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
考古发现
墓葬规模
墓葬分布在山顶部及西南坡，墓穴为竖穴土墓，除个别墓有木质棺椁外，一般均无葬具，葬式全部为仰身直肢，头向西，墓室方向大致在90o至110o。按规模分两类墓葬，第一类规模化，分布于山顶墓室一般长4m、宽3m，深2m，随葬品数量、种类较多，其中出土“牛虎铜案”的24号坑就属此类；第二类规模较小，分布于西南坡，墓室一般长2m，、宽1m多、深1m左右。
出土文物
随葬品10多件至50多件出土的文物以青铜器为主，另有金、银、铁、玉、石器物；按功能分为礼器、乐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以“牛虎铜案”最珍贵，高0.43m、长0.76m。是云南古代青铜文物的杰出代表；此外还有各类贮贝器、各类铜鼓、、铜编钟、立牛葫芦笙、曲铜锄、孔雀衔蛇纹锥、手执形銎戈、铜柄铁剑及金鞘饰、鹿形金饰、金腰带、各类铜扣饰等精品。挖掘分三次，1972年由云南博物馆与江川县文化馆共同对李家山进行发掘，清理27座墓葬，出土1300件文物，“牛虎铜案”便是从此次挖掘的24号墓穴中出土；1992年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和江川县文物管理所联合进行发掘，清理58座墓葬，出土2200件文物。1994年中日合作发掘一座墓葬。
发掘纪实
一路领略这户外的风光，心情好极了。李家山、小团山、竹园、大坟山等古墓群或遗址就分布在这一带。大坟山的北侧，依山而一字排列的小山村，便是白家营，村头东面不远处地里即是树木化石点。经实地、实物调查，认定此化石点约在10万年前为一树木茂盛之处，中有一热泉，树木主要是叶子，经热泉中的钙物质沸化而成化石（化石程度不是很高）。现存化石点，一是化石稀少，二是品种单一而不具备什么保护和利用价值，这次调查任务算是就此结束。随后，利用这次机会，专门上了一趟李家山。看一看心目中的李有山，登至山顶，见种有成片的玉米，算是一种点缀吧，1972年发掘后的27墓就静静地深埋在地下。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一种历史自豪感油然而起：27座墓就出土了800多件青铜器，那一批重（礼）器文物中，就有国家级的东西——牛虎铜案。难道若大一座山就仅仅埋葬了那一时、那一世显赫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先人和子孙呢？这可是一处背山面水的风水宝地，背山者，即背靠后面之多依山，面水者，山下之星云湖一览无遗，且可通过正前方（东方）阻隔两湖之间的山坳把抚仙湖尽收眼底。当时有一种预感：李家山上还有“宝”。
1991年10月，江川文管所再次来报，李家山西南坡近来因探矿，挖出了青铜器，出土现场被哄抢一空，当地有关部门正采取相关措施，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5月份站在山上的那种预感，终于被这突发事件给证实了。李家山还有墓，而不是象有关专家所说的1972年已发掘一空，再次下江川，这次是4人，杨杰、马勇昌、李洪海、徐文德会同江川文管所的刘学义、张智美一行6人，在看过收缴回来的部分文物后，重登李家山。风闻而至的盗墓贼已在山上多处盗挖，有的已接近后来将要发掘出土的大型墓葬。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一种悲伤涌上心头，千年前的辉煌就要毁在贪婪、无知的犯罪者手中。测量、绘图、拍照、登记，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最终一篇《江川李家山新近出土文物调查》刊登在了《云南文物》之上，一份李家山抢救性发掘的紧急报告同时上报了县政府、行署、省文物处等有关部门。省文物处发出了关于进行江川李家山抢救性发掘的批文，指定由省考古所，玉溪地区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管所张兴宁、戴宗品、康利宏、王桂荣、杨杰、马勇昌、李洪海、徐文德、刘学义、张智美等联合组队，对李家山进行抢救性发掘，同时，由省文物处向国家文物局申报正式发掘执照。
1991年12月19日，省、地、县文物部门有关人员一行10余人会集江川，与江川县委、政府负责人就发掘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磋商，达成了发掘经费各出三分之一，出土标本各保留三分之一的君子协定。同日，进驻早街村之温泉浴室二楼。
考古队的到来，给平日寂静的小山村带来了喧哗，1972年参加发掘的民工带着疑虑来了，如今他们大都已是50—60岁的人了，那时的大老张、小张已变成了如今的老张(巧的是李家山两次发掘的领队都同姓张)怎么？还要挖，不是已经完了吗？瞧着这些饱经风霜的脸上带着的疑问，心里说不出的万千感慨，如果说发掘——当然能引起某种轰动效应的发掘，能给全是用土坯堆砌的小山村带来丁点儿的变化，心中或许得到某种安慰，但后来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生，却是更多的惋惜、无奈和愤怒。（这里指后来发生的大规模盗墓事件，参与者中有许多是参加了发掘工作的民工）民工队伍的组成当然是在家庭经济比较困难而又年轻力壮的人群中挑选了，就这样，50多人的民工队伍，不到1小时就组建完毕。
考古工地的第一天是令人激动的，大家都充满着一种期待：一锄挖个金娃娃。摊开1972年发掘的27座墓的分布图与熟记于心的发掘报告和相关资料相比较，你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次发掘多集中于山顶位置，且当时发掘墓葬中的填土，都是一种当地俗称的“羊肝土”，这种土并非来自李家山，而是专门从某地搬运至此作填土使用的，有没有这种填土，似乎成了寻找李家山古墓的依据。但看着遍布山头的大小盗洞、盗坑及里面残留的青铜器碎片，孔雀石小珠，这就成了有未发掘墓葬的依据之一；其二，坑、洞里翻出的土虽非“羊肝土”但却是作墓坑时取起再回填回去的我们称其为“五花土”的填土，它明显区别于坑、洞外的原生土。看来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提出了问题，并不等于已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或问题本身已经解决。在对待这次发掘的问题上，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墓是有的，这是个共识问题。但1972年的工作应该说是较全面、彻底的，这次抢救性发掘是一个拾漏的问题，方法上应采取挖掘探沟的方式，交叉的几条探沟就能解决问题，用不着兴师动众或小题大作；另一种意见则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这样做遗漏太多，要充分考虑问题的复杂性，不能用探沟去解决问题，而应采用开探方的办法，首先选择盗坑、洞较多的地方开方，必要时再扩方。经过争论和开探沟不到一个星期的实践，考古队采用了开探方解决问题的方法。事后证明，这一改变是正确的，原先所开探沟，其中一条就从后来发掘的M47大墓上经过而一无所获。而M47的发现，则是当时云南青铜时代考古史上发现的最大的竖穴土坑墓，后这一记录在山上不断被打破，也正因为有了M47的发现，才丰富了人们对李家山古墓群的重新认识，一下把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推向了高潮，这是后话。
随着T1—T3探方的相继布下，发掘工作变得有序可循了，民工的调配使用也灵活自如了，有趣的是，考古队在现场还培养了几个民工骨干，使他们初步掌握了寻找墓坑，组织清理的技能，为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以此作为一条成功经验，在日后的工作中一直坚持下来了。以M28为代表的一批中小型墓葬相继发掘出土，（墓葬编号以1972年发掘的27座墓顺延下编）随葬品以青铜器为主，器型以兵器居多，装饰品很少，未见铁器和铜铁合制器，在这次发掘中，这类墓属于时代较早的一类，应在汉武帝在云南设置郡县之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原汁原味的滇文化的东西，可惜的是，这次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大型墓葬。
1991年12月底，在T3探方东北角处发现一条若隐若现的直线，一直延伸到方外，为了判明该线走向是否是墓圹线，决定向东北两面扩方，这一扩，另一条直线也出来了，两线呈水平状，间距3.9米，有了直线，如无转角，也无法确定墓坑。经过认真细致地工作，最后终于找清了此墓的开口层位及墓坑范围。这里需要写上一笔的是，正因为此墓的成功辩识和发掘，给后来即将出土的几个大墓提供了经验和线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M47的成功发掘，也就没有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被评为199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殊荣。M47长3.9米，宽4—4.86米（因墓坑南面留有一生土二层台，故该墓之开口宽度略宽于墓之长度），墓坑挖掘规整，在李家山古墓群中属大型墓葬。按墓坑大小、深浅、费工耗时及随葬器物的丰富程度等情况推测，这次李家山发掘的几座大墓的墓坑，当在墓主人死前既已挖掘、修整完毕。顺着墓坑范围下掘，当掘到离墓口深约1米多的时候，填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姜黄色的夹石填土，当地俗称“五花土”。究其原因，是此时墓室已深坐泥质灰岩之中——古人把墓坑挖在了岩石之中，形成了石室墓。这次出土的几座大墓都是这种情况，这是在其它滇文化的几个重要墓地，如晋宁石寨山等所不见的，成了这次发掘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在此，对此次发掘几座大墓所共同存在的另一特殊现象作一交待。即这些大墓完成回填之后，在填土上另掘一圆形土坑，坑内置几百至上千公斤不等的一锥形巨石，石尖朝上，M68在巨石下还殉葬一鹿。李家山并不产此类石材（石灰石，俗称青石），而是从附近某处运上山作专用的。关于锥形巨石的作用，说法不一，我们认为它起到的作用，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说的墓碑，表明此地已有墓主。继续下掘，土色逐渐变为褐色，于是叮嘱民工小心谨慎的往下挖掘，当不见姜黄色填土时，终在墓坑的东西两端出现了执伞铜俑头顶的发髻。众人一颗高悬之心终于放下了，李家山古墓群发掘至今，经正式发掘出土的第一大墓，而且没有被盗过。再往下掘约2—30厘米后，开始露出坍塌的椁板，当把椁板上及其周围的填土慢慢地剔出之后，沉睡千年的瑰宝，逐一的开始显露出来。李家山挖出大墓、挖出“金娃娃”的消息不径而走，每日上山看稀奇的人络绎不绝，多时达几千人之众，以至在山上临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集市，有饮料、水果之类的出售。为了发掘工作的顺利和防范于未然，江川县政府、公安等部门，组织了20多人的保卫队伍，日夜在山上、山下巡察。
M47坐西向东，墓东西两端的执伞跪俑以及墓主人头端的立牛贮贝器、铜鼓，由于器形较高大，最早显现出来。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棺、椁也全面揭示出来，丰富的随葬器有规律地分层放置于棺、椁之间。椁上置两付棺，分主、副棺（两男合葬），主棺系整块宽大木板制成，顶端隆起，呈一枕状，上残留头骨碎片。这和滇国早期贵族墓有别，早期大墓墓主人头下是枕一呈马鞍型两端上翘并铸有圆雕图案的青铜枕。主棺覆有“珠襦”，底板上留有清晰的麻绳痕，纵9横19道，不知其意何在？副棺由4块长木板平铺而成，西端支垫两贮贝器，其旁陪葬有成套的马器，并出土有马牙、肢骨。随葬品第一层的放置，主要为各类青铜兵器，如铜剑、铜柄铁剑、并带有多副金剑鞘，成捆的矛、铜斧等。矛出土时大部分残留一段木木必，木木必心漆朱黑漆，图案为条带和线纹。随葬品的第二层放置，为棺内的“珠襦”和各种青铜质地的浅浮雕、圆雕扣饰，个别的系金银质地的扣饰。所谓“珠襦”，系用金、银、宝玉石、玛瑙等各种材料制成的各种管、珠、动物形饰件，再用丝、麻之线穿缀而成并覆盖于棺上者，其功用相当于汉代同时期北方诸王的“金镂玉衣”。随葬品的第三层放置，主要为青铜兵器以及成套的青铜农具。青铜兵器中的镂孔铜锤、鱼形器、狼牙棒等，疑为仪仗用器。一些大件青铜器，如鼓、俑等也放在最底层。看着眼前这所有的一切，滇国贵族生前、死后那种气派，你能想象出来吗?这是让盗墓贼垂涎的财宝、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的那段鲜活的历史。
在M47清理工作紧张有序的进行的同时，M50、M51、M57三座大型墓葬的开口层位和墓坑位置已确定下来并组织民工作取土工作。这三座墓的墓室修凿情况和坑内填土及锥形巨石的摆放与M47是基本相同的。真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惊喜，从工作人员到民工以至每天围观的人群，大家都蹩足了劲、瞪大了眼，要看个稀奇、看个明白。这里需特别把M50的情况作一交待，是因为李家山古墓群中大型墓葬之间的相互打破关系，到目前为止，仅存在M50打破M51之上。而且M50出土文物在器物的组合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滇式器物逐渐消失，执伞跪俑、桶型贮贝器等已不见，更多的是铁制兵器，如长铁剑及铜洗，金制饰器的成色和后来中日联合发掘的M85一样，已大不如其它大墓所出。此墓的时间当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表明此时滇国贵族政治上的权力已逐步衰落，经济实力也大不如从前。
经过40多天艰苦细致的田野工作，出土的精美随葬品一件接一件地顺利起取，然后包装装箱、押运……忙个不亦乐乎。1992年的春节已经临近，是到暂时封存工地的时候了。
1992年的春节在等待中匆匆过去了，在家不到10天，又重返李家山。在进行M51、M57的清理的同时，调配一部分民工在山顶偏西南一带开方探寻，很快M68、M69两座大型墓葬的位置确定下来。一下子同时清理4座大墓，这在古滇国考古史上是空前的。因M51、M57两墓坑内的填土在春节前已揭取大半，所以很快两墓的清理工作就大见成效——千年前古滇贵族的富有和王者风范通过丰富的随葬品再次展示在今人面前。就两墓的清理来看，需要指出的是M51出土的三骑士铜鼓、桶型驯马贮贝器、蛇型镂孔器（至今不明其用途）等，为这次发掘出土众多精品中的精品，6只成套出土的编钟则再次向世人证明了云南自古便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员。在此我们有必要拿李家山M51（下简称李M51）与晋宁石寨山M6（下简称石M6)作一个比较。石M6因出土有一金质滇王之印——此印即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提到的汉武帝封给滇王的那颗印——而名重一时，石M6也出土一套编钟，与李M51是一样的。李M51的分期，我们在已发表的考古简报中把它定在西汉中至晚期，就是说与石M6一样，都在汉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之后（益州郡），但令人费解的是两墓出土器物的“贫富差距”是如此明显，拥有滇王身份的石M6却不如李M51，同时，李M51的墓室与这次发掘的其它大墓一样，都是凿在岩石之中。就象北方的秦始皇陵一样，不握有强权，是不可能营造如此规模的陵墓的，滇的小王们何尝不是如此。因此，我们推断李M51的墓主人生前很可能也是一代滇王。历来都有这么一种说法，即石寨山墓地是滇王及家族墓地，而李家山则是滇贵族或大臣一类的墓地，经历了这次发掘，对比一下1972年李家山的资料以及晋宁石寨山历次发掘的情况，问题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
“挖出老牛干事的活儿来了”（二牛交合扣饰）一声喊，就象在工地上刮起了一阵春风。透过这栩栩如生的物件，宛如看到了古滇国兴旺的畜牧业。滇人凡遇重大之事都要剽牛，以示隆重和热烈。不多来两下子那活儿，哪来那么多牛呢？喊声来自围观M68、M69清理的人群，那些日子就是这样：惊叹之声此起彼伏，疲劳也随着这一声声的喊叫而消失。看着这些形状各异、不同题材的扣饰，让人心醉，其独特的铸造工艺和采用写实手法铸就的大量这类装饰用品，都是滇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见、所经历的、生存、战争、狩猎的场景，以及男女之间的肌肤之亲，都可以凝固于一件饰物之上，常挂于腰际或贡奉于庙堂之上。从工艺上来讲，这类器物不可能在世间流传有第二件相同的东西，除非那是假的；另一方面，从思想意识上来说，没有儒家文化的束缚，没有陈规陋习的条条框框，这也就是滇文化能独树一帜的奥秘所在。
对于M69，应在整个李家山古墓群的发掘中留下浓重的一笔。不仅仅因为它是目前滇文化考古发掘大型墓葬中已知的唯一的女性（两女）合葬墓，而且在其众多随葬品中，有几件东西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们或许能从中找出一条通向遥远的古滇国的路径。这其中之一就是桶型纺织贮贝器，整件器物呈桶型、束腰，器身和器盖雕铸两对称的老虎作耳。器盖之上采用圆雕手法铸有10人，（皆为女性）组成整个纺织的场面。（器盖和人物采取分模铸造，再行焊接，下同。）一女性贵族居中双手抚膝高踞一铜鼓之上，为表示其尊贵，人身作通体鎏金处理，1人手持食盒跪侍其左侧、1人跪其后执伞、另1人跪其前方，似正挨训斥和责骂；另外6人，2人作绕线状，其余的正忙于穿梭、打纬。这是典型的腰机纺织的各道工序及操作过程的生动再现，这不是当时社会生产活动的一个缩影吗？其二是鼓型播种场面贮贝器。器物作鼓型，器盖正中立有一铜柱，周围雕铸有35个人物及马匹等物。其中一由4人肩抬的肩舆中踞坐一通体鎏金的女性贵族，1人紧随其后、1人为其双手执伞，肩舆前有骑马开道者、还有身背种子袋、肩扛铜锄及手持尖状物者，（类似如今的点种棒）舆后另紧跟数人，由此组成了一个播种仪式的场面。有趣的是，围绕铜柱的其它人物则构成了另一幅画面：有手挎提篮作购物状者；有手执酒壶，饮得酩酊大醉即将跌倒者；有头顶薪而不堪负重作归家状者；有身材高大、高鼻深目、身着紧身衣裤、腰佩长剑、脚蹬长靴作闲游之状者，等等。（这一人物的身高、体型、衣着打扮，明显有别于滇人，可作为云南最早对外开放的一个实例）这一切不就是古滇国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怎么会和贵族的祭祀活动搞到一块了。其三就是四舞俑铜鼓。器物由铜鼓及鼓面四周雕铸的四舞俑组成，整器作鎏金处理。四舞俑衣着怪异，有的手持棒状物、有的双手摊开作说唱状，他们要告诉我们什么？铜鼓是滇人的重（礼）器，怎么用作器物的底座了，人也在上面唱戏了，唱给谁听？这是不是预示着王权的衰落。其四是出土了一件叠鼓型贮贝器，连同晋宁石寨山出土的3件，这是第4件。如果按《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一书作者的推断：“目前为止，在滇国的大型墓中只有四座墓出有叠鼓型贮贝器，其中包括石M6、石M13、石M71和李家山M69。由此我们推测M71可能是某代滇王。”这是成立的话，那么因李家山M69墓主为一女性，滇国也就有了一代女王，了不起的滇国女人。当然，我们也从M69出土两件贮贝器上所表现的女性贵族在滇政治（宗教）、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尊贵和高不可攀的地位看出，那时的妇女（指女性贵族）已顶“半边天”是不争的事实，难道真有女性滇王？看着M69墓主人头上插的、手上戴的、身上挂的，无一不是用黄金所制，更不用说其头端那一列重（礼）器，足端那套的青铜农具，虽说是南方的小土王，不能和北方的真命天子相比，可也是另一番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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