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三世纪初至六世纪末，前后三百多年间，在中国内陆农耕社会的地域范围内，建立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权，其中孙吴（222—280）、东晋（317—420）、南朝宋（420—479）、齐（479—502）、梁（502—557）、陈（557—589）都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首都，合称六朝。（史学界通称的六朝不包括中原地区的西晋一朝，由于南京周围地区存有大量的西晋墓葬，所见材料与本文讨论主题关系较大，故将其一并列入讨论范围。）六朝时期，是青瓷器大发展的时期，制瓷技术不断提高，制作愈加精巧，且品种丰富，种类繁多，虎子就是其中一类。
虎子始见于东周，流行于两汉，六朝时最盛，隋唐时衰落。近年来，随着我馆对六朝墓葬的发掘清理，近四百座六朝墓葬中出土的青瓷器数以千计。青瓷虎子也多有所见，其中不乏造型优美，艺术造诣很高的作品，现将这批收藏于我馆的六朝青瓷虎子按照时代顺序加以介绍，并对六朝时期青瓷虎子的发展演变作初步的分析研究。
一、馆藏出土虎子举例
1、吴
⑴名称：青瓷虎子 （专1171）
1964年中央门外五塘村1号墓出土
长：20 宽：13.5 高：18厘米
灰胎，淡青釉，内施釉不全，尾底部亦无釉，体似蚕茧，流口朝上，圆腹，腰部稍内收，四足俯卧腹下，每足三爪，提梁作螭虎，腰脊隆起作柄，头部刻划细腻，长尾卷曲下垂，背脊刻五道直线纹。
⑵名称：青瓷虎子（图1） （专4935）
图1
1995年栖霞大山口村M3出土
长：22.5 宽：11.5 高：18.2厘米
灰胎，釉色青灰，圆筒状口，略向上仰，口沿处刻两道弦纹，体似蚕茧，腰部内收，腹下四足作俯卧状，每足五爪。平臀内凹，背部提梁呈拱形，上刻绳纹，末端附一短尾，竖直垂向臀部。
⑶名称：青瓷虎子（图2）（专2941）
图2
1979年江宁殷巷公社五库大队出土
长：28 宽：17.8 高：19.3厘米
灰胎，淡青釉。虎头作流，虎首高昂，虎张口，眼、耳、鼻贴塑细致。虎身后半部比前半部高大，腰部内收，腹下有四短足，腿部肌肉丰健，圆臀翘起。提梁呈拱形，提梁末端塑一圈尾。尾和提梁均饰虎斑纹。
⑷名称：青瓷虎子（图3） （专287）
图3
长：21.8 宽：11.3 高：17厘米
灰胎，剥釉。流口管状，弯曲前伸。体似蚕茧，腰部略内收，腹部刻划双翼，腹下有四足，作俯卧状。平臀内凹。提梁呈拱形，上刻绳纹，末端附一虎尾，横搭在一侧。
⑸名称：青瓷圆虎子（图4） （专7840）
图4
2000年玄武区唐家山吴墓出土
口径：5.2 腹径：18.5 底径：12 高：18.7厘米
灰色胎，剥釉。体似圆球。虎头作流，虎张口，眼、耳、鼻贴塑细致。圆球腹，平底。拱形提梁。
2、吴——西晋
⑴名称：青瓷刻双翼纹虎子（图5） （专206）
图5
1959年中华门外凤凰山1号墓出土
长：23.7 宽：13.2 高：18厘米
灰胎，釉色青灰，口部呈圆筒状，流口向上约呈45度角，口沿处刻两道弦纹。腰部内收，腹部刻划双翼，四足俯卧于腹下，每足五爪。平臀内凹无釉，提梁呈拱形，上刻绳纹，末端附一短尾，弯曲盘向一侧。
⑵名称：青瓷刻双翼纹虎子（图6） （专4077）
图6
1987年邓府山87YDM18出土
长：25.5 宽：13.3 高：17.5厘米
灰胎，剥釉，圆筒状口，略向上仰，口沿处有一道弦纹，体似蚕茧，腰部内收，腹部刻划简单飞翼纹，腹下有四足，呈跪卧状，平臀无釉，提梁呈拱形，上刻绳纹，末端附一短尾，呈“S”状弯曲。
⑶名称：青瓷刻双翼纹虎子（图7） （专4035）
图7
1987年邓府山87YDM30出土
长：22.7 宽：12.1 高：16厘米
灰胎，釉色青灰，虎头作流，昂首上仰，双眼圆瞪，张牙露齿，五官刻划生动逼真。体似蚕茧，腰部内收，腹部刻划双翼，纹饰刻划清晰，刀法有力。腹下有四足作俯卧状，腿部肌肉丰健。圆臀。提梁呈拱形，上刻绳纹，末端附一尾，呈“S”状弯曲。
⑷名称：青瓷圆虎子 （专5930）
1996年纬八路李家山Ｍ２出土
口径：5.7 腹径：23.3 底径：13.1 高：19.7厘米
灰色胎，剥釉。体似圆球。虎头作流，虎张口，眼、耳、鼻贴塑细致。圆球腹，平底。上腹饰两道凹弦纹。拱形提梁，提梁末端贴饰虎尾，垂直向下，上有菱形装饰。
3、西晋
⑴名称：青瓷刻双翼纹虎子 （专7930）
2001年郭家山出土M11出土
长：24.7 宽：13.3 高：19.6厘米
灰胎，青灰釉。虎头作流，流口弯曲前伸，虎眼、鼻、耳刻划生动，体似蚕茧，腹下四足作俯卧状，腹部刻划双翼，平臀内凹无釉，提梁呈拱形，上刻绳纹，末端附一虎尾弯曲盘向一侧。
⑵名称：青瓷刻双翼纹虎子 （专6351）
1998年下关张王庙出土
长：23.2 宽：13.1 高：18.2厘米
灰胎，青釉，釉色湿润细腻。卧虎状，形体丰满。口部呈圆筒状，流口向上约呈45度角，口沿处刻两道弦纹。腰部内收，腹部刻划双翼，四足俯卧于腹下，每足三爪。平臀内凹无釉，提梁呈拱形，上刻绳纹，末端附一短尾，竖直垂向臀部，尾上有凹点。
⑶名称：青瓷刻双翼纹虎子（图8） （专1291）
图8
1965年中央门外鼓楼砖瓦厂出土
长：25.8 宽：13.5 高：19.3厘米
灰胎，釉色青灰，虎头作流，约45度角上仰。虎张口，昂首挺胸，张牙露齿，面部凶猛，体似蚕茧，腰部内收，腹部雕刻飞翼，纹饰清晰，刀法有力。腹下四足，作俯卧状，形态丰满健壮。平臀内凹。背脊提梁呈拱形，上刻绳纹，末端附一虎尾，呈“S”状弯曲。
⑷名称：青瓷圆虎子（图9）（专6434）
图9
1998年江宁上湖砖瓦厂出土
口径：5.8 腹径:18.7 底径12.7 高16.6厘米
灰色胎，釉色青灰，局部剥落。体似圆球。虎口作流，虎张口，作45度角上仰。虎头双眼圆瞪，张牙露齿，五官刻划细致逼真。圆球腹，平底略内凹。上腹饰多道凹弦纹。提梁作拱形，上刻绳纹，提梁末端贴饰虎尾，呈“S”状弯曲。
4、东晋
⑴名称：青瓷虎子（图10） （专4784）
图10
1992年雨花台区红花砖瓦厂出土
长：20.8 宽：11.2 高：18厘米
灰白胎，青釉，流口管状，弯曲前伸，略向上仰，口沿处刻划两道凹弦纹。体似蚕茧，腰部内收，腹下有四足作俯卧状，平臀内凹，提梁呈拱形，上刻绳纹，末端附一虎尾，呈蕉叶状。
⑵名称：青瓷虎子（图11） （专1818）
图11
1970年象山7号M 出土
长：29.6 宽：15.1 高：18.7厘米
灰白胎，青绿色釉，有细碎开片，虎头作流，虎张口，虎眼、鼻、耳清晰可辨，体似蚕茧，腰部略内收，腹下有四足，四足弯曲成俯卧状。圆臀。背上有弧形提梁，末端附一长尾，竖直垂挂至臀部。
⑶名称：青瓷虎子 （专6866）
1997年富贵山M4出土
长：28.2 宽：16.6 高：20.2厘米
灰白胎，施青黄釉，剥釉，有细碎开片。虎头形，虎头作流，虎张口，虎眼、鼻、耳清晰可辨，体似蚕茧，器体肥硕，横截面近圆形，背部左侧有一大块褐斑彩。腰部略内收，腹下有四足，四足弯曲成俯卧状。圆臀。背上有弧形提梁，末端附一长尾，竖直垂挂至臀部。
⑷名称：青瓷圆虎子 （专6068）
1997年雨花区铁心桥出土
长：21.1 宽：18.5 高：16.3厘米
灰白胎，青黄釉，有细碎开片。体似圆球。圆筒状口，略向上仰，口沿处有一道弦纹。圆球腹，平底无釉。上腹饰多道凹弦纹。提梁作拱形，上有褐斑彩。
⑸名称：青瓷虎子 （专6474）
1998年铁心桥道班房M2出土
口径：7.2 腹径：19.1 底径：13.2 高：18.8厘米
灰白胎，釉色青灰。体似圆球。虎口作流，虎张口，作45度角上仰。虎头双眼圆瞪，张牙露齿，五官刻划细致逼真。圆球腹，平底略内凹。上腹饰两道凹弦纹。拱形提梁，提梁末端贴饰虎尾，呈“S”状弯曲。虎尾下方有一小洞。
5、南朝
⑴名称：青瓷虎子（图12） （瓷1258）
图12
1958年征集
长：30.1 宽：16.7 高：30.3厘米
灰白胎，青黄釉，虎头作流，虎昂首张口，虎眼圆瞪有神，呈黑色，虎鼻、耳、鬃栩栩如生，虎形逼真。体态前宽后窄，后腿蹲伏而前腿直立，作虎啸状。虎身及前胸刻划虎纹，拱形提梁。
二、虎子特点研究
在古代，我国劳动人民擅长用各种动物作为铜器、陶器和瓷器的装饰，或者把整个器物做成动物的样子。虎子就属于这一类器物。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虎子出现在先秦时期。共有两件，一件出于江苏镇江王家山东周吴墓[1]，青铜铸造，属春秋末期。另一件出于湖南长沙五里牌战国楚墓[2]，木胎髹漆彩绘，属战国中晚期。两件皆作伏虎形。圆体形虎子首见于江苏新沂东汉墓[3]，陶质，器形仍不够规范，至三国时方演变成典型的圆体形。
虎子是先秦时期就已使用的一种器物，而“虎子”一名却出现较晚。《史记·万石列传》集解：“苏林曰：贾逵解周官，楲，虎子也。”这是今天所见“虎子”一名的最早记载。
古代的虎子究竟作何用途，历来存在着争议。有人认为凡虎子都是亵器[4]。有人认为虎子是水器或饮器，“由于出土时多与日常饮食用具放在一起，与人们的正常生活规律不合”[5]。也有人认为东汉时期的铜虎子是由春秋战国时的铜匜变来的，因此，兽体形虎子是水器，圆体形虎子才是亵器[6]。20世纪50年代时，文物考古刊物上曾为这个问题发生过一场辩论，几篇文章过后便沉寂下去了。70年代以来，伏虎形器又有较多发现，简报中对此物又有所议论，近年来偶尔也见到专文，但这个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从湖南长沙五里牌出土的战国漆虎子，再到汉代的铜虎子、陶虎子，虎子的质地有很多。但发展到六朝时期，由于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青瓷业的大发展，虎子也基本上淘汰了其他质地，多以青瓷虎子为主。从以上虎子的介绍可以看出，六朝青瓷虎子的造型和装饰基本上是由汉代铜、陶质产品演变而来的，并不断升华，逐步发展而成的。下面我们将在釉色品种、器物造型、主题纹饰、出土墓葬等方面加以分析，阐释六朝青瓷虎子的不断发展过程。
1、釉色
就釉色来看，三国东吴时期的虎子，或为淡青色釉（如中央门外五塘村1号墓，江宁殷巷公社五库大队出土），或为绿中发褐（如栖霞大山口村M3出土），且有不少斑点和剥落现象。到了西晋，釉色有明显的变化，釉色多呈青灰色，偶见淡绿色，莹润如玉，有晶亮的光洁感。釉层厚而均匀，胎釉结合牢固，少有脱釉现象（如邓府山87YDM30、郭家山出土M11、中央门外鼓楼砖瓦厂出土）。发展至东晋，在青灰釉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较多青黄色釉的虎子（如雨花区铁心桥、富贵山M4出土）。南朝以后，釉色多为青黄和黄绿两类，少数为青灰釉。釉质的玻化程度较高，光洁度较好，釉层较厚，晶莹光亮。
在本文列举的19个虎子当中，可以发现，剥釉的虎子共有5个，其中江宁上湖砖瓦厂出土的虎子，器身为半边剥釉，另半边则釉色光润，可以判定半边剥釉多与存放环境有关。而另四个虎子器体釉色全剥，分别为北京东路电力学校草场门、玄武区唐家山吴墓、邓府山87YDM18、纬八路李家山Ｍ２出土，并且都集中在东吴，或吴向西晋的过渡时期。说明这一时期，胎釉结合还不是很牢固，多有釉层剥落的现象。
2、器物造型
虎子分为两类，一种是有提梁的伏虎形器，一种是有提梁的圆体形器。六朝时期两类虎子并存发展。
吴早期的虎形虎子，虎身还是个圆筒体，只是腰部略内收，口部也基本上不见虎头装饰，只是提梁作奔虎状，腹下有四肢，吴后期至两晋口部堆贴虎头的装饰逐渐盛行，提梁作拱形，多刻划绳纹，腰部收小，两侧或划刻飞翼，前后腿鼓出，底下蹲伏四足，虎子的口部常作45度角左右上仰，虎形逼真。南朝以后虎子体态变大变高，改变了四足蹲伏状，后腿蹲伏而前腿直立，引颈向上，高昂虎头，作长啸状。也改变了以往对腿部肌肉的写实刻画——腿部肌肉鼓出且后腿比前腿更丰健，而是将臀部及后腿缩小，夸张强调直立的前腿和高昂的虎头，体态呈前宽后窄形，虎身满饰刻划的虎纹，提梁也相应的变大变粗。
圆体虎子形制变化不是很大，大多为圆球腹平底，上腹部多刻划数道弦纹，口部或有虎形装饰，或为圆筒状。提梁呈拱形，多刻绳纹。
下面我们从具体的细节部位来分析一下虎子在六朝前后的不同变化：
虎头装饰 从东吴时期开始，就出现了较为简单的虎头装饰，但数量较少，而且虎头一般刻划较为简单，只是分别贴塑虎眼、耳、鼻等（如江宁殷巷公社五库大队、玄武区唐家山吴墓出土）。发展至西晋，虎头装饰越来越多的应用在虎子的口部，几乎每一个都带有虎头装饰。虎头造型细致生动，刻画的惟妙惟肖，虎头高昂，双眼圆瞪，张牙露齿，威武凶猛。东晋，虎头装饰刻划风格与西晋稍有不同。虎眼、耳、鼻、甚至是虎须依然刻划生动，只是将五官稍稍放大，不似西晋时期的细致，虎头也不像西晋时期呈45度角高昂，大多与虎身平行或稍稍上抬。（如象山7号M、富贵山M4出土）。时至南朝，虎子体态变大变高，虎头刻划也不再仅仅是位于口部上方的小小一块装饰，而是更加写实化，逼真化。五官进一步变大，与虎身成比例，五官周围的虎鬃以及虎身的虎纹，与虎头浑然一体，一头威风凛凛的猛虎呼之欲出。（如征集的南朝虎子）
前胸 东吴至两晋的茧形虎子，大多昂首挺胸，前胸圆挺。南朝以后虎子前胸扁平，且满饰虎纹。
在我馆所收藏的茧形虎子中，从东吴到西晋末期，除江宁殷巷公社五库大队出土的虎子是前胸平直外，这一时期内其他所有的虎子前胸中心处都有一个向外的凸点。邓府山87YDM18出土的虎子前胸中心不仅具有凸点，还围绕中心凸点饰数道弦纹。郭家山M11出土的虎子前胸也围绕凸点饰有数道弦纹，菱格纹等。此现象到西晋末期、东晋初期逐渐消失。
显然，在我馆所藏虎子中，出现前胸凸点的虎子并不是个别现象，绝非烧制中偶然形成。邓府山87YDM18、郭家山M11出土的虎子还围绕中心凸点饰数道弦纹、菱格纹，说明了这是当时特有的造型设计。
臀部虎子属于利用动物形象装饰的器物，动物形态刻画传神，造型十分生动逼真。茧形虎子一般圆筒形的虎身中间作适当的压缩，腿部微微鼓出，显得强壮有力，前面贴虎首，双侧划飞翼，底部安四足，形似一只蹲伏的猛虎。在我馆所藏虎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虎子的臀部不是鼓出的，为使虎形更加逼真，而是作一个圆形内凹的平臀,使虎形更加逼真。
这不是造型上的疏忽，而是为了增加装烧量。若把虎子的臀部做成圆形鼓出，装窑时只能四肢落地平放，所占的窑位大。把它做成圆形内凹，就可以臀部着地竖装，装烧量可增加一倍以上。由此可见，当时工匠设计造型时还考虑到装烧等各个方面。
从馆藏虎子来看，这种圆形内凹的平臀虎子各时期都有，但以西晋时最多、最集中，如郭家山出土M11、下关张王庙、中央门外鼓楼砖瓦厂出土，可见从吴到西晋对于虎子的需求是不断增大的，所以才会考虑到增加装烧量。由此推测在整个六朝时期，虎子的需求量以西晋最为鼎盛，并且当时虎子是一种使用比较普遍的器物。
虎尾 虎子的尾巴多种多样，形状较为丰富，一般贴塑在提梁尾端。分为五类，1、无尾：多为圆体虎子；2、横撇向一侧；3、直尾：竖直垂向臀部；4、蕉叶纹；5、“S”形盘曲。值得一提的是，臀部烧制成圆形内凹的虎子，虎尾也一般较短较小，附在提梁之后。而烧制成圆臀的虎子，虎尾也一般较长较大，自然垂落或弯曲下垂于臀部。
提梁 除中央门外五塘村1号墓出土的东吴虎子，将提梁刻划成螭虎形象外，其他虎子的提梁几乎都呈拱形，出土于西晋时期的全部刻划绳纹，其他时期的要么刻划绳纹，要么光素无纹饰。东晋时期，提梁上出现褐釉点彩。
3、主体纹饰
飞翼从东吴开始，有些虎子的两腹侧就饰有飞翼纹，开始较简单，为三道向上飞扬的直线纹，仅邓府山87YDM18出土的虎子出现此种简单飞翼纹。后渐渐发展成为在用细线划成的羽翼形状内再戳几排竖点，形成翅膀。在所有虎子中，羽翼纹的刻划方法非常一致，且多有出现。所不同的是，东吴时期，羽翼纹较小，仅占侧腹上方的位置，到了西晋，羽翼纹变大，占满整个侧腹。东晋，羽翼纹逐渐消失。南朝，虎身上则刻划的是逼真的虎纹，未见羽翼。
六朝青瓷虎子多采用贴塑，模印的方式加以装饰，如虎头及虎尾，使用动物形象作立体装饰。那么又为什么会使用刻划的方法在虎子的身上添加飞翼纹呢？
早在汉代，就出现过大量的带翼神兽，如汉镜上、汉画像石上常见的羽人及汉代的石辟邪、石麒麟，汉代文献中常见的对艺术形象的描述、有关神巫的内容比比皆是。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论衡·无形》记载：“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急就篇》：“射魃辟邪除群凶”，唐颜师古注：“射魃辟邪，皆神兽名……辟邪，言能辟御妖邪也。”可见三国、西晋时期青瓷虎子的飞翼装饰与汉代谶纬神学影响下的审美思想有关，体现了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祈求吉祥，避除邪恶的心态，体现着当时的社会风尚，是对汉代装饰主题的承袭。东晋是西晋王室逃避战乱渡江后建立起来的政权，随着大量的北方士族贵族南迁，玄学在南方兴起，楚汉时信奉神仙鬼怪的浓郁巫风神学也渐渐被替代，青瓷虎子腹侧的飞翼纹到了东晋也就随之消失了。
三、出土虎子相关墓葬研究
在以上列举的虎子当中，发表过考古简报的共有八个。分别是：
中央门外五塘村1号出土，“该墓因遭严重破坏，随葬品仅剩二件瓷器和九件陶器。”[7]
栖霞大山口村M3出土，“出土随葬器物也较丰富，按质地可分为瓷、陶、银、铜4类。”[8]
江宁殷巷公社五库大队出土，“墓早期已遭盗掘，后室一壁大部已倒塌，出土遗物有陶、青瓷、铜器等，其中以红陶人物堆塑罐、青瓷虎子、盘口壶为佳。”[9]
下关张王庙出土，“墓室为施工机械所破坏，出土有陶（3件）、青瓷器（8件）铜器（6件）等。”[10]
中央门外鼓楼砖瓦厂出土，“我会前去清理时，部分已经被拆除，绝大部分随葬品已被取出。该墓出土遗物尚较丰富，随葬品共有二十余件，大部分出在前室。”[11]
江宁上湖砖瓦厂出土，“墓葬早年被盗，出土有瓷器（26件）、铁器、银器、金器、铜器等”。[12]
象山7号M出土，“7号墓的规模均象山已清理的其它各墓为大，结构也较复杂，随葬品也丰富得多。”[13]
富贵山M4出土，“M4墓顶坍塌，不少器物已破损，并有一定程度的扰乱。墓内共出土遗物64件，包括青瓷（22件）、金、银、铜、铁、玉石、玻璃、琥珀、炭精等各种质地的器物。”[14]
除了被严重破坏或遭盗掘的墓葬，以上发掘简报中多有提及“随葬器物较丰富”，说明这些虎子所出土的墓葬，并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所有的，如此多的随葬器物只有当时的贵族士大夫才有财力办到。由此推断，六朝时候，青瓷器高度发展，虽然比较廉价，但在当时的工艺条件下，如虎子这样器形复杂，成形困难，费工费时的产品，仍然不是一般平民的消费品，而是为满足世家豪族的需要而生产的。
在我馆（南京市博物馆）发掘的近四百座六朝墓葬中却无一个南朝虎子的出土发现。虎子作为六朝时期常见的随葬品，怎么到了南朝会突然消失了呢？事实上，迄今为止，并非没有南朝虎子的出土。黄展岳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到了南朝，(出土虎子)形体趋向矮小，装饰趋向简约，有的变成了明器。”[15]例如福建福州郊区南朝墓所发现的虎子，“虎子一件，形体较小，尾部于圆筒形。”[16]但我们发现，福建地区所出土的虎子，与本文所列举的虎子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南京地区的南朝虎子非但形体没有趋向矮小，反而变得更加高大，装饰没有趋向简约，反而更加生动逼真，栩栩如生。
南京地区没有发现出土的南朝虎子，那么，究竟是没有，还是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我认为没有发现虎子的原因在于南京地区南朝的葬俗，与南京南朝墓葬发掘数量无关。观察南京地区整个六朝时期的墓葬出土情况，可以发现“在六朝早期，墓葬出土器物种类繁杂，有盘口壶、罐、碗等生活器皿，也有灯、香薰、虎子等日常用器，有砚台、水注等文房用具，也有魂瓶以及灶、井、磨、鸡猪狗鸭圈栏这样的模拟生产和生活设施、用器等的种类小明器；到了东晋以后，器物类别减少，主要集中为生活器皿和日常用器，器物造型趋于规范化、定型化；南朝以后，入葬的器物进一步减少，器物的造型也规格化，器物型式变的划一单纯。”[17]可见南京地区六朝时期的随葬品经历了一个种类由繁到简，器型规范化，定型化的过程。作为六朝早中期普通随葬品的虎子，时至南朝，这一器形种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随葬品队列中绝迹了。由此推断南京地区南朝虎子无出土者是跟南朝时期南京地区的葬俗有密切关系的。从南京地区和福建地区南朝虎子的不同，也可看出虎子虽然只是“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18]，但仍然是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的。
六朝青瓷虎子是继承了汉代余韵，不断升华，形成自己的特色，逐步发展起来的。通过对它的认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六朝青瓷的发展。六朝是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时期，它是连接秦汉艺术与隋唐艺术的传承纽带，六朝瓷器日臻完美，已完全从原始瓷器的状态中走出，以雅静、明洁之态开启了瓷器的新时代，形成了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不仅使原有的汉代青瓷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由于不断吸收和发展先进文化，六朝青瓷艺术日趋丰富多彩。六朝时期对青瓷技术不断改进完善，为唐宋时代中国陶瓷艺术的进一步开拓和发展，开启了门径，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绘图：张建国
瓷1258一 瓷1258 二
专1818三 专1818四
专2941五 专2941六
专1171 七
[1] 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1987年第12期。
[2]《长沙市五里牌战国木椁墓》，《湖南考古辑刊》创刊号，1982年。
[3] 吴文信：《江苏新沂东汉墓》，《考古》1979年第2期。
[4]黄文宽：《从广州出土的虎子谈虎子的考证》，《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黄纲正：《长沙出土的战国虎子及有关问题》，《文物》1986年第9期；周燕儿：《刍议青瓷虎子的用途》，《东南文化》1992年第6期；《也谈虎子的用途》，《中国文物报》1994年9月18日；黄展岳：《汉代的亵器》，《文物天地》1996年第3期；李铧，郑淑霞：《虎子的用途及相关文化》，《文物春秋》1999年第2期；容达贤：《青瓷“虎子”用途问题的再研究》，《中国文物报》2002年12月13日。
[5]倪振逵：《关于青瓷虎子问题》，《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曾凡：《关于“青瓷虎子”用途的新发现》，《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屠思华、李鉴昭：《南京梅家山六朝墓清理记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李正中：《关于虎子的用途及造型》，《中国文物报》1994年7月31日。
[6]孙桂恩：《谈谈青瓷虎子的两种用途》，《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3期。
[7]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五塘村发现六朝早期墓》，《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第8期。
[8]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栖霞区大山口六朝墓葬发掘简报》，《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9]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第8期。
[10]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张王庙晋墓发掘简报》，《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2006年12月。
[11]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迈皋桥西晋墓清理》，《考古》1966年第4期。
[12]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上湖孙吴、西晋墓》，《文物》2007年第1期。
[13]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14]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玄武区文化局：《江苏南京市富贵山六朝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8期。
[15]黄展岳：《关于伏虎形器和“虎子”的问题》，《文物》1999年第5期。
[16]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福州郊区南朝墓》，《考古》1974年第4期。
[17]魏正瑾 易家胜：《南京出土六朝青瓷分期探讨》，《考古》1983年第4期。
[18] 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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