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德经》一书中有浓郁的反战思想,类似“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的反战之语还有“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等。
老子认为“武力是带来凶灾的不祥之物。”用兵是出于“不得已”的,即便是为了除暴救民而用兵,也应当“恬淡为上”。在战争者的心理定位上,老子呼吁“战胜了也不要得意洋洋,得意洋洋的表现说明其战争的目的还是喜欢杀人”。老子还说过如果不得以参与战争的话,要“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也可见《道德经》中所洋溢的人道主义呼声。
《道德经》传世的两千多年来,各种论述、注释读本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若论对老子的反战思想继承的最为完善的,灵冲霄个人认为当是唐代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这本借《道德经》来“论兵”的书,并不是主张要用兵或如何去用兵。恰恰相反的是,作者王真是主张戢戈止兵,偃武息争的。作者牢牢地抓住老子不争的思想而加以发挥。整本书都充满了浓郁的反战思想。更令人惊奇的是:作者王真却是一位拥有极大兵权的将军。他是唐宪宗手下的一员大将。王真的军职是朝议郎使持节汉州诸军事守汉州刺史充威胜将军。
王真写这本书,直接的对象就是他的皇帝宪宗(书上每章的前面都写:“臣真述曰”)。王真深刻地感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 害,因而力陈战争的祸患:“夫争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盈野。” (《上善若水章》第八) “臣敢借秦事以言之;李斯、赵高、白起、蒙恬之类,皆不以道佐其主,而直以武力暴强,吞噬攫搏……李斯父子糜溃于云阳;白起齿剑于杜邮;赵高取灭于宫闱,此皆事之还也。且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十万之师在野,则百万之人流离于道路矣。”(《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又说:“夫穷兵黩武,峻制严刑,则人必无聊也。”(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为政者若能停止争战,不兴兵革,社会才能安定,人民才能安宁。王真说:“王者既不责于人,则刑罚自然不用矣。刑罚不用, 则兵革自然不兴矣。兵革不兴,则天下自然无事矣。”(《天地不仁章》 第五)“治天下国家之人,尚以安静不挠为本。……明王在上,兵革不兴。”(《治大国章》第六十)王真认为老子著书立说最大的用意就在于:“劝人君无为于上,不争于下。”这也是王真自己写这本义述的真正动机。他又说:“窃尝习读五千之文,每至探索奥旨,详研大归,未尝不先于无为,次于不争,以为教父。”王真掌握了老子“无为”和“不争”这两个中心观念,而后极力加以阐释。关于“无为”, 他引申说:
“无为之事,盖欲潜运其功,阴施其德,使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王者无为于喜怒,则刑赏不溢,金革不起;无为于求取,则赋敛不厚,供奉不繁。”(《天下皆知章》第二)
“为无为者,直是戒其人君无为兵战之事也。语曰:‘舜何为哉,恭己南面而已!’”(《不尚贤章》第三)
“无为者,即是无为兵战之事。兵战之事,为害之深,欲爱其人,先去其害。”(《营魄抱一章》第十)
“无为”的反面是“有为”“有事”。王真说:“及其有事也,则以赋税夺人之货财;及其有为也,则以干戈害人性命。”
“无为”的思想蕴涵了“不争”。王真极力陈述争端的根源与弊害,并强调“不争”的重要性。他说:
“暴慢必争,忿至必争,奢泰必争,矜伐必争,胜尚必争,专恣必争。夫如是王者有一于此,则师兴于海内,诸侯有一于此,则兵交于其国……是以王者知安人之道,必当先除其病,俾之无争则战可息矣,战可息则兵自戢矣,是故其要在于不争。”
“夫争者兵战之源,祸乱之本也。故经中首尾重叠唯以不争为要也。”
王真的《义述》,将老子形而上的意味完全摈弃。例如第四章“道冲而用之”,分明是说“道”体的,但王真却将它赋与现实的意义,他解说:“此章言人君体道用心,无有满溢之志,长使渊然澄静。”又如第八章“上善若水”,王真解说:“特谕理兵之要深至矣。夫上善之兵,方之于水,然水之溢也,有昏垫之灾;兵之乱也,有涂炭之害。”这种解释虽然未必与老子原义相同,但能和老子另一基本思想吻合:即掌握权力者,万万不应该造成涂炭百姓的灾害。
在书后王真附了一封给唐宪宗的信。唐宪宗看了之后,也回了他一封简短的信,信上说:“省阅之际,嘉叹良深,秋凉,卿比平安。”这几句话不仅道出了共鸣之意,也表露了亲切的人情味。王真接到信以后,又上书给唐宪宗,再度痛陈兵革之害:“……涂万姓之肝脑,决人忿欲,毒痛海内,灾流天下……。”慷慨陈词,王真的道德勇气和他对百姓的爱心,令人感佩。读这本《义述》,觉得一股强烈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在字里行间跳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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