科研单位最多的城市,既有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又有许多部属科研机构,还有一大批北京市属科研单位。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无疑以北京的科研人员最多。北京又是全国高等学校最多的城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著名学府都在北京。北京的大学生数量冠于全国各大城市。北京还是文化艺术团体最多的城市。因此,北京、特别是海淀区是现代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文化人最集中的地方。如果说清代形成了“宣南士乡”和“宣南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则形成了以现代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海淀士乡”和以现代高科技为主要特点的“海淀文化”。

 

五、军事文化

 

军事文化非北京独有,但北京地区的军事文化历史之悠久,内涵之丰富,价值之高,非他地所能比。从炎黄阪泉之战到解放战争的平津战役,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犯到汉民族首领的北征,从杜洛周、葛荣反于上谷到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从金灭辽、元灭金到明灭元、清灭明,从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到“卢沟桥事变”日寇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等等,几千年来,北京地区不知发生了多少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战争。可以说,北京市的每一寸土地,历史上都曾是战场;北京市的每个城乡聚落,历史上都曾是兵营;北京市的每一条山间小道,历史上都曾是行军路线;北京市的每一处山口要塞,历史上都浸染着保家卫国的英雄们的鲜血。因此,在北京大地上,到处都闪烁着军事文化的光芒。

北京是国都,政权所立,社稷所在。所以,历代都在国都驻有重兵。元至正十七年(1357)四月,监察御史五十九言:“今京师周围,虽设二十四营,军卒疲弱,素不训练,诚为虚设,傥有不测,诚可寒心。宜速选择骁勇精锐,卫护大驾,镇守京师,实当今奠安根本、固坚人心之急务。”[3]从五十九的谏言中,可知元代于大都城周围驻有很多兵。明代,北京城内不仅有兵部、戎政府、五军都督府、五城兵马司等军政衙门,还有大量的卫所随永乐迁都而自南京等地迁驻北京。据《明史》记载,驻北京地区的卫所,属亲军指挥使司者有44个卫、2个千户所。属左军都督府者6个卫,属右军都督府者3个卫,属中军都督府者4个卫和2个千户所,属前军都督府者3个卫,属后军都督府者21个卫。但后军都督府属的21个卫中,有4个卫先后改为陵卫,属亲军指挥使司。这样,明代驻京之卫实有77个和4个千户所。明制:大率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4]。按此计算,明代驻京官军约40余万人。安定门外和德胜门外是主要校场。至清代,整个北京内城全由八旗官兵及眷属居住。后来,在内城各城门外又修建了八处大型营房,以分居八旗官兵。在圆明园周围及香山东麓,还有圆明园八旗和健锐营八旗的驻军营房。在安定门外、西苑、香山东,都有大型练兵场。南苑内也是清八旗军练武和阅兵的地方。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创造了“北平方式”,即在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包围威慑下,通过和平谈判,加强政治攻势,迫使敌人放弃抵抗,接受改编。这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既减少了解放军攻城时的流血牺牲,又使北京这座文化古城免遭战火,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建都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北平和平解放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使解放战争的胜利加速向全国推进。之后,湖南、绥远、新疆、云南、西康等省的解放,基本都采用“北平方式”,从而使全国大陆解放的伟大胜利提前到来。

 

六、长城文化

 

北京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端,自古是中原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错地区,又是中原农业经济和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经济和草原文化的交错地区。从远古时代到封建社会末期,中原地区受到的战乱威胁和残害主要来自我国的北方,先后有山戎、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州的游牧或渔猎民族,他们凭借强大的骑兵接踵南犯,蹂躏中原。在历史上的民族争斗中,北京地区首当其冲。为了防阻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从战国时代延续到明朝,修筑北方长城的工程几乎没有停止过,至明代集大成。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横跨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等九个省、市、自治区,但实事求是地说,以北京北部山区的长城修筑得最为复杂、最为雄伟、最为坚固,尤以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古北口长城为代表。这与北京是国都有直接关系。虽然长城文化在我国许多省、市、自治区都有遗存,但北京地区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

 

七、漕运文化

 

北京作为国家都城,就地理位置和山川形势而言,有其所长,也有其不利条件,这就是经济实力不足。因为北京地区虽然有平原,但平原地区的农业主要是旱作农业,以种植五谷杂粮为主,靠天吃饭,产量低且无保障。北京地区所产的粮食及其赋税不足以供应都城的庞大需要。故“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东南”[5]。不仅元代如此,明、清亦然。于是,便开通京杭大运河,大搞漕运。可以说,没有大运河漕运,就没有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代国家都城的历史地位。

元、明、清时期,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漕船经大运河将数百万石米粮运至北京。大运河漕运在不同的运河河段有不同的名称。从杭州至长江的江南段谓之浙漕,渡江及长江漕运谓之江漕,长江至淮安段谓之湖漕,淮安至江苏茶城段谓之河漕,茶城至山东临清段谓之闸漕,临清至天津段谓之卫漕,天津至北京通州段谓之白漕,通州至京城段谓之大通漕(里漕)等。其中白漕与大通漕与北京关系最为密切。元代漕运的终点码头是积水潭,明、清时通州是漕运终点码头,建有许多粮仓。由通州至京城,部分又由大通河驳运至大通桥下,故在大通桥附近亦建有粮仓,但大多由陆路转运入京城。北京的粮仓大多在东城朝阳门内。另有部分漕粮经由潮白河、温榆河转运密云或昌平,以供军需。这一切都属于漕运文化。当然,漕运文化在大运河沿线都有积淀。但是,漕运的目的是满足朝廷对粮食和财富的需要,千里迢迢的漕运,最终目的地是北京。因此,运河沿线的漕运文化实际上都是北京漕运文化的延伸,或者说是组成部分。

八、驿传文化

 

《重建密云驿记》碑文云:“奥稽《周礼?地官》:掌邦宾礼,以亲邦国。十里有庐舍,三十里有路室,五十里有堠馆,宿息井树,无不具焉。”[6]这应是驿传文化的初源。后世的驿道驿站,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北京成为封建帝都之后,驿传文化十分重要。

《元史》谓:“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