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明处州龙泉官窑器与大明景德镇官窑器
比较发现，我馆收集到的这些残片与明早期景德镇官窑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主要是景德镇洪武、永乐两朝的官窑器。通过与这些官窑器的比较，我们更加确认明初龙泉官窑器的存在。
景德镇在元明清三代都设立了官窑，相关的文献记载也比较充足，但对明早期的官窑器研究在相当一个时期内都几乎处于空白。比如，确定景德镇洪武官窑的存在也是近年来在遗址发掘和有关学者的考证之后，原先所谓的“元末明初”青花、釉里红瓷器这一模糊描述也才逐渐有了清晰的断代界定。
1982~1994年，为配合景德镇市政建设，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一带的基建工地上发现了元、明时代的官窑埋藏落选贡品的场所，并多次进行考古清理与抢救性发掘，获得元代及明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万历时代的瓷器残片近十吨之多。他们采用“多级分类、系列复原”的办法，对遗物进行清理，对合复原出大量元代至明正德官窑的瓷器。这批瓷器的出土震惊了世界，许多瓷器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的空白，刷新了我们对明代官窑器的认识。
“明承元制，凡朝廷烧制瓷器，必由内府定夺样制（《大明会典》）”。景德镇明初官窑器与我馆收集到的明初龙泉青瓷残片的不谋而合正是大明官窑器“定夺样制”的反映。所谓“样制”除了某类瓷器本身的器形、规格、釉色、纹饰要求纯正规整，统一风格之外，当然还包括不同色地，不同品种瓷器之间的同一性。与景德镇洪武、永乐官窑器的比较中发现，这种同一性表现在器形、大小、花纹等各方面。比如在器形品种上都以盘、墩碗、梅瓶、玉壶春、执壶等为主，各品种样式基本一致，尤其是盘、墩碗、玉壶春、执壶，梅瓶在样式上的差别稍大，但大体是一样的。规格大小方面也很接近，尤其象大盘、墩碗之类，在形制上非常有震撼力的，在其他朝代其他窑口都很少见到的，是非常鲜明的相同特征。至于花纹样式的相似度就更让人惊叹了，同样以植物花果为主要装饰题材，主题花纹与辅助花纹种类都能找到相同的实例，其图案花纹的组合样式及布局构图也相同，虽然一为绘饰，一为刻花，但在表现某种花卉果实的处理手法上形神兼似，只是色地、质地不同而已。更直观的，我们还发现两者在器形样式、花纹修饰上几乎完全一致的一些器物，以下举几例（具体对比图示参见本书图录部分）：
1、
2、
3、
4、
另外，墩子碗、小碗、菊瓣纹虽没找到纹饰相同的例子，但在器形样式上是相同的，纹饰样式及风格也都非常接近，有一些器身的局部纹饰则如出一辙。如底刻莲花纹墩碗底心所刻的尖瓣莲花就与“明洪武青花缠枝莲子浅碗”底心所绘的莲纹相同。
朱伯谦先生在《龙泉窑青瓷》一书中也曾指出过这种现象[9]：1、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元·执壶”，“与洪武景德镇釉里红执壶相近”；2、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刻花带盖梅瓶”，“刻划花装饰与景德镇官窑青花梅瓶基本一致”；3、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刻花三果执壶”，此壶所刻的“枇杷果为明永乐宣德青花中常用图案”，其“形制、纹样基本同明宣德青花执壶一致”。这也说明，除了我馆整理的这些残件外，在同类明处官器中有着更多更丰富的类似例子。这些显然不可能解释为单纯的仿制，更何况官窑器是禁止民间仿制的。
七、关于大明处州龙泉官窑的文献记载
景德镇官窑器不仅为我们认识大明处州龙泉官窑器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物，也有助于我们对相关文献记载的解读。据考，《大明会典》、《明实录》等历史文献和宫廷档案中都有关于处州龙泉官窑的记载。如《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陶器条所述：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10]
此处江西饶州府景德镇和浙江处州府龙泉并提，两处俱为朝廷烧造供器。只是大明王朝立国之初，百废待兴，很多机构制度尚在草创阶段，有关官窑运作的规章制度可能也没健全，未能制度化运转，可能这时“官窑”的烧造数量也不定，有命则烧，无命则止，有一定的随机性。如果要烧供用器皿等物比较多的话，就要召集窑工在京城置窑口烧造（可能是烧造大缸、宫廷建筑材料等物，因瓷器一般在产优质瓷土的地方就地烧造）。
更有力的明证还是《明宪宗实录》卷一的记载：
成化元年正月乙亥，诏：“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役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11]
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先生在《宋代龙泉窑有关问题探讨》一文中对“贡窑”与“官窑”作了介定：“凡专为烧造进贡朝廷的瓷器而建立的窑似都可称为贡窑，唯有皇家自行建造、派遣朝廷官员（不以地方官为主管的）管理并烧造瓷器的窑才能称为官窑。”如果说上述洪武二十六年的记载还不能排除明代处州龙泉窑实为“贡窑”的可能，那么《明宪宗实录》中成化皇帝即位诏书的相关记载则明确指出，朝廷派内官任督窑官“在役烧造磁器”，而且将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相提并论，两者应处于同等地位，处州龙泉窑应有皇家自行建造的窑场，此处表明处州府设立官窑无疑。
目前所发现的相关文献记载还非常有限，并且关于“处州”的条目要少于“饶州”。但如以上两条都是出于正史记载，要抹杀处州龙泉官窑的存在也是不符合史实的。
八、大明处州龙泉官窑的设立基础
龙泉窑青瓷从南宋到元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无论制瓷技术还是窑址规模都非它窑可比。由于官窑制瓷工序复杂、工艺难度高、周转期长、成品率低等众多因素，其制作中需要大规模制瓷作坊、龙窑、瓷工等来确保其任务完成。另外龙窑的选址也必须与当地有无丰富资源相关，如烧窑用的红松木、瓷土是否丰富，交通是否便捷，水资源是否充足等客观条件。可以说龙泉地区具备了这些条件，龙泉窑在明初完全具备烧造官窑器的能力和条件，更何况，明初建都南京，俱处江南之地，运输上也便利。
（一）龙泉窑的鼎盛时期
龙泉窑在南宋至元代已达到其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入侵，次年北宋首都汴京沦陷，徽、钦二帝被俘。建炎三年，高宗迁址临安(杭州)，绍兴八年定都，杭州遂成为南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艺术工艺制作的中心。随着北宋灭亡、南宋的建立，大量北方官吏、商人、文人、手工艺者等纷纷南下，江南各州、郡人口骤增，并在苏、浙、皖等江南土地上寻找新的生产资源，进行加工开发，开设作坊、工场等。这样制瓷工艺、工匠出现了中国瓷器发展史上一次集体南迁。这些都为龙泉青瓷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从北宋到南宋，龙泉窑广泛地吸收各地青瓷名窑的制瓷工艺，在产品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迅速走向成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进而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器形种类大大丰富。由于熟练掌握了胎釉配方、多次上釉技术以及烧成气氛的控制，釉色纯正，釉层加厚，在南宋晚期烧制成功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
另一方面，入金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商业、贸易的发展。北宋时，官方就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直接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南宋政府更把海外贸易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对外贸易量的增加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受欢迎的商品。据史料描述，当时“窑群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往返穿梭，日夜繁忙。”瓷器内销运往临安，外销经瓯江出海，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
元代龙泉青瓷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发展。1979年为配合浙江省紧水滩水库工程的兴建，浙江省文管会等单位，在龙泉县境内进行了普查，并在龙泉县东部安仁口地区发掘了元代窑址，为龙泉窑在这一时期生产情况和产品面貌的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当时，元代仍是龙泉窑的兴盛时期。元代产品除部分上继宋代传统以外，在器型和装饰上又有新创造。元代由于水陆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瓷器大量出口，需求量激增。在这样的条件下，元代龙泉窑迅速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这样，大批的龙泉窑瓷器便可顺流而下，转由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将瓷器出口到世界各地，像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都有龙泉窑的瓷器。
（二）龙泉窑与“贡瓷”
官窑是由官方营建、主持烧造瓷器的窑场，其产品专供宫廷使用。自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设置官窑后，瓷窑在性质上便明确了官窑与民窑的区分。其实在五代十国时，吴越钱氏朝廷就曾垄断越窑的部分生产，这种“贡窑”也可以说是官窑的前身。而龙泉窑从吴越开始就担任着“贡瓷”的烧制任务。
宋人庄季裕在《鸡肋篇》中记述：“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龙泉窑在当时担负“贡瓷”的烧造任务同时也说明它代表了江南青瓷的最高水平。龙泉窑虽然崛起较晚，但是后来者居上，在北宋已取代越窑成为江南第一名窑。此可与南宋顾文荐《负喧杂录》中的记载相互印证：“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逐命汝州造青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二则文献记述的是同时期的事，相互之间又有承接关系。在“京师自置窑烧造”的情况下还为“禁庭制样须索”提供“秘色瓷”，可见龙泉窑在北宋仍为朝廷烧制“贡瓷”，只是“质颇粗厚”，与汝窑等北方名窑的风格是不同的。
据资料表明，在南宋宫殿遗址区发掘中也曾发现不少南宋晚期的龙泉青瓷，证明南宋晚期皇宫内也大量使用粉青厚釉的龙泉青瓷。南宋龙泉窑产品系列可分为白胎厚釉青瓷和黑胎厚釉青瓷两大类。民间称白胎青瓷为龙泉弟窑，黑胎青瓷为龙泉哥窑。“大窑”和“溪口瓦窑垟”分别是龙泉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的杰出代表。就数量而言白胎厚釉青瓷是主流，黑胎厚釉青瓷只占少数部分。由于龙泉窑黑胎的出现在龙泉窑青瓷的内部发展脉络中并不能找到相应的发展轨迹，可说是风格骤变，推测其原因很可能是受到外界制瓷技术、风格的冲击，最有可能的就是朝廷的干预。如朱伯谦先生就在《龙泉青瓷》中指出：
在封建社会，为了维护帝王的尊严，官窑生产的御用瓷器是不许仿制的，更不能把全部制瓷工艺无保留地传播给民窑。但是在封建社会常常是上有好者，下必风然从之。那些云集在浙江的官僚贵族梦寐以求的想用与皇宫相同的瓷器，所以先后在杭州凤凰山东坡老虎洞和龙泉大窑、溪口瓦窑垟设立官窑，生产与郊坛下南宋官窑类同的瓷器，供他们使用。与此同时，大窑的官窑根据南宋官窑的制瓷工艺，在胎釉配方中作调整，创造性地生产了白胎厚釉青瓷。这类青瓷釉色青翠，犹如美玉，同时釉层光滑整洁不开片，更加实用，深得宫廷和官僚的喜爱，在临安京城、皇宫遗址和绍兴市攒宫宋六陵墓地都有大量出土。说明宫廷在南宋后期除使用官窑瓷器外，还使用白胎厚釉青瓷，所以南宋后期在大窑和溪口瓦窑垟设官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南宋龙泉窑很多器皿的新造型都是传承古代青铜器演变而来的，如尊式瓶、琮式瓶、鼎式炉、鬲式炉、簋式炉、八卦炉等。这些充满贵族气质造型的瓷器与北宋以前的龙泉窑瓷器朴素简单，工艺制作较粗糙，冥器占重要比例有很大区别。所以虽尚无南宋龙泉设立官窑的明确记载，但种种迹象表明，并不能排除南宋龙泉设立官窑的可能性。之所以这样推测也是基于南宋龙泉窑青瓷已达到了南宋官窑器的水准，与官窑或许只是一步之遥。
（三）明初社会背景
明朝是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本来是农民起义军领袖，他从明初开始就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例如移民垦荒、兴修水利和实行屯田等。对于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对于手工业，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在元代，具有特种手艺的手工业工人，大多被迫在官工业作坊工作，没有人身自由。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明初，手工业工人都编有匠籍，大部分要轮班到北京、南京、或被指定的地区服役。在服役期间是没有自由可言的，逃亡的还要“枷项三月”，轮班匠和住坐匠除去规定的时间内服役外，其余的时间可以“自由趁作”。这种“轮班”和“住坐”虽然是一种超经济的封建剥削制度，但与元代一部分工匠被终年拘留在官营手工作坊内劳作的情况已有一定的进步，对于当时包括制瓷等手工业的生产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漕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居住于城市的政府官吏，大中地主和富裕商人，以及为这些人服务的各阶层的城市居民，都需要包括瓷器在内的手工业品。明朝洪武年间，曾一度实行海禁，使外贸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瓷器的出口并没有停止，当时瓷器输出的途径很多：政府的对外馈赠、入贡国使节的回程贸易、郑和的大规模远航贸易和民间的海外贸易等等。通过这些渠道，明朝的瓷器不仅继续畅销亚洲各国，而且也大量销售到欧洲。明代瓷器不仅从海路输出，而且还从陆路对外销售。据万历年间刊刻的《万历野获编》记载，“天方诸国贡夷归装所载，他物不论，即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出口的瓷器，既有官窑的产品，也有民窑的产品。
（四）朱元璋与处州
龙泉一地对于朱元璋来说，更有一种地缘亲近性与认同感。朱元璋是农民起义军领袖，其政权先在江南地区发展，后占领应天，在此称帝，最后再出兵北伐，攻占大都，推翻元朝统治。事实上，至正二十一年，浙江除杭州、绍兴外，几乎全部为朱元璋控制。在此前二年，朱元璋已经派部下胡大海、耿再成攻克处州，完全占领了浙南，当时随同耿再成镇守处州的朱文刚和真章都是朱元璋的义子。虽然至正二十二年（1362）发生了苗军叛反，但叛乱很快被刘基、邵荣等人平息。所以龙泉地区自1359年起生产的瓷器确定为明瓷更合适。相对于之前几个朝代的皇帝来说，朱元璋曾在处、婺一带活动，对该地区比较熟悉，并礼聘过“浙东四先生”——刘基，宋濂，章溢，叶琛。之中，宋濂为浦江人，刘基为青田人，曾在处州读书、任职，章溢龙泉人，叶琛丽水人，两人俱镇守过处州。朱元璋对四人甚礼遇，《明史》载“以币聘”，“筑礼贤馆以处基”等。当时占据处州后，朱元璋听说浙东名士刘基正隐居青田老家，便派人携带重币聘请刘基，受到刘基的拒绝后，朱元璋又派江南名士、处州路总管孙炎前往青田邀聘。太祖即位后初定处州税粮，视宋制亩加五合，惟青田命毋加，有意“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章溢卒后太祖痛悼，亲自撰文，到其家里祭悼。而刘基之谋略，宋濂之学问，章溢、叶琛的治民之才对于明代王朝的建立确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当然不能直接说明朱元璋就此而选择龙泉设立官窑，但也不能排除其中存在着某种关联。如嘉靖《浙江通志》记载章溢曾筑室“苦斋”隐居于琉田，明郎瑛《七修类稿续编》更称章溢为章生一、章生二之后裔。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