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上下册共120万字,阅读的过程中我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及对世界地理和历史事件细节的追溯,为此我购买了精装版《世界地图册》用以辅助阅读。
在读此书之前,我对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抱有一些偏见,这可能出自“理科生的偏执”,认为社会科学对技术发展无甚裨益。但本书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看法。我终于明白它几乎出现在所有必读书单中的原委。当然我阅读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
在积累知识和阅历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现代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是激烈而不可调和的。情感上我需要认同祖先的传承,而理智上却又有某种疑问:如果传统文化真如中国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博大精深,甚至有睥睨四海之威势,何以在近代的几百年中被西方远远的甩在身后并惨遭蹂躏,直到最近几十年才慢慢缓过劲儿来。我也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饭局文化”等晦涩难懂的词汇,它们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耳熟能详却仿佛隔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何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政治观念的萌芽、发展和扩散的过程是怎样的,这种舶来品何以席卷神州并造成颠覆性的影响,中国人和我们认为的“外国人”有本质的不同吗,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我相信这些问题不仅困扰我,也困扰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国人。
《全球通史》以全球性的视野,不拘泥于意识形态,跨越国界和种族,构筑起一种宏大的时空观。作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辅以现代化的观念,解读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变迁。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至少形成了以下“有悖常理”的观点:
一、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并不是一种特殊文明。
目前被世界史学界认可的人类的起源,较多的证据支持出自非洲走出的原人的一支,分别在欧亚大陆上的大河流域土壤肥沃的地区各自形成不同的文明和种族。技术和思想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传播,贸易通过横跨欧亚大陆的陆路及水路(我们称为两条丝路)之间展开。
剔除遥远的美洲大陆、澳洲大陆及因沙漠和雨林隔绝的中南非后,影响世界的古文明集中在欧亚大陆和环地中海的北非,在地理上由西向东分别是:希腊-罗马文明(公元前800年)、埃及文明(公元前3000)、两河文明(前3500)、印度文明(前2500)、中华文明(前1500)。我将文明起源的年代标注于括号内,各文明诞生的标准均为城市、文字、国家权力、建筑、阶级的出现等。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起源,较晚于世界上的其他主要文明。公元前1500年对应中国的商朝,而夏朝因缺乏相应的考古发现支撑在海内外引起巨大争议。目前,在国内考古学界,只有夏文化而没有夏朝的称谓。
从地理分布来看,两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居中,而其他四大文明环绕并分布在欧亚大陆的边缘。由时间和地理上的联系,可以初步判断,文明首先起源于两河,通过贸易及族群迁徙等因素逐步扩散至不同的区域,并各自形成迥然相异又互有联系的文明形态。
为了便于形象地理解,如果将两河文明比喻为人的躯干,则左臂对应欧洲,左腿对应埃及,右腿对应印度,右臂对应中华。中国附近大陆更边缘部分的日本、朝鲜、南越文明等,则只能对应为肢体末梢的手指,它们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都只能充当中华文明的附庸或学生。
自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1000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华文明从技术进步、贸易联结、文化输出等各方面都大致居于落后的状态。中国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不断地从西方的诸文明汲取营养。直到自北宋起,由于膨胀的人口和繁荣的文化、稳定的政治结构,中国开始逐渐赶上并实现了对世界诸文明的短暂超越。1500年后欧洲开始崛起并主导世界至今。
对于文明发展的大量决定性的发明起源于西域,如:农业种植技术从中东扩散到欧洲非洲和东亚,经野生植物驯化而成的小麦在公元1300年前后传入中国,公元前3000年的中东和印度人已可以冶炼青铜,最早的楔形文字和法律(汉谟拉比法典)诞生在两河流域,冶铁技术在公元前2世纪的小亚细亚率先发展起来(在中国是公元前600年),公元前700年,小亚细亚人最先开始使用金属货币。诸多证据均能表现文明由欧亚大陆中部向四周扩散的历史进程。在文化方面,中华文化的传播方向为向东至日本、朝鲜、东南亚,鲜有向西传播的证据。古代中国受影响最深的外来文化是来自印度的佛教,而在印度几乎没有发现被中华文明影响的痕迹。(这是玄奘西天取经的动机)
我们国人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也大抵集中于公元1000年至1500年的时间段。
以上观点与中国人固有的“天朝上国”思想尖锐矛盾,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大山、荒漠、海洋将我们与世界其他主要文明隔绝开来,丰富的资源使文明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闭关锁国”的观念自古深植于我们的思想中。散落在中国周围的均为威胁不足的游牧民族、边缘文明等,不能对我们构成实质的威胁。以上因素可以解释我们排外和重农抑商的传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也只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较为边缘的终点,而中东地区、环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则发展起了远较中国区域发达的贸易,贸易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经济的繁荣。
观点:
整体上看,中华文明与世界诸文明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日本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关系。不同的是,日本文明始终抱有谦卑的姿态,由中华的学生迅速转变为西方的学生,转而对中华形成优势。而反观1840年前后的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如此缺乏了解,以致遭受了长达一百年的剧烈动荡和灾祸。
作者并不赞同妄自菲薄,盲目否定我们的文化。事实上,得益于地理上的优势,中华文明是唯一完整延续下来的古文明形态,而其他诸古文明已在冲突和交流中变得面目全非。即使是两次异族入侵(元清),也被汉族庞大的人口基数同化。然而,自信和乐观如果没有自省和谦卑的制衡,很容易发展成盲目的自负并使民族迷失方向。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种形态,并无太多特殊之处。利用所谓“中国特色”的古老传统对抗先进的现代化观念,实不可取。
二、欧洲为什么在近代崛起并主导了世界。
与中华文明类似,目前的西欧诸强国(英法德等)长期处于边缘地带而对欧亚大陆显得无足轻重。欧洲文明的核心来源于希腊,而最初的希腊文明形态发源于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一种长期从事海洋贸易的米诺斯文明。这也为欧洲奠定了“海洋文明”的对外贸易基因。
地中海由非洲板块对亚洲板块的挤压形成,使其成为可与外界联通又风平浪静的内海,这无疑是对南欧、北非的天然馈赠,使大范围不同地域间的海洋贸易成为可能。罗马帝国的疆域与这种贸易的范围完美吻合。
罗马文明的内核,正是出自古希腊文明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富有常识的希腊人带着怀疑和批判的眼光,探究人类和社会的种种问题,并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深刻影响后世的哲学家。
欧洲文明自古具有民主的传统,并于公元前265年即建立起一个民主化的选举制罗马共和国。从全球来看,在走向中央集权和民主化的不同路径上,中华与埃及、两河、印度文明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地域辽阔的大帝国。西方的罗马反而是一个异类,虽然出现过罗马帝国等中央集权时期,但集权的程度较弱,政治结构松散。西方谚语:“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正说明了此种封建制的本质,即国王并不能直接命令他的臣民,而需要通过各领地的封臣。这在各朝代的中华帝国时期是不能想象的。
即使是这样脆弱的政治结构,也在北方和东方的蛮族(日耳曼人、匈奴人、波斯人等)持续入侵下,使欧洲陷入长期的分裂,该区域的种族加速融合,文化激烈碰撞,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层出不穷。正是这样分裂的状态促成了文化的繁荣。“混乱”的西方在经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终于催生出“工业革命”并使欧洲在公元1500年以后开始领先并主导世界。
观点:
对比中国可以发现: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期恰恰是兵荒马乱、诸侯割据的春秋战国,发展出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而西汉统一以后,为了维护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使东方古老的帝国陷入一种思想上的空前统一,并衍生出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科举制度。这种寂静显得非常和谐却没有生气,并荼毒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1405年至1433年间,明朝在皇帝的主导下派出郑和开展了七次大规模的航海冒险,郑和的船只对比同时期的哥伦布旗舰都要大数倍,却在皇帝的一声令下中戛然而止。而在欧洲,没有如此有约束力的君主和对探索外界文明的轻蔑。
下图为郑和航海的路线,可以看到远超同时期葡萄牙人航海的范围。
比对现代,看似松散的民营企业竞争力十足,稳定的国企等级森严,但如果没有政策的倾斜很容易在市场竞争中一击即溃。
在2016年,当中国的经济体量即将重返世界第一之际,我们需要深思,什么样的力量促使我们发展,什么样的传统阻碍我们进步,什么样的偏见蒙蔽我们双眼,什么样的精神值得我们去追寻。
《全球通史》像一面镜子,它映照着你我,也照亮未来。
By 思维的边界·冥夏
于2016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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