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明处州龙泉官窑器与宫廷祭祀
在瓷业发展日益成熟的环境下，一方面，瓷器日益走进大众，成为重要的日常生活实用器。另一方面，对于宫廷而言，无论是祭天祭神祭祖的神器，还是宫廷生活用具，都需要大量瓷器，尤其是祭祀方面。
（一）关于祭器用瓷
自宋以来，瓷器已渐成为宫廷祭祀的主流。元代祭祀也用瓷器，考古发掘蒙古皇族的祭祀遗址中就曾发现不少瓷器残片。根据文献记载及遗存实物可以肯定，元代龙泉窑的产品中有一些是为官府烧造的。《元史》卷七十四记载：“中统（1260~1263）以来，杂金、宋祭器而用之。至治初（1321）始建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此处江浙行省承担烧造祭祀新器的很可能就是指龙泉窑。韩国新安元代海底沉船中曾发现底部刻有“使司帅府公用”铭的龙泉窑青瓷盘，内壁阴刻四季花，器心刻划荷花荷叶，外壁下饰变形莲瓣纹，内填如意纹。这种纹样很可能是定制的，同出的一件荷叶罐也有相同纹饰。而在高足杯上使用的八吉祥即八宝图案，也不是可以随便作为装饰用在任何器物上。据专家考证，带有八宝图案的不是一般的民用瓷器，而是专为朝廷机构或内陆的西蕃（又作“西番”）塔寺定烧的祭祀用器。虽然对于元代官窑制度及祭祀用器的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但从一些关联中似可见出端倪，如四季花、变形莲瓣纹都是处官器常见的纹样，却不见于传统的龙泉窑产品系列。而根据相关文献更推断，处官器主要是用于皇家祭祀的。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封建帝王来说，祭祀和他们手中的皇权是紧密不可分的。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称帝，国号明，建元洪武。据《明史》相关记载，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丁未，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戊申，祀社稷。壬子，诏衣冠如唐制。二月壬寅，定郊社宗庙礼，岁必亲祀，以为常。十一月庚子，始祀上帝于圜丘。对于象朱元璋这样的开国皇帝来说，戎事已基本平息，最主要的就是继承传统的礼仪程式来包装皇权的神圣、威严及“天子”的“合法性”，建立一套新的更适合统治的意识形态体系。所以朱元璋称帝后，对其王朝礼制礼典的制定一直极为重视。洪武元年，即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定立祀典，主要内容是“历叙沿革之由，酌定郊社宗庙，议以进礼。”封建帝王的君权神授，最直接的自然体现在郊社宗庙的祭祀活动上。
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就规定“祭器皆用瓷”，《明史》志·第二十三礼一（吉礼一）记述：
洪武三年，礼部言：“《礼记·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尚质也。《周礼·笾人》，‘凡祭祀供簠簋之实’，《疏》曰，‘外祀用瓦簠’。今祭祀用瓷，合古意。惟盘盂之属，与古簠璺簋登铏异制。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其式皆仿古簠簋登豆，惟笾以竹。”诏从之。
此条亦见于《明史》列传·第二十四，“祭器用瓷”当时乃礼部尚书崔亮所提议，根据这一提议推断，洪武三年应有御厂在烧造官窑瓷器，因为用作祭祀的瓷器是比较严肃庄重的，自两宋以来都由官窑烧造，一般是不会委托民窑烧造的，而且郊庙祭祀有规矩可循，对祭祀器皿是非常讲究的，如《大明会典》卷二百一记载：
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造解。计各坛陈设：太羹碗一，和羹碗二，毛血盘三，著尊一，牺尊一，山罍，代簠、簋、笾、豆瓷盘二十八，饮福瓷爵一，酒盅四十，附余各一。
此处“陵”意为祭祀的郊坛，圜丘即天坛，是皇帝冬至日祭天的地方，方丘即地坛，此取“天圆地方”之意。太羹是最初的羹，意为太古之羹，是一种不加五味的肉汤。相对的，和羹就是加了调料的羹。郑玄《毛诗郑笺》：“和羹者，五味调。”毛血盘是典礼中用来装太牢(牛羊猪)之毛血用的，一般在典礼前预先贮放。著尊、牺尊、山罍都是酒器，其中著尊就是无足着地的尊，牲尊是象牛形状的尊，山罍则是刻有山纹和云雷纹的尊。簠、簋、笾、豆都是用来盛放祭祀品的食器，其中簠、簋都是用来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笾、豆则专备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尔雅》：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饮福爵是祭祀中一道饮酒仪式用的酒杯。洪武元年，朱元璋采纳中书省李善长等奉敕撰进的《郊祀议》，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建圜丘于钟山之阳，方丘于钟山之阴，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十年秋，太祖有感于灾异之说，命作大祀殿于南郊。是岁冬至，以殿工未成，乃合祀天地于奉天殿。从洪武十二年开始，遂于每年正月合祀天地于大祀殿。永乐迁都北京后建造大祀殿规制如南京。
至于“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则是将祭器的顏色与祭祀对象之间对应起来，以求能法天象地。
这种观念当然也不是明代首创的，《元史》卷七十二·志第二十三就有“昊天上帝色皆用青，皇地祇色皆用黄”的记载，并提到“青瓷牲盘”，“毛血盛以豆，或青瓷盘”之类，可见元代皇家祭祀已在使用青瓷器。既然明初规定“祭器皆用瓷”，则明代祭天用到青瓷器皿无疑，昊天为上，正是“陶器以青为贵”。而景德镇官窑器的黄釉瓷、釉里红和甜白釉瓷则分别是用来祭地、祭日、祭月的。如《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元年九月巳酉，命行在工部江西饶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祭器。”从这些祭祀需求来看，是没有用到青花的，所以这也可能是洪武初釉里红要比青花数量多的原因之一，釉里红当时的名称叫“内鲜红”，嘉靖二年时，“内鲜红改为深矾红”（《大明会典·卷二O一》）。由于用途一致，只是象征意蕴有别，在原则上，这些祭祀瓷器的规格大小、花纹样式应当是统一的，这也是处州龙泉官窑器与景德镇官窑器可互为参照的前提。
（二）关于大盘墩碗
龙泉窑生产大盘大碗等器物是从元代开始的，因为是新品种也就显得特别突出。由于盘碗之类都是大众日常生活用具，而将日用瓷做得如此之大不符当地江南一带民的风俗习惯，不是普通的内销日用瓷。比如当时非常流行的折沿大盘，它既不是龙泉窑的传统器形，也不是中国传统瓷器造型，而与中西亚陶制和金属制大盘十分相似，是元代为适应中西亚伊斯兰国家需要所作的特别器型，供当地贵族吃抓饭用的。现今在土耳其等地的博物馆都有相近造型、纹饰的藏品。明承元代而来，这批明代的大盘大碗在断代上往往容易被误断为元代，认为也是如元代那样的外销瓷。加上国内这类明初龙泉窑青瓷的完整器比较少见，反而在海外发现比较多的实物，所以这一观点比较流行。这类将元明两代龙泉窑大型器物混为一谈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浙江省博物馆在青瓷馆展出的一件“元大盘”和一件“明玉壶春执壶”，两件瓷器都由故宫调拨，系明代处州龙泉官窑烧制。然大盘被断为元代则误，两件瓷器风格神似，尤其釉色如出一辙，如同出一炉。又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龙泉窑青釉菱口印花折枝瑞果纹大盘”也被误断为元代，此盘高8、口径56、底径35厘米，菱口折沿，瓜棱腹，折沿面饰卷草纹一周，壁内外刻折枝花卉纹，盘心刻荔枝纹，荔枝纹是明代龙泉窑新出现的纹饰，此种菱口大盘是典型的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作品。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龙泉窑刻花玉壶春瓶及上海博物馆藏的龙泉窑刻花执壶也被误为元代“精品”。
当然，这些误断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忽略了大明处州龙泉官窑器的存在，同时造成与民窑器的混淆，从而对龙泉窑大盘墩碗之类的用途作出错误的判断。据考，明代曾规定每个豆青瓷盘的售价为一百五十贯，碗每个一百贯、瓶每个一百五十贯等。而董其昌《骨董十三说》谓：“世俗所贵重者，但知有黄金而已。可使一磁盘、一铜瓶，几倍黄金之价，非世俗所知也。”明初龙泉窑还在继续生产外销瓷盘，且价格不菲，所以明代虽实行禁海令，但受利润驱逐，一直走私不断。而如董其昌所说的显然还有另一类价比黄金的瓷盘，其“非世俗所知”就表明其不为寻常百姓家所知，这种珍贵瓷盘很有可能就是官窑所出。明高濂《遵生八笺》中提到：“香橼出时，山斋最要一事，得官、哥二窑大盘，或青东磁龙泉盘……宣德暗花白盘、苏麻泥青盘……数种以大为妙……旧有青东磁架，龙泉磁架最多，以之架玩可堪清供。”可见当时还有将大盘用作摆设赏玩的风气，所谓“以大为妙”也是一种审美时尚。或许明代官窑之所以烧造大盘之类也是受了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抑或是官窑器的形制风格影响到民间。
从史料中可知，处官器中的大盘墩碗都是用于祭祀的，是重要的祭祀用器。当时国家大祀所用祭器，虽需依古代传统而定，但除了爵等少数器皿按古器形外，其他如登、鉶、簠、簋、笾、豆之属，到了明代实际上都以盘碗代替，《大明会典》就有数处记载。如上述卷二百一“代簠簋笾豆瓷盘二十八”即是一例，又卷九十四·祭器条有“笾豆簠簋俱用瓷楪”，并注明“簠簋楪稍大”，“鉶一，用瓷椀”。当时也有大臣向朱元璋提出过异议，“惟盘盂之属，与古簠璺簋登铏异制。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其式皆仿古簠簋登豆，惟笾以竹。”可见在“祭器皆用瓷”的规定之前祭祀中已在大量使用瓷器，此条虽“诏从之”，但综合各处文献记载来看，仿制古式祭器似未实行。《大明会典》卷八十二有圜丘第一成及第二成陈设图：
圜丘第一成陈设图 正位南向 |
圜丘第二成陈设图 从位东二坛西向 |
圜丘第一成陈设图中注明“登鉶用磁碗代簠簋笾豆用磁盘代凡坛庙同”，在祭器中除了瓷尊、瓷爵及一些杂项外，就是盘与碗了，大盘和墩碗是两类重要的祭祀实用器。其中墩碗是代替登鉶来盛羹的太羹碗及和羹碗，大盘则用来盛放各种祭祀物品。显然，大盘数量在祭器中占了多数，这与传世处官窑完整器中多见诸大盘是一致的。为了齐整美观，这类大盘墩碗自然要求按一定的纹饰样式及规格大小成套制作。而祭祀场面宏伟壮大，瓷盘墩碗形制必然大气，方显皇家气度风范。又《大明会典》卷九十四·案桌条有“笾豆簠簋案四，高一尺一寸，阔一尺九寸，长三尺三寸”，可见祭祀时，盘碗之类置于桌案摆放。明代一尺合今31.10cm，也即约高32厘米，宽60厘米左右，1米多长，磁盘之规格由所置桌案大小可见一斑。
当然，对于盘子，我们也不能排除除祭祀以外的其他用途，毕竟其规格大小、具体样式都有不同种类，而且花纹也非常丰富，传世品中又以大盘最多。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十、明代官窑瓷器与对外交流
官窑瓷器除了祭祀，还要满足朝廷对内对外赏赐和交换的需要。明代早期对外所谓“赏赐”的瓷器赠予数字是相当大的。据《明史》记载，从洪武初开始就有不少国家派使臣向明政府进贡地方特产等，明政府则给于其相应赏赐，其中瓷器就是一项重要赐物。洪武十六年（1383）明廷就曾遣官赐予占城、真腊、暹罗“磁器万九千”，十九年又“遣行人刘敏、唐敬偕中官赍磁器往赐”真腊。当时，瓷器很受一些国家的欢迎，如据刑部侍郎李浩所了解，琉球国不贵纨绮，惟贵磁器、铁釜，自是赏赉多用诸物。西域失剌思、敏真、日落等国都以瓷为贵，有些还特派使臣奏求瓷器。永乐二年时，琉球“山南使臣私赍白金诣处州市磁器，事发，当谕罪。帝曰：‘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悉贳之。”可见当时处州青瓷闻名遐迩。
事实上，这种“贡”与“赐”也是一种贸易关系，明廷以此博易外货，有使臣见有利可图，往往进行私自交易，这种经济行为当时虽属违法但由于得到明政府的宽容，所以在史书记载中屡见不鲜。其数量规模虽然不大，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外贸易，有时甚至缓解了明朝廷的急需。如永乐十七年时，“车驾频岁北征，乏马，遣官多赍彩币、磁器，市之失剌思及撒马儿罕诸国”[10]。
另外郑和的八次远航也可能输出了一大批官窑瓷器。《明成祖实录》记述：“永乐三年六月己卯，遣中官郑和等，赉敕往谕西洋诸国，并赐诸国王金织文绮彩绢各有差。”所谓赉敕礼品包括钱币、丝绸、瓷器、茶叶等等。1994年7月，景德镇市中华路、龙缸弄一带的基建工地出土了大量的永乐盘碗，其器形与纹饰都很丰富。这批瓷器在伊朗、土耳其多有传世品，在遗存中与洪武瓷堆积在一起，一般认为是明御厂在永乐三年（1405）以前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而准备的外销瓷[11]。尽管郑和每次远航携带出去的瓷器数量及品种等并无确切的文字记载，但随同郑和出使的几个人所著的如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以及巩珍的《西洋蕃国志》三本书都记载了关于交易用的瓷器。《星槎胜览》记载用瓷器交易的地方最多，其中青花瓷器有九处之多，专指青瓷碗一处，而普通瓷碗、瓷器达十二处。《瀛涯胜览》特别提到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而占城、锡兰、祖法儿都要中国以青瓷盘碗、瓷器进行交易。《西洋蕃国志》中记载，喜爱中国青花瓷器、青瓷盘碗者，有占城、爪哇、锡兰三条。当然，这些著作中所提到瓷器并不一定都是郑和远航携带出去的，也可能很大部分是民间的海外贸易。
十一、“酒器”与永乐朝的宴饮之风
除了祭祀与对外交流，宫廷用瓷当然还有其他用途。比如，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器。根据器形来看，象小碗、菊瓣纹碗都应属此类。如前所述，菊瓣纹碗在釉色及刻花风格与他器形相比，似稍显粗糙，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否因为其本身的用途不同，或者使用的具体对象有别呢？比如用于祭祀是对“天”的敬畏，制作上自然要求精益求精，而如果是单纯的普通用器则不用那么严谨；如果瓷器是给皇帝本人使用自然要特别花心思，但如果只是一般的宫廷用器则不用太过讲究。当然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深入考证。
从器形分类来看，我们还发现一现象，即除了盘碗，梅瓶、玉壶春、执壶三类都是“酒器”。梅瓶在古代称为经瓶，宋代皇帝设讲经制度，定期请大学士等熟悉四书五经的官员任讲官，设讲筵。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到冬至为讲经期，适单日为皇帝讲经。这种讲经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并派生出了讲筵用酒，即讲经结束后，皇帝设宴款待执行讲官及参与这一活动的众官员，装酒的瓶子即叫“经瓶”，也就是“梅瓶”。1958年明定陵出土的八件“梅瓶”就是作为御酒陪葬的。
玉壶春、执壶的器形也很有特色，其颈短腹硕的特征尤其明显，虽然少数颈较长，但腹部仍很肥大，从景德镇各朝玉壶春、执壶器来看，这种玉壶春、执壶则是永乐朝的独有典型器形。与宋代的玉壶春相比，我们认为这种比例的设计更着重于实用。这可能与永乐一朝宫廷宴饮之风盛行有关。本来象一般的宴饮，多为宫廷娱乐琐事，不屑为正史所载，然考《明史》，永乐朝却多处提及宴会，不能不说是一个特殊现象。如“永乐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御奉天殿受朝贺，宴群臣及属国使……帝在军，念士卒艰苦，每蔬食，是日宴赉，始复常膳……丁酉，宴群臣于应昌，命中官歌太祖御制词五章，曰：‘此先帝所以戒后嗣也，虽在军旅何敢忘。’己亥，次威远州。复宴群臣，自制词五章，命中官歌之”等等。朱棣曾跟从父亲朱元璋夺取政权，多年的戎马生涯对其生活习性有着重要的影响，象犒赏将士大设宴席以便鼓励士气便是军中常有的事。从这些记载来看，朱棣在坐上皇位以后仍然喜欢这种宴饮方式，由于宴饮人多，场面大，酒器的容量自然不能小，而这种豪放大气的风格也才符合如朱棣那样孔武有力者的审美趣味。再者，永乐一朝，对外交流频繁，外交成果的标志就是“远人来贡，百王来朝”，以会盟饮宴来加强感情，沟通交流。所以，这也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宫廷宴饮风气，刺激了对瓷器的需求。
十二、关于大明处州龙泉官窑的烧造年限
由于景德镇在元明清三代一直设立官窑，传承得比较完整，而明代处州龙泉官窑存在的时间则相对较短，加上很多史籍成书都要晚于当代，比如《明实录》就是老皇帝死后，新皇帝即位，史官才开始撰修前一皇帝的实录。一朝天子一朝臣，往往还有人事变动等因素，相关的记载也就如雪泥鸿爪，语焉不详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龙泉官窑的存在已淡出世人的记忆，世人但知有景德镇官窑，对于龙泉官窑却变得陌生异常。现在关于明初龙泉官窑的设立时间我们已不得而知，只能稽查有关文献做一个模糊的界定。
根据《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陶器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规定推测，龙泉官窑至迟在洪武二十六年已开始烧造，而且很可能是早于洪武二十六年的，如上述分析洪武三年“祭器用瓷”的规定应是建立在有官窑在烧造官窑瓷器的基础上的。而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也在说明青瓷已进入皇家祭祀。至于烧造下限则参考《明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如上述成化元年正月乙亥的即位诏书中提到停烧一事，至成化三年，实录与其他书籍都没有提到烧造活动，成化四年后龙泉官窑有无烧造事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对照《明孝宗实录》卷二成化二十三年弘治帝即位诏书：
兰州临清镇守，四川银课、江西烧造饶器、广东新添守珠池内官，悉令回家，一应不急之务悉该停止。
此处已不再提到处州，之后也不再见到饶州与处州并提的条目，所以龙泉官窑停烧最迟止于成化一朝无疑，不过具体年月尚待考证。
龙泉官窑的停烧可能有多种原因：
（一）、与统治者的好尚有关，景德镇官窑器的五彩斑斓，争奇斗艳似乎令龙泉窑瓷的青色黯然失色。这一点从景德镇洪武、永乐官窑器到宣德、成化官窑器的微妙变化都可看出，尤其是从宣德朝开始，瓷器品种与纹饰的有了很大丰富，瓷器规格大小也发生一定的变化。成化一朝彩瓷更是大盛，所谓“成窑以五彩为最”，并烧制成功“斗彩”，景德镇青花瓷的烧制技术在成化一朝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世人论明代景德镇各朝官窑瓷器的成就往往推成窑为首，具体可参考刘新园《景德镇出土明成化官窑遗迹与遗物之研究》相关章节。
（二）、明代景德镇官窑烧制仿龙泉釉瓷器达到了一定水平。文献里就有景德镇仿烧龙泉釉釉料配方的记录，如清《南窑笔记》龙泉窑条有“今南昌仿龙泉深得其法，用麻油釉入紫金釉，用乐平绿石少许，肥润翠艳亚于古窑”等语。此外，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也提到景德镇仿烧过龙泉釉瓷器。至于景德镇何时开始仿烧龙泉釉瓷器，则说法不一，一是说元末就开始仿龙泉青瓷，一直仿至清代，另一说是明初永乐时期。根据出土资料表明，明永乐应该是个下限。1982年景德镇珠山路出土明永乐、宣德官窑遗存中，就有仿龙泉青瓷的净水瓶和盆盌，1987年出土的成化官窑也有仿宋官纹片青瓷以及仿哥瓷。我馆也收集到过景德镇仿龙泉釉的带青花款瓷片，虽残缺不全，依稀还可辨得“大明成化年制”六字青花款，并有双方框线，应为成化中晚期作品。如果说仿哥瓷是出于对仿古瓷的偏好，那么这几片残片所表现出的是对主流龙泉青瓷的刻意仿制，从残片看，其胎质釉色虽和龙泉窑青瓷存在一定差异但已非常接近。这说明到了成化年间，景德镇官窑仿青釉的制瓷工艺已达到一定水准，完全能代替龙泉官窑烧制祭天用的青瓷器皿从而不影响祭祀活动的进行。
带青花字款景德镇仿龙泉釉青瓷残片，左图可看清“大明”二字，另一字残，右图可看清“化年”二字，另一字残，据此推测完整字款应为“大明成化年制”，并有双方框线。双行六字款外加双方框款式是成化朝新创样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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