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间收藏活动方兴未艾，犹如一股微醺的春风,从沿海城市吹遍了内陆，吹皱了广大收藏爱好者心底的一池春水。与此同时，在玉器、青铜器、陶瓷、字画之外，另有一项大宗收藏品浮出水面，并一下子吸引了人们追寻的目光，这就是中国古典家具中的明清硬木家具。
明清硬木家具在昂然进入艺术品收藏行列的同时,其本身的经济价值也在一路攀升。据收藏界专家保守估计，近20年来，黄花梨、紫檀、乌木、铁力木、鸡翅木等硬木家具的价格至少上升了100倍。尤其是形制优美的明式家具，作为古代文人墨客和能工巧匠智慧的结晶，多以造型简洁、线条流畅、内敛无华见胜，极具文人气质；由于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价值，作为古玩既能保值又能使用，在生活中最贴近人，时时给人以美的享受；樟卵结构严谨科学，不用钉子少用胶，既美观又牢固，历经数百年依然如故，不易损坏，有“千年牢”之誉。因此，明式家具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上，都一直受到收藏家的追捧，成为收藏家的至爱。
如前所述，中国明清家具的辉煌，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在这一章里，我们将重点探讨明清家具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条件。
明式家具之所以能在中国乃至世界家具史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概括地讲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明代手工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各种专业技术书籍的出现，对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明代中期，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我国东南沿海手工业逐步走向繁荣，不仅从业人数大增，而且技艺进步也很快。与此同时，各种指导家具制作的专业书籍也大量涌现。比如，黄成的《装饰录》、文震亨的《长物志》、高谦的《遵生八笺》等。尤其是《鲁班经匠家镜》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家具设计和制作工艺的提高，丰富了家具制作的理论体系。
其二，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为明式硬木家具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
明代前期,造船技术的进步,加上罗盘针的发明与使用，为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永乐至宣德时期，为了宣扬国威，特派三宝太监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其规模之大，航程之远，时间之长，往返之频繁，都为世界航海史上所罕见。
郑和七次下西洋，在密切中国明王朝同西洋各国关系的同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使统治阶级日益骄奢淫逸，对进口货物产生了极大的需求。自“隆庆开关”后，大批优质木材便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明式硬木家具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材质优良。可以说正是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为明式硬木家具的兴盛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其三，城镇建设的快速发展，对明式家具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明代中期，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促使城镇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官府和富商大贾竞相建造豪华的府第、园林和住宅，从而极大地增加了社会对硬木家具的需求。
具体而言, 16世纪末至17世纪，当巴洛克艺术在西方世界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时，东方的中国正经历着明朝市井文化的繁荣期。按照史书的记载，明中晚期尤其是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前后两个皇帝有几十年没有上朝，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人们饥寒交迫、困苦不堪，国家处于风雨飘摇行将崩溃的边缘。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人们，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出于对政治的绝望，极力追求生活的舒适，从而出现了诸如秦淮河畔的狎妓，出现了唐伯虎点秋香的奇闻，出现了以文微明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出现了《红楼梦》的鼻祖《金瓶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南方的某些地区，出现了苏作硬木家具。
明成祖朱棣像
明成祖朱棣像
注：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是个颇有争议的皇帝。他既组织编修了内容浩繁、规模宏大的《永乐大典》,开创了世界文化史上百科全书编纂的先河;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派郑和六下西洋,使海上丝绸之路达于鼎盛;五次来征漠北,维护祖国统一,病死征途等,然又以残暴闻名:在武力夺取建文帝的帝位后,大杀建文遗臣,首开了讲及十族和“瓜蔓抄”的恶例；重用太监和特务,埋下了明朝政治不靖的最大祸根。
起初，苏作家具在江南地区主要采用当地盛产的楼木为原材料,至明中期以后,则更多地选用花梨、紫檀等木材。特别是经过晚明时期文人的积极倡导和直接参与,这类时髦的家具立即得以风行。
明式紫檀雕卷云纹炕桌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明式紫檀雕卷云纹炕桌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注：炕桌是一种可放在炕、大榻和床上使用的矮桌子。
基本式样分为无束腰和有束腰两种。有些炕桌因造型更加矮小,被称为炕几或炕案。
最能说明这一现象的，莫过于范濂《云间据目抄》中的一条：“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裾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瘦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则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
这一段文字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
由此可见，手工业的进步、海外贸易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等社会因素，促使家具在明末清初达到中国古典家具发展的高峰。明代家具不仅种类齐全，款式繁多，用材考究，而且造型朴实大方，制作严谨准确，结构合理规范，逐渐形成稳定鲜明的明式家具风格。这一时期的家具不论是制作工艺，还是艺术造诣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家具艺术发展史上最具艺术感染力的精品。
至清代前期，明式硬木家具虽然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生产，但从产品上不难看出，只有苏州地区的风格特点和工艺技术最具底蕴。这种风格鲜明的江南家具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因此，人们习惯于把苏作家具看成是明式家具的正宗，也是必然。
总而言之，明末清初，社会虽动荡不安，可家具的发展并未因战乱而停滞,大量的硬木木料如花梨、紫檀、鸟木等，得到了上层社会和文人雅士的喜爱。其中,色泽淡雅、花纹美丽的黄花梨木更成为制作高档家具的首选。在家具制作中，不仅南方的铁力木、桦木和北方的高丽木、核桃木等所谓的柴木得到广泛使用，连适宜于装饰的黄杨木和瘦木以及专做箱柜的樟木等也都被大范围地派上了用场。家具的种类，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丰富多彩，不仅有箱、桌、椅、凳类,还有几案、屏风、床榻、柜格等。
明式黄花梨宝座式镜台（现藏上海博物馆）
明式黄花梨宝座式镜台（现藏上海博物馆）
注：镜台是比官皮箱更早的一种梳妆用具，不同点在于它没有上盖来收贮铜镜，也没法上锁。镜台有三屏式、五屏式或七屏式的。这些屏栏用来盛托铜镜，下面有的还设有抽屉，用以放置首饰。
清朝的统治者，在开国之初以一种既开明又保守的姿态去面对一切，体现在家具上就出现了尺寸扩大、形式守旧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的柴木家具也是明式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柴木家具不仅风格淳朴，而且造型敦厚，体现着民间的审美情趣。在柴木家具当中,虽说河北、山东不乏佳作，精品不绝，但又以晋作为更优。总之，纵观整个家具史，在明末至清初这一段时间，以苏作家具为代表的明式家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式填漆戗金龙纹箱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注：填漆是指在漆器表面刻出阴文花纹，再用彩漆填入并磨平。俄金则是在填漆磨平后，在花纹上勾刻阴文线路，并在线路内填金。
雕填漆幂的制作方法不一：有的是真正的雕填，即雕刻阴文花线后再填入彩漆，然后俄金；有的是以彩绘代替雕填，绘后再战金；还有的两法并用，一部分为雕填，一部分为彩绘，最后战金。
清式家具的发展、兴盛与衰落，基本上与清王朝本身的命运暗合，它们几乎同步经历了由兴起到鼎盛,最后走向衰败的过程。清式家具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多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结果。
明式填漆戗金龙戏珠纹宴桌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注：宴桌又称八仙桌，一般八个人为一桌，莱肴也上八个,俗称“八大碗”。宴桌一般桌面双层，常用于酒宴，体积不大便于移动，结构科学合理且坚固耐用。
明黄花梨圈椅（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644年，清帝国定都北京。在清初战乱不止、百废待兴的社会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艺术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直至康熙皇帝继位后,国力日趋强盛，家具制造和其他艺术品生产一样，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面对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艺术渊源的汉民族，清朝统治者一方面为几千年辉煌的汉文化所倾倒，另一方面，对其自身的民族文化和审美情趣又难以割舍。在这种心态下,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两者最大限度地调和起来。清代工艺品风格，包括清式家具特有风格的形成，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例如，故宫博物院现存的一些鹿角椅、弓箭箱等，虽是按明式家具的结构和造型制作的，但它们无不体现着满族的游牧民族生活习性。
黄花梨亮格柜（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代家具在康熙时期，基本保留着明代的风格特点。随着社会的进步，清代家具至乾隆时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形成了造型庄重、雕饰繁复、体量宽大、气度宏伟的清式风格。清代家具作坊以扬州、冀州、惠州为主，形成全国三大制作中心，出现了“苏作”、“京作”、“广作”等不同的艺术风格。从家具的工艺技术和造型艺术上来讲，至少在乾隆中期，清式家具便达到了顶峰。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片面追求华丽的装饰和精细的雕琢，以雕饰的繁多求胜。
晋作·明式黑漆嵌螺钿架子床 （现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晋作·明式黑漆嵌螺钿架子床 （现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注：螺细又名“螺甸”、“螺填”、“钿嵌”等,是紮漆工艺上的种装饰手段。螺细主要取材于蚌壳,将其珠光层磨薄磨光加工成薄片后,制成人物花草鸟兽等形象,嵌入预先雕成的凹形图案肉,再聚上一层光漆,然后磨平抛光使其露出细片,从而就制成了色彩艳丽的嵌螺钿器物。
由于有时间年款的家具极为罕见，因而对清式家具的演变过程,难以进行实物印证。倒是一些传世的宫廷绘画，尤其是写实的宫廷绘画，例如清代帝后肖像和反映皇家生活的行乐图，图中的家具形体大可作为研究和考证清式家具起源、发展和演变的可靠材料。
比如，北京故官博物院所藏的《確亲王题书堂深居图》一套十一张的绘画，就为研究康熙晚年清式家具的风格特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图所示)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園》欣赏(一)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園》欣赏(一)
注：此图中，主人公倚在方桌旁，具是一个黑漆描金五开光绣城，后面的香几袋袅娜娜。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欣赏(二)
注:此图中的坐墩为漆坐墩,是这几幅图中相对比较朴素的一个。虽然装饰不多,但依然精美。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欣赏(三)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欣赏(三)
注：画中之人所坐的为一个仿竹绣墩，其上的装饰表明，朴素简洁已非当时的主流。这幅图中也出现了方桌，另外还有香儿。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欣赏(四)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欣赏(四)
注：图中美人凭栏山水寒。画师当时为了表现画中女子的清丽姿态,特设计了上述场景。画画之人技艺高超,连细微之处都不放过,如在画中右上角的桌案上,分明放置着一款梳妆匣。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欣赏(五)
注：这幅图除了条案和主人公所坐的靠背椅以外，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个被当做背景的拐子圈口多宝格,风格简洁规矩文雅,是典型的明式风格。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欣赏(六)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欣赏(六)
注：图中侧边的家具为班竹仿藤式坐墩
这些画每幅长184.6厘米，宽97.7厘米，绢本设色。从画风来看，应是清早期的写真绘画，有可能出自莽鹊、焦秉贞、冷校、沈喻等几位宫廷画师之手。这套绘画曾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长期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公开陈列。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这十二幅画中所绘的人物是雍正皇帝的妃子，故为画取名为《雍正妃像》。后来得知，这十二幅画原本贴在圆明园深柳读书堂的围屏上，在雍正登基之后被重新揭裱移到紫禁城。
从档案中称此画为“美人绢画”得知，画中人物只是几位佳丽，而不是雍正的妃子，故十二幅画遂被更名为《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
这是一套有可靠创作年代供研究参考的写实绘画。
画中的家具，结构准确，比例恰当，甚至其所用木料的纹理都被逼真地再现出来。可以确信,这些家具绝非杜撰。这些画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研究清早期家具的形象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在十二幅画中,出现了轿凳、桌案、床榻、柜架等近十个家具品种,涉及家具三十余件。其中,仿树根制香几、方桌、罗汉床、棋桌、仿竹制书格、宫灯、多宝格、斑竹绣墩、悬余架、架子床等,都是典型的清式家具。画中还有十余件明式家具,这说明,直至康熙晚年,在宫中使用的家具中,明式的还占有一定的比例。从画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清式家具不但骨架结实,方直造型多于明式家具的曲圆造型,题材生动且富于变化,装饰性强,整体光素坚实而局部装饰细腻入微。在装饰风格上,明、清家具的追求已有本质的差异。明式家具尚意,清式家具尚型。可以说,构成清式家具主要特征的元素,在这一时期已臻于成熟。经查考,从雍正元年至雍正十三年,养心殿造办处制作桌、案、几、椅、架、柜、床榻、屏风、匣等家具近千种,其中很多都是别具特色的制品。
天然木罗汉床 现藏故宫博物院
雍正一朝虽然只有短短十三年，却如同它在历史上对清王朝的发展起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样，在清式家具，至少是清式官廷家具的形成与发展上，也是一个承上启下、新品迭出的重要历史时期。目前，一些传世的清式家具，虽无年款，但从结构考究、用料精选、属清式风格且无繁琐之弊上可断定，当属雍正时期的作品。
这些家具，当属清式家具中的佼佼者。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的休养生息，到了乾隆年间，清帝国已臻于极盛。版图辽阔，四海臣服，经济繁荣，国库充实，国力达到“康乾盛世”的顶峰。这一时期的清式家具，也几乎走向了极致。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帝
清世宗雍正皇帝 胤祺像
注：清世宗，名爱新觉罗·肌祺，为清入关后第3帝，在位13年，葬于河北泰陵。雍正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既是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对康黑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又有着重大过失和种种局限。
乾隆时期的家具，尤其是宫廷家具，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物极必反。就某些乾隆年间的家具而言，过多的非功能性装饰使其显得繁复累赘，过犹不及，破坏了家具的整体艺术效果。而就品种式样的变化而言，为了追求奇巧，一些器物做得越来越不实用。以丧失使用功能为代价，去追求所谓的标新立异，从而使这些家具成为一种摆设，乃至纯粹用于炫耀的奢侈品。
这一时期家具制作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固然有其社会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与乾隆皇帝本人的好恶密不可分。通查乾隆年间《造办处活计档》不难发现，乾隆皇帝像对其他工艺品一样，对家具制作极有兴趣,不仅直接参与造办处的家具设计、制作和修复，而且往往具体到式样如何、尺寸大小、怎样更改。作为帝王，他的审美观对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制成的家具上面, 自然而然地也会留下他的思想和情趣的“烙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乾隆时期过度求奢之风的日益滋长，终开清式家具衰败之先河。乾隆一朝60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既是清帝国极盛的一代，又是由盛而衰的转折期。清式家具亦不例外。
清式紫檀边菠萝漆面圆转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式紫檀边菠萝漆面圆转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注：早在南宋时，安徽徽州漆工就能利用当地生产的生漆拌和绿松石、丹砂、珊瑚、石黄、青筋蓝、朱砂等有色矿物质混合制成菠萝漆(又名破锣漆、犀皮漆)，用以制作现盒、笔葡、笔杆、花瓶、盒盖、扇柄等。
清末由于国力衰弱,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战争频繁，各种民族手工业均遭到严重的破坏，家具艺术每况愈下，从而进入衰退期。比如说在嘉庆道光时期，家具生产就出现了长时间的停滞，造办处活计日渐减少，主要工作只是修修补补、拆拆改改，几近停工。从当时皇家造办处的文件档案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作量的减少，家具生产规模日益缩小。民间家具多以仿宫廷风格为主，只是愈加简陋和粗糙,毫无艺术性可言。现在文物界把凡是制作近似乾隆，工料却又不够精良的清式家具，定为嘉庆、道光时期的制品,不无道理。这一时期宫中制作的家具很少，大量流行的家具多是民间制作的仿宫廷家具。其特点是偷工减料，装饰艺术变繁琐为拼凑，盛时清式家具的躯壳虽在，内在的精华已丧失殆尽。
清式紫檀嵌法琅扶手椅
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中国已处在被外国列强任意率割的阶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家具业也随之结束了它曾经的辉煌。从全国范围看,清式家具不仅用料做工日益粗陋，形式也更为拙劣。其中,尤以光绪皇帝大婚、亲政时置办的一批硬木家具最为典型。这批家具有的出自北京几家木器场，有的则是从香港和东南亚采办来的。总体而言，造型粗俗，雕饰繁滥，与鼎盛时期的清式官廷家具判若云泥。至此，不论以苏作家具为代表的明式家具，还是以广作、京作、苏作为代表的清式家具，已如明日黄花，完全走向了没落。
由此可见,明清家具的兴衰,是和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明清时期的能工巧匠们,以他们杰出的智慧、辛勤的劳作,通过家具这一载体,为中国古家具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名字也许很少为后人所知,但他们的光辉永存。同样,明清帝王中那些热衷于艺术,甚至身体力行,主动参与艺术创造,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佼佼者,他们的英名也同样不应被人们忘记。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如今的人们,在享受先人为我们创造的艺术成果时,没有理由不对先人的智慧和辛勤的劳作表示由衷的敬意!
明式剔红花卉纹方桌凳（现藏上海博物馆）
明式剔红花卉纹方桌凳 上海博物馆
注：剔红作为雕漆品种之一，又名雕红漆或红雕漆，是指在器物的胎型上涂上几十层朱色大漆，待干后再雕刻出各式纹样。此技法成熟于宋元时期，发展于明清两代。
家具作为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艺术的一种物化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艺术风格和哲学观。家具功能及形态的完善,不仅改变着人们的起居习惯,规范着人们的举止礼仪,甚至也成了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秩序、经济实力、哲学思想、美学水平、民俗风情等方面的物化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国家具史,就是一部专题文化史,它从一个侧面实证着整部中国大历史。我们之所以提倡认真学习并研究中国古典家具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此!
明式黄花梨五开光圆桌凳（现藏郑州明韵清风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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