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世奇珍汇“天博”
天津因位居毗邻京畿的交通要冲，其沃土滋养了近现代博物馆的萌芽。中国早期博物馆的产生基本是沿着两条路径，一种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建的或是附属在教会学校中的博物馆，另一种就是由国人自己建的博物馆，多少与当时的博览会有点关系。而谈及国人自建博物馆的拓荒者，就要说到创建了天津教育品陈列所的陈宝泉。陈宝泉是近代教育家，在日留学期间就在策划效仿日本博物馆成立中国人自己的博物馆。回国后经过准备，于1905年2月10日在玉皇阁成立了教育品陈列馆，并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
天津的这座教育品陈列馆，其实比现在公认第一座国人创办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还要早，除了根据张謇日记记载南通博物苑在1906年还在规划外，《南通市志》也认为南通博物苑在民国元年(1912年)才建成开放，而天津教育品陈列所早在1905年已经开门纳客了。虽然只是个专题博物馆，后来被合并只存在了三年，但有业内人士认为教育品陈列馆应该是中国人建的第一个博物馆。
但凡涉及到“最早”、“早先”、“第一”便会众说纷纭，此事暂且按下不表，刚一进新天博的大门就为内部空间构造所吸引，地上五层，地下一层，历史大厅的逐层递进与中庭空间的错落交叠交相呼应，一直通向最高处，仿佛一条时光隧道连接了从古至今的各个展厅。六级平台，也意喻着天津建卫600年的历史时光。
各楼层的区域处理也颇具匠心，从某些角度望去，会恍惚产生身处国博的错觉。
天津博物馆的标识来自于国宝级的“太保鼎”，是其镇馆之宝。古金鼎文“天”字像一个鼎，因此选用做标识。以拱形门引申博物馆之门，“天”字稍作变形，中部显现出钥匙孔的轮廓，象征着博物馆的珍藏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为求索者敞开大门。手写体“天津博物馆”出自郭沫若，英文名称增强了现代感。
天津博物馆新馆常设三个基本陈列：《天津人文的由来》(古代天津)、《中华百年看天津》(近代天津)和《耀世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重点展示天津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意义和重要地位。但由于事先联系的志愿讲解员“琛瑜”老师在百忙中抽出了半天时间，因此去粗取精，只选择了馆藏精品陈列馆作为参观重点。
“耀世奇珍”展厅面积840平米，共展出天博馆藏古代青铜器、玉器、书画、瓷器、工艺等类别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珍品63件套，通过对每一件珍品文物的深度诠释，凸显中华文明的悠久醇厚，更让观众从中真实感受古代中国人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天津深厚的文物集藏传统。
宋代画家范宽所作《雪景寒林图》是天博的镇馆之宝之一，该图为三拼绢的大幅画作。白雪皑皑中，雪峰屏立，山势高耸，山麓水际边密林重重。深谷寒林间，萧寺掩映，流水无波，峰峦沟壑间云气万千，真实生动地表现了秦陇山川雪后的磅礴气象。全画布置严整，笔墨浓重润泽，层次分明而浑然一体，皴擦、渲染并用，尽显山石和枯木锐枝的质感，被公认为范宽的杰作。
画面前景的树干中，隐约可见“臣范宽制”的署款，《宣和画谱》中记《雪景寒林图》曾收于宫廷御府，这很可能是范宽专为宫廷而作，也必是精心之作。经过近千年的流转，《雪景寒林图》是现存于大陆的唯一的范宽作品。
范宽，字中立，华原（陕西耀县）人。画史记载：他性情宽厚，人呼之为“宽”，遂以范宽自名。《图画见闻志》中言曰“天圣中犹在”，天圣是宋仁宗1023到1031年间的年号，说明范宽生活于北宋前期，距今已990余年。画史记载，范宽喜画山水，多画峰峦浑厚、雄博苍劲的关中山川。元代汤垕《画鉴》曰其“得山之骨法”，且“宋世山水超越唐世者，李成、董源、范宽三人而已”，为“照耀古今”的北宋山水画三大家之一。
（清乾隆）珐琅彩芙蓉雉鸡玉壶春瓶，高16.3厘米、口径4厘米、腹径11厘米、足径5厘米。到目前为止同类纹饰题材、类似瓶式造型的珐琅彩瓷在全球仅发现4件，其中一件为清乾隆珐琅彩花石锦鸡图双耳瓶，另外3件所绘纹饰则皆为雉鸡花卉题材，其中这件珐琅彩芙蓉雉鸡图玉壶春瓶最为精美，且是唯一一件由内陆博物馆收藏的雉鸡图珐琅彩瓷。
瓶颈部以蓝料彩绘蕉叶纹，腹部采用工笔绘画技法，绘饰一对雉鸡栖身于山石之上，雌雄互视并作亲昵态，似眉目传情。山石四周配以芙蓉、万寿菊等各色花卉，竞相开放。珐琅彩瓷器的纹饰分为若干等级，其中花鸟图案的等级最高，在花鸟图案中，又以雉鸡和孔雀的题材为极品。“雉鸡”的形象，早在西汉时就被赋予“文、武、勇、仁、信”之五德。这幅“芍药雉鸡图”，构图巧妙，取“子孙昌盛、社稷稳固”之意。
瓶腹部另一侧的空白处有墨彩题诗：“青扶承露蕊，红妥出阑枝。”引首为朱文“春和”印，句尾有白文“翠铺”、朱文“霞映”二印，足内赭彩书宋体楷书“乾隆年制”四字方框款。珐琅彩瓷器的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在瓷胎上用珐琅彩釉绘制纹饰，是瓷器装饰技法的一种，由国外传入。其实，当年这件珐琅彩芍药雉鸡玉壶春瓶就是供乾隆皇帝把玩的。制作时首先在景德镇烧制纯白素胎，千里挑一地精选出上品，然后再将素胎运至紫禁城内，乾隆钦定宫廷画家蒋庭锡设计的“芍药雉鸡”为画稿并指定宫中画师用西洋的珐琅彩料画上图画，画成后再选，然后在宫中烧制。
（明永乐）青花枇杷绶带鸟纹盘，高9.7厘米、口径50.5厘米、底径34.8厘米。菱花口，板沿，细白砂底，有火石红斑。通体施白釉，满绘青花纹饰。口沿内绘一周青花缠枝莲纹，外口沿为一周汹涌澎湃的青花海水纹。内壁十六个花瓣内绘形状不同的青花折枝花果，外壁十六个花瓣内绘青花折枝菊纹，内底双弦纹内主题纹饰为青花绘枇杷绶带鸟图。
整个画面布局疏朗明快，运笔顿挫有致，极富节奏感，纹样显然出自同时期宫廷画院画师的稿本。此盘胎质细腻洁白，釉层肥厚晶亮，外底无釉，青花色泽浓艳，蓝中泛黑，是用进口的“苏麻离青”料所绘。这种钴料在明朝时十分名贵。因为其含铁量高，含锰量低，所以，烧造后自然形成沉入胎骨的铁锈斑。
这件永乐青花枇杷绶带鸟纹盘，构图别有深意。绶带鸟自古即被作为仁爱宽厚的象征，画在瓷盘上，绝非信手拈来，而是传达统治者“仁布天下”的思想。“绶带”原指用来系帷幕和官印，后来用于系勋章。古代常用不同颜色的丝带，标识官吏的身份和等级。所以，绶带鸟即成为官吏身份和品级的标志，也就成为富贵的象征。同类纹样的永乐青花盘传世少见，堪称珍品。就目前的资料看，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一件，天津博物馆收藏一件。
（清乾隆）唐英敬制款白釉观音，高19.5厘米、宽21厘米、厚13厘米。观音像呈半跏趺坐，头戴风帽，束黑发高髻，眼帘自然下垂，眉目清秀，形象端庄，身体比例匀称，衣纹线条流畅。袒胸，胸前佩戴璎珞，身上交补襟披袈，内穿抹胸，为汉式装饰，给人以娴静、端庄、肃穆、安详之感。背部竖式长方框内暗刻阴文“唐英敬制”四字篆书款。
唐英是清代著名督窑官，制瓷家、书画家、篆刻家、剧作家。曾侍奉过康雍乾三朝皇帝。他长期在内务府任职，于雍正六年始至乾隆二十一年主持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督陶事宜，因成绩显著深得当朝皇帝的垂青。观音像原被供奉于皇室佛堂，是乾隆皇帝内宫礼释的圣物。耿宝昌先生著《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附《乾隆朝唐英督陶纪略》注：十二年（1747年）“太监胡世杰交观音木样一尊，随善财、龙女二尊，传旨：交唐英照样造填白观音一尊，善财、龙女二尊，尽力烧造窑变更好……送到京时装严安供。于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烧造得……持进”。十三年（1748年）“太监胡世杰传旨：着江西照现烧造的观音菩萨、善财、龙女再烧造一份，得时在静宜园供”。耿先生还标注：甜白釉涂黑发坐观音，洁白莹润，背后刻篆书“唐英敬制”。传世品见有两件，一落天津，一落上海，后者由故宫征集入院。
（明）德化窑何朝宗款白釉观音，高20.9厘米、底宽15厘米。此尊塑像通体白釉，观音舒坐，发髻高耸，眼帘下垂，身着羊肠裙，左臂下垂手扶一卷经，右手置于左膝上，双膝交叉，呈交腿坐态，跷足。神态肃穆，衣纹简练洒脱，由于雕塑技艺娴熟，线条洗练，深刻表现了观音超凡脱俗的神态。塑像背面有一阴文葫芦形“何朝宗”款。
何朝宗又名何来，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著名雕塑家，擅长木雕、塑雕，尤其精于后者。他的瓷塑作品，吸收泥塑、木雕和石刻造像的各种技法，结合瓷土特性，博取各家之长，形成独具一格的“何派”艺术。塑造的观音像以世俗女子形象为蓝本进行艺术加工，无论是整体的塑造，还是眼神、面部肌肉、手指的细部刻画，都一丝不苟，准确生动。此尊观音应为何朝宗的代表作，坚细的胎质配以莹润的白釉，观音愈发显得如脂似玉、典雅可爱，令人叹为观止。
（西周）夔纹铜禁，高23厘米，长126厘米、宽46.6厘米。整体呈扁平立体长方形，中空无底，禁面上有三个微凸起的椭圆形子口，中间的子口略小于两边子口，禁前后两面各有两排镂空的长方形孔十六个，左右两面各有两排镂空的长方形孔四个。
禁的四周都饰有精美的夔纹，纹饰生动，造型端庄，铸造精良。禁这种形制的铜器在国内外均十分罕见，极其珍贵，天津博物馆藏的这件西周夔纹铜禁是中国出土铜禁中形体最大的一件，是研究中国青铜禁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战国）楚王鼎，通高53厘米、口径45.5厘米、腹围148厘米。该鼎附耳，直腹，兽蹄形足，并附盖，盖上有环和三个变形的鸟状钮，共有铭文六十字，分布在鼎盖内、口沿、腹部等处。铭文记载了楚幽王为庆贺胜利用缴获的兵器铸成此鼎的经过并用于祭祀的史实。
（清）翡翠蝈蝈白菜，高19.4厘米、宽14厘米、重约2公斤。雕刻一件白菜，白菜下部分为灰黄相间，伴有褐色斑，其上的叶脉分明，叶片翻卷，形象逼真，刀法简约。上面攀附着两只蝈蝈和一只螳螂，形象生动。
在清代非常注重器物的题材，白菜谐音百财，蝈蝈的说法更多，在天津俚语里蝈蝈是哥哥的意思，保佑人丁兴旺多生男孩，而在北京话中蝈蝈谐音为“官儿”寓意当官。
制造者技艺高超、设计精妙，利用菜心处材质的翠绿色，圆雕一对肥的大腹蝈蝈和一只螳螂，它们好像在边爬边啃菜叶，栩栩如生，称之为“俏色”。而又巧妙地把原石的绺裂回避到器物后面，构思之精，令人感叹。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黄玉猪龙形珮，该器高14.1厘米、宽10.4厘米，用黄绿色岫岩玉琢成，材质温润。其体形肥硕，首部有竖立大耳，大圆眼，鼻梁有多道皱纹，嘴部紧闭前突，嘴与尾相对，头尾间留有缺口，背颈有一对钻孔，可用丝绳穿系，由此推测，可能是悬挂在某处，用作红山文化先民求龙祈雨的神灵崇拜物。此器磨光匀润，刻线流畅，工艺精美。形制肥硕，质色纯润，雕琢精细，是出土及传世品中同类型器物中较大且最为精美的一件。
（战国）青玉“行气铭”玉杖首，高5.4厘米、外径3.4厘米。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发掘，是20世纪70年代轰动国内外的考古发现。其中出土的帛画《导引图》，绘有44幅图像，每图均绘有一个运动姿态各异的人物图形。该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气功图谱。历史文物中，时代最早谈到行气者，则是天津博物馆所珍藏的“行气”铭玉杖首。此玉原为合肥李木公旧藏，玉苍绿色，有杂斑。器呈12面棱筒状，中空，内顶部留有钻凿痕迹，器身下部有一穿孔与中空部相通。
器表磨制光滑，阴刻篆体文字，每面3字，凡36字，另有重文符号8个。按文理分析，在第七行首字下漏刻一重文符号，故总计45字。过去不少学者对这些铭文进行了解释，郭沫若释为：“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行气”铭玉杖首，是迄今所见战国时期玉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它不仅有精湛的制作技巧，而且那俊秀挺健的篆书文字以及优美流畅的文体，也都是历代古玉文中首屈一指的。铭文记述了行气的要领，这是我国古代关于气功修炼养生的最早记录，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文字学价值。
（明）潢南道人制益藩王琴，长124.2厘米、肩宽19厘米、尾宽13.2厘米。明代宗室造琴甚多，据《琴学丛书》记载：明代宁王、衡王、益王、潞王皆斫琴。潞王琴最多，益王次之，宁王、衡王最少。天博藏传世明代益王琴为仲尼式，桐木质，鹿角灰胎，髹黑漆，琴面呈小蛇腹断纹及冰断纹；形制修长，平首，腰作小型内收半月形，宽肩与内收狭尾，七弦，13个蚌徽，琴背有七个象牙琴轸，两个木质雁足，长方形龙池凤沼。龙池腹内刻楷书铭“大明万历七年岁次乙卯冬之吉”，“益国湟南道人获古桐材雅制”；龙池上方刻行书“玉韵”，两侧分刻行书七言诗“圆润静芳铿玉韵”，“翕纯曒绛契韶音”；龙池下方刻圆形篆文印款“益藩雅制”和方形篆文印款“存诚养德”；风沼腹款“南昌琴士涂桂奉命按式监斫”。据上述铭款可知该琴为第四代益王——益宣王朱翊鈏所制。朱翊鈏号湟南道人，为明太祖九世孙。该琴保存完好，有完整的署款，琴面呈蛇腹断纹，音质极佳，至今尚可弹奏，是珍贵的传世明代藩王所制名琴。
（南宋）玉壶冰琴，此琴长123.9厘米、肩宽22厘米、尾宽15.1厘米。为神农式，鹿角灰胎，外髹朱漆，通身有蛇腹纹及冰断纹，蚌徽。琴为无角圆头，直项垂肩至三徽，腰作小型内收半月形，琴面弧度较平。龙池凤沼均为长方形，龙池内有“金远制”款，池上刻草书“玉壶冰”铭，其下刻篆文“绍兴”（南宋高宗赵构年号）印。此琴所署款识之金远，是南宋时期的制琴名手，字公路，为绍兴初人。玉壶冰琴属金远一派的斫琴风格，该琴体薄且轻，是传世南宋琴中的精品。“玉壶冰”其名出于唐代王昌龄诗中“一片冰心在玉壶”一句，此句意在表明作者清廉正直、玉洁冰清的节操，这正符合宋代社会所追求的文人思想。
（清）乾隆御赏款折方开光人物纹匏制瓶，高23.5厘米、腹宽上部7.5厘米、下部10.2厘米。为束腰葫芦式，上下两肚均为方形，抹去各角，形成所谓“八不正”的样式，人工模印八仙图案，人物各居一面，上为吕洞宾背剑、曹国舅持拍板、蓝采和吹笛、汉钟离捧桃；下为张果老持渔鼓、何仙姑拿莲蓬、铁拐李执葫芦、韩湘子举花篮。三角形的斜面内以团寿字为装饰。瓶底款识居中为渠花，四角有阳文楷书四字“乾隆赏玩”款。此瓶原为乾隆皇帝赏玩之物，制作工艺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是匏器中罕见的传世精品。 模印葫芦器亦称“匏器”，是葫芦经加工，成熟风干后而成。制匏技艺是明末出现的一种特殊工艺，相传为太监徐九公所创，在明代已有制作记载。制作者在刚刚成形的小葫芦上套上内壁雕成凹陷花纹的木范或陶范，待秋天果实成熟撑足范模里的所有空间时打碎外范，晾干以后，就成了具有印成浮雕式阳文的各式葫芦器。得以成型者，万中无一。
（清）乾隆款料胎珐琅彩人物图鼻烟壶，高7.1厘米，腹宽2.8厘米。以珐琅彩在料胎上绘制人物风景，画法精细，典雅华丽，融入了西洋绘画技巧。鼻烟壶原本是舶来品，从康熙年间开始御制珐琅彩胎料，也就是玻璃胎，所绘人物用珐琅彩料。因为珐琅和玻璃的熔点非常接近，要烧制成功很难，此件即为乳白玻璃料，极其珍贵。
（清）如南山之寿寿山石章，该章高11厘米、宽8厘米，为私印，石质纯净细润。章体随形而刻，浮雕、浅浮雕技巧并用，雕刻有仙山楼阁、祥云、灵芝、仙鹤、神道人物等祥瑞图案，工艺高超，并在章身刻“紫气东来”、“瑶池得瑞”、“鹿衔灵芝倚南山”、“倬彼云汉介尔景福”等吉祥语，将文字、纹饰与天然石料巧妙地融为一体，栩栩如生，是难得的寿山石雕作品。
（清）祺皇贵太妃银玺，钮为一蹲曲的龙形，龙体刻画精细，龙形威武庄严。印面呈正方形，镌阳文满、汉两种文体的篆书“祺皇贵太妃之宝”七字。此印是天博收藏的唯一一方清朝后妃用印，它体积大，镌工细致，是非常难得的珍品。印文中所及祺皇贵太妃原本是咸丰皇帝的端恪皇贵妃，佟佳氏，系满洲镶黄旗头等侍卫裕祥之女。并非通过八旗选秀进入皇宫，而是直接由母家接入皇宫，在清朝可说是唯一的特例。她是咸丰所有后妃中最后去世的，是清朝唯一一位历经五朝的后妃，亦是定陵妃园寝最后一个入葬的妃嫔，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清）无款《万笏朝天图》卷，为磁青绢地金碧山水人物画长卷，卷高56.3厘米，卷长则有17米多。为了展示这幅瑰丽的长卷，天津博物馆在展厅中特置专柜将巨制完全展开，将其全貌第一次完整呈现于观众面前。
画面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乾隆南巡至苏州，官员百姓接驾的场景，“万笏朝天”本是形容苏州天平山笔架峰群石林立，状似群臣朝觐天子时所持的笏板，在这里则是将地方官民迎接圣驾的场面冠以此语，语意双关。
卷首钤有“宣统御览之宝”印玺，为清宫旧藏。画面由苏州城郊开始，以城西天平山为中心展开，连接支硎山、灵岩山一带的名胜古刹。观音院、放鹤亭、听雪阁、高义园、白云泉等著名景观历历在目，描绘准确而细致。画卷色彩富丽，气势恢宏，将苏州城的山川景致、市井风俗和官民盛大的迎接乾隆皇帝御驾之场景栩栩如生地再现于17米的长卷之上。
图画重点描绘灵岩山、天平山一带，地方文武官员身着朝服与耆老、缙绅在空旷处排列跪伏，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则穿黄布或黄绢外褂，手执高香跪接御驾的场景。南巡的主角乾隆皇帝本人的形象在图中并未直接出现，而是以茂密的林木掩映中微露一角的杏黄伞盖代替，有学者研究认为这种绘画方式可能与本图作为南巡补记或前期路线准备的汇报进呈本有关。本图的作者已无从考证，在卷尾的署款可见“恩给知府职衔臣范瑶恭进。”范瑶为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后裔，世居苏州，曾任大同知府，正是他组织画士将乾隆南巡苏州的场面描绘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