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一块马蹄形的地域。后有重山，前有大泽，在古代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是信息比较闭塞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又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地方。环境的艰苦，锻炼了人的坚强勇毅的性格。环境的闭塞，培育了人的独立思考，不随人俯仰的精神。古人所谓“深山大泽，实产龙蛇”，即此之谓。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属于楚国，楚人含有古蛮族的血统，后与炎黄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又保有楚人蛮族文化生猛雄健的遗绪。而地域的封闭性，更使这种独特的基因得以绵延不绝。文化的核心是人，人是环境的产物，于是湖湘文化和具有此一文化性格的人就在这一特殊的土壤中应运而生。
钱基博在《湖南近百年学风》中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苦，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其然也。”
湖湘文化的内涵
学者们普遍认同湖湘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学派，更是长期来在现今湖南地域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关于湖湘文化的内涵，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脉，是湖南各族人民具有特色的民风、民俗、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和科学文化等的总和。第二种认为从文化的层次上看，湖湘文化可划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两个方面；从文化的表现形式上看，可分为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两大部分。第三种认为科学和广义的划分法，湖湘文化应是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社会心理)的三个层次在内的地域文化，三个层次中都含有“雅”和“俗”的内容，是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有机融合。
湖湘文化的源流和发展
关于源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湖湘文化发祥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楚文化中的祝融文化和蛮夷文化是它的直接源头。第二种认为湖湘文化不能与楚文化划等号，一是楚的地域比湖湘要广阔得多；二是楚文化没有理论的哲学体系，这种观点认为湖湘文化是以宋代讲究义理之学的湖湘学派为其源头的。第三种认为从广义上说，湖湘文化起源于楚文化，它不仅包括传统文化，也包括现在的和先秦、秦汉的文化在内；而狭义上的湖湘文化则是个学术概念，形成于宋代，这种狭义的湖湘文化现已消失。
关于发展，有的学者认为经历了四个阶段：南宋时期的第一次大融合形成了古代湖湘文化；洋务运动时期的第二次大融合，使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文化兴盛于一时；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第三次大融合，使湖南省风气大开；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四次大融合，是湖湘文化发挥巨大社会功能的时期。有的学者指出近代湘军的崛起，堪称湖湘文化重要的发展阶段，湘军深远的影响成为弘扬湖湘文化的动力。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传承起了重大作用。
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
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湖湘文化的个性特征主要有如下四种表述：
第一种从湖湘人物的个性上，认为湖南人政治上具有以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勇于投身政治洪流的献身精神；思想上具有上下探索、敢为人先、富于开拓与创新的意识；行动上具有脚踏实地、刻苦而劳、勇于任事的实干精神；行为准则上，刚正不阿、讲求气节、一以贯之。
第二种从湖湘学派的角度，认为湖湘文化的特点一是重视心学；二是反对佛教；三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四是“不定一门，不私不说”，具有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
第三种从湖湘文学的角度，认为湖湘文化的特点有五：一是具有以天下为已任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求实务实，讲究经世致用；三是追求理想；四是革故鼎新的历史观；五是具有浪漫主义情调。
第四种从士习民风的角度，认为近代湖湘文化表现出二重性：既继承了古代湖湘士风民气的基本传统，主要是勤劳、勇敢、笃实、俭朴，富于爱国心和奋斗精神，以及闭塞、倔犟的一面；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明显的变异，表现出特别强烈的爱国情怀、经世务实作风、善变趋新风貌的奋斗牺牲精神，同时也滋长了某些虚骄心理和偏激思想行为。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
刘旭教授主编的《湖湘文化概论》中将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勇敢尚武”，即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二者融贯，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强力特色，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也就是钱基博先生所说的：“湖南人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经世致用”，即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一普遍性范畴一旦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就成为—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给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自强不息”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态，而在湖湘文化中，则将它列为“人极”的范畴，视为文化的“极则”。这就赋予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哲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点，湖湘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
湖湘哲学思想 湖湘哲学思想，以宋代胡安国为开创者，历胡宏、张拭、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以至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这种学术文化的特色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史上湖南人才辈出，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可能很不相同，但其讲理想、重经世的学术文化风格却是—致的。”
湖湘文学艺术 禀承着屈原忧国忧民的文学传统和胡安国“经世致用”的哲学传统，湖湘文学艺术具有“文道合一”的明显特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文派”，就是此一特色的代表。这一特点，在毛泽东身上也鲜明地反映出来。
湖湘史学 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也在湖湘史学中反映出来。湖湘史学具有以下明显特点：一、经史并重。以经义作为批判历史的最高依据，述史是为了阐发经书义蕴，阐发经书内蕴是为了维护历史传统。二、说古是为了道今，批判以往是为了针砭时弊。研究历史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检讨兴亡教训，寻求国家中兴和救亡图存的历史借鉴。“这种为经世致用而重视史学的精神，为当前政治服务而重视史学的传统，影响了湖湘史学的发展方向。”
湖湘教育 湖湘教育大兴于宋代，历时千年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重视学思并重与知行统一，重视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岳麓书院就是此一传统的见证与代表。
湖湘宗教 任何宗教都具有双重的属性。一方面，它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文化的其他形态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在人的意识中的虚幻的、歪曲的反映，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出于前者，湖湘文化对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南岳大庙中的佛道儒共处就是典型事例。对于后者，湖湘文化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湖湘学者从宋代的湖湘学派开始，都主张“入世”，坚持“实学”，强调“学以致用”，所以都从社会学与认识论的角度对宗教进行过批判。特别是对于基督教的阴谋活动，抵制尤力。湖南是我国近代“教案”最多的地区。抵制洋教成了全地区的一致活动。
湖湘民俗民风 湖湘是我国民族最多的地域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各个民族由于历史沿革、居住地域、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又互相渗透，彼此影响，汇合而成一种个性鲜明独具—格的湖湘民俗文化。
湖湘科学技术 由于对实践与实用的重视，湖湘科学技术素称发达。早在商周，青铜冶炼已具相当规模。近代的锑都，更为全国冶炼之冠。马王堆出土文物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将湖湘文化独特的科学品格尽现无遗。
近代湖湘人才辈出及其原因
学者们普遍认为湖南近代出现了人才蔚起的兴盛局面。但出现了几个人才群体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出现了三个人才群体。一是在洋务运动时期，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二是在戊戌维新和辛革命时期，以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三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为代表。另一种认为近代湖南先后兴起五个人才群体。第一批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以陶澎、贺长岭、魏源为主；第二批出现在咸同年间，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的集团为主；第三批出现在19世纪末，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主；第四批出现在20世纪初，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蒋翊武为主；第五批出现在“五四”时期，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为主。
关于湖湘人才辈出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有三种意见。第一种从人才地理分布调查入手，认为有四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深刻的社会原因和鲜明的时代背景；二是有适宜于养育高层次军政人才的地理环境；三是得益于湖南传统文化教育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四是人才团、人才链的集聚效应。第二种认为人才的兴起虽然与思想、传统的作用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当时的制度更重要，两湖于雍正二年实行的“南北分围”对于湖南人才的兴起起了关键作用。第三种认为湖南特定的地域环境、时代机遇和文化传承以及人才本身的帮带关系四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缺一不可，从而就造成了湖南人才蔚起的现象。
湖湘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是一个博采众长、广汇百家和不断积累的过程。湖湘学人，从屈原、王船山到魏源、谭嗣同等，对先民思想文化遗产的继承，不是因袭守旧、抱残守缺，而是表现出评判探索的民主启蒙意识和自强不息的开拓创新精神。然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湖湘文化，它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是历史的积储，是存在的反映，也有其时空的局限性。有分析地看待湖湘文化的这些特点，有利于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评判继承和推陈出新。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