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古代陶瓷的外销

        窑场的选择，本身就包括对于交通条件，销售渠道的选择，没有这样的选择，这种窑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企业，也就是短命的，更不可能成为一种历史遗产留到今天。宋元时期泉州城的迅速掘起，得益于当地陶瓷业的发展，而陶瓷业的发展，也依赖泉州优越的港口资源，反过来，陶瓷业的业旺发达，反过来也加快了泉州港的发展。到宋元之交，泉州港已成为东方大港。
        福建沿海地区的瓷业要不断发展，却面临着与北方地区的交通不便，北有武夷山的阻隔，也面临着江西、浙江等地的先进发达的陶瓷生产业，这就注定了福建的产品不为中原所知，难以走向中原市场，也难以被载入中国的正史里。福建的陶瓷业只能依靠丰富的河流资源，漫长的海岸线，诸多的天然良港，支撑了福建瓷业的发展，这也注定了福建的的陶瓷产品必须走向世界。                  
      漳州地区海岸线绵长，又有九龙江，鹿溪，漳江等主要河流的入海口，形成了多处天然深水港口，有的可以容纳十万吨级海轮进出。根《宋会要、食货》载：“漳有敦照务，”《元丰九域志》也载：“敦照一镇，董敦一盐团”，说明北宋时期，漳浦县的旧镇就设有管理船政盐务事务，办理收税，发给商船执照的管理机构，宋朝灭亡时，国舅杨亮节，皇室赵若和就带领逃出的船队，先后在龙海太武山下登岸，此后定居于漳浦，也证明在宋代时，漳州地区海上交通就很发达，当时的所有窑场，几乎都分布在河流或海岸边，可通过水运以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运销外地。
      可想而知，漳州出产的瓷器绝不会运往泉州一带，去与泉州的德化瓷，磁灶瓷争夺市场，也不可能运往广东与广州，潮州一带的产品比高低，更不会运往北面到浙江的越瓷、龙泉瓷，江西景德镇瓷的产地，那么，其销售地极为可能是日本或东亚诸国。
    　相当于我国南宋时期的日本镰仓时期遗址中出土中国瓷，总类有青白瓷，“珠光青瓷”龙泉青瓷等，其产地包括了中国南方沿海各省的窑场，都说明日本人当时对中国瓷进口的总类，窑口，港口的选择都不会是单一的，关于做为外销瓷的主要依据的珠光青瓷 上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再重复。
 由于年代久远，记载的史料保存较少，而宋代的瓷器类型又比较单纯，各地的产品大同小异，虽然在国外有大量的发现，特别是沉船发现很多，也很难界定具体的窑址。但是，宋元时期的漳州窑作为一个以外销瓷作为主要产品的观点是可能肯定的。
元未明初，由于朝代更迭，经济上受到很大的破坏，加上明洪武年间，开始实行海禁，就断绝了陶瓷产品的销路，沿海的窑场几乎陷入绝境，纷纷倒闭，少数的窑场继续存在或重新开张的窑场只能生产内销产品，这也导致了中国古窑场分布结构的大调整。
从全国的范围里，宋元时期兴盛 一时的浙江越窑，龙泉窑，哥窑名窑等都渐渐消亡。而外在内陆的景德镇窑则坐收渔利。迅速地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瓷器生产地。
泉州地区宋元时期的陶瓷生产重心在晋江等靠近泉州港 的地区，开始向南安，永春，安溪、德化转移，最后定居在德化。
漳州地区宋元时期窑场主要分布在漳浦、诒安，云霄、龙海等沿海县份。这一调整，纷纷向内陆山区的南靖，华安，平和发展，其中华安的东溪窑走得最远，藏得最深，所以也存在得最长，（上面我说过，至少到民国初还在生产）
明洪武四年，明朝开始禁海，严禁民间进行海外贸易，也禁外国人来中国贸易，这种闭关销国的政策严惩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危及了沿海地区人民的生存，“海者，闽人之田也”，不少人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走私贸易活动，至少在明景泰初（1449年），这种海上走私活动就很活跃，漳州的月港就是从事走私活动的重要港口。到了明成化弘治间，月港已经成为人口密聚，商贾云集的港口商业重镇，到了正德年间，海上贸易量甚至超过了福建港，乃至超过广州港。
月港的存在，是漳州明代瓷业存在的重要根据。而月港的变迁说明，明王朝统治阶级的禁海政策也在不断的松动，在利益的驱动下，嘉靖三十年，在月港建立了靖海馆，嘉靖四十五年，升格设立澄海县，到了隆庆元年（1567年）明王朝正式解除了海禁。月港也从走私港的地位成为名正言顺的对外贸易口岸。正式浮出了水面。这时候，“漳窑”“南胜窑”的名字也开始见诸于方志，
明万历年间，漳州窑的瓷器对外贸易就频频出现在各种史料上，如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于1621年， 1626年，1632年、1634年等在漳州收购大量瓷器的记载。据保守的估计，从1604年到清初的1657年，这个公司就把300多万件中国瓷器贩卖于欧洲市场。而到1682年，累计贩卖了1600万件中国瓷器，这些中国瓷器，有相当大部分是漳州窑的产品。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还把生意做到日本，日本需求的一部分中国瓷器，就是通过荷 兰人贩卖的。而在荷兰人经营中国瓷器之前，这个生意主要由葡萄牙人在做，1602年发生的上述的克拉克号商船事件，就说明了这段历史。
除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法国，英国也都在1600年后先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争相涉足中国的对外贸易市场。
除了史料上的记载，要说明这段史实，很大程度还需要依靠考古的新发现。
日本长崎河盛家藏有一座明代万历年间的漆画屏风，屏风上为一幅世界地图，在注明大明国的范围内，只标着南京，福州，大川，漳州四个地名，并漳州出产‘白砂糖黑砂糖皿茶碗’的记载。说明漳州是当时日本贸易的主要对象。
  日本有对古陶瓷研究向来很重视。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古陶瓷研究动态，考古工作大量的中国漳州窑的残片在岛国不断被发现。其中在日本关西地区的１６世纪后半期至１７世纪前半期地层中曾成批出土漳州的瓷器，其中可以认定的有彩绘瓷（日本人称为赤绘瓷）。南胜花仔楼碗窑山的青花开光凤凰牡丹大盘、锦鸡牡丹大盘等，（欧洲人称为克拉克瓷，日本人称为芙蓉手）有的甚至认定为为大垅窑、二垅窑的产品。
这就是1997年日本陶瓷学界和省博物馆联合在平和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原因，发掘中。一种在日本的民间大量流传，过去长期不明产地的一种香盒，被称为交趾香盒，以前一度被认为是出自景德镇窑。被意外地发现了。
此外，印度尼西亚，越南、埃及、菲律宾、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也都有大量的出土或收藏。其中在越南水下发现的16-17世纪的遗址中，发现了包括平和五寨窑，漳浦彭水窑、诒安秀篆窑的漳州窑产品。
水下考古发现的“白狮号”沉船，１６００年沉没于菲律宾海域“圣迭戈”号沉船上都发现类似的瓷器。
印度尼西亚陶瓷学会名誉主席爱迪文女士在她的一部新著《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中国漳州窑瓷器》中，同时附有270幅雅加达国家博物馆和彩色照片，其中年代最早的为明嘉靖年间的，书中提到：漳州窑瓷器当时是作为一种珍贵的传家宝在印尼的社会流传的，被文泛地使用在盛大的晏会上，被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而在新加坡的国家博物馆亚洲文明博物馆，新加坡大学李光前博物馆贩陈列以及民间的大量收藏中，漳州窑瓷器都占有很大的比例。其中上述的克拉克瓷更是漳州窑瓷器中最重要的部分。
漳州的陶瓷业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过去长期不为人所知，从九十年代开始的一系调查和考古发掘，特别是近年来日本陶瓷史界的关注和参与，它在陶瓷史上的地位慢慢 的受到应有的注意。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漳州召开，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达300余名，创历年来古陶瓷研究年会规模之最，会议还实地考察了平和窑和漳浦窑，对于漳州古代陶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漳州窑系的调查发现，不仅解决了世界贸易史上的几个悬案，同时对中国陶瓷史、海外交通史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