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德经》一书中有浓郁的反战思想，类似“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的反战之语还有“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等。
老子认为“武力是带来凶灾的不祥之物。”用兵是出于“不得已”的，即便是为了除暴救民而用兵，也应当“恬淡为上”。在战争者的心理定位上，老子呼吁“战胜了也不要得意洋洋，得意洋洋的表现说明其战争的目的还是喜欢杀人”。老子还说过如果不得以参与战争的话，要“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也可见《道德经》中所洋溢的人道主义呼声。
《道德经》传世的两千多年来，各种论述、注释读本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若论对老子的反战思想继承的最为完善的，灵冲霄个人认为当是唐代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这本借《道德经》来“论兵”的书，并不是主张要用兵或如何去用兵。恰恰相反的是，作者王真是主张戢戈止兵，偃武息争的。作者牢牢地抓住老子不争的思想而加以发挥。整本书都充满了浓郁的反战思想。更令人惊奇的是：作者王真却是一位拥有极大兵权的将军。他是唐宪宗手下的一员大将。王真的军职是朝议郎使持节汉州诸军事守汉州刺史充威胜将军。
王真写这本书，直接的对象就是他的皇帝宪宗(书上每章的前面都写：“臣真述曰”)。王真深刻地感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 害，因而力陈战争的祸患：“夫争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盈野。” （《上善若水章》第八） “臣敢借秦事以言之；李斯、赵高、白起、蒙恬之类，皆不以道佐其主，而直以武力暴强，吞噬攫搏……李斯父子糜溃于云阳；白起齿剑于杜邮；赵高取灭于宫闱，此皆事之还也。且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十万之师在野，则百万之人流离于道路矣。”(《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又说：“夫穷兵黩武，峻制严刑，则人必无聊也。”(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为政者若能停止争战，不兴兵革，社会才能安定，人民才能安宁。王真说：“王者既不责于人，则刑罚自然不用矣。刑罚不用， 则兵革自然不兴矣。兵革不兴，则天下自然无事矣。”(《天地不仁章》 第五)“治天下国家之人，尚以安静不挠为本。……明王在上，兵革不兴。”(《治大国章》第六十)王真认为老子著书立说最大的用意就在于：“劝人君无为于上，不争于下。”这也是王真自己写这本义述的真正动机。他又说：“窃尝习读五千之文，每至探索奥旨，详研大归，未尝不先于无为，次于不争，以为教父。”王真掌握了老子“无为”和“不争”这两个中心观念，而后极力加以阐释。关于“无为”, 他引申说：
“无为之事，盖欲潜运其功，阴施其德，使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王者无为于喜怒，则刑赏不溢，金革不起；无为于求取，则赋敛不厚，供奉不繁。”(《天下皆知章》第二)
“为无为者，直是戒其人君无为兵战之事也。语曰：‘舜何为哉，恭己南面而已!’”(《不尚贤章》第三)
“无为者，即是无为兵战之事。兵战之事，为害之深，欲爱其人，先去其害。”(《营魄抱一章》第十)
“无为”的反面是“有为”“有事”。王真说：“及其有事也，则以赋税夺人之货财；及其有为也，则以干戈害人性命。”
“无为”的思想蕴涵了“不争”。王真极力陈述争端的根源与弊害，并强调“不争”的重要性。他说：
“暴慢必争，忿至必争，奢泰必争，矜伐必争，胜尚必争，专恣必争。夫如是王者有一于此，则师兴于海内，诸侯有一于此，则兵交于其国……是以王者知安人之道，必当先除其病，俾之无争则战可息矣，战可息则兵自戢矣，是故其要在于不争。”
“夫争者兵战之源，祸乱之本也。故经中首尾重叠唯以不争为要也。”
王真的《义述》，将老子形而上的意味完全摈弃。例如第四章“道冲而用之”，分明是说“道”体的，但王真却将它赋与现实的意义，他解说：“此章言人君体道用心，无有满溢之志，长使渊然澄静。”又如第八章“上善若水”，王真解说：“特谕理兵之要深至矣。夫上善之兵，方之于水，然水之溢也，有昏垫之灾；兵之乱也，有涂炭之害。”这种解释虽然未必与老子原义相同，但能和老子另一基本思想吻合：即掌握权力者，万万不应该造成涂炭百姓的灾害。
在书后王真附了一封给唐宪宗的信。唐宪宗看了之后，也回了他一封简短的信，信上说：“省阅之际，嘉叹良深，秋凉，卿比平安。”这几句话不仅道出了共鸣之意，也表露了亲切的人情味。王真接到信以后，又上书给唐宪宗，再度痛陈兵革之害：“……涂万姓之肝脑，决人忿欲，毒痛海内，灾流天下……。”慷慨陈词，王真的道德勇气和他对百姓的爱心，令人感佩。读这本《义述》,觉得一股强烈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在字里行间跳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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