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论其排序，即读书为先，农次之，工再次之，商人最低。前文有述，明后期出现了士商互动及士商竞合关系。除此之外，文人还一定程度参与了手工业。根据程度的不同，有直接参与手工制作，或尝试制作，也有参与标准的制定等等形式，这些行为均影响着手工业的标准和尺度，进而推动着当时手工业的发展。
历史上，宋徽宗不但在书法绘画方面颇有天赋，同时他还喜欢研究墨，并且懂得如何制墨。他曾经亲自实践，采用苏合香油来制墨，推动了当时制墨业的发展。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里记载，苏轼也曾经尝试做过墨，还被商人潘衡所利用，制作所谓苏轼秘方的苏墨销售。此外秦少游、陆游、黄庭坚等文人都有过参与制墨的经历。清初，曹素功早年潜心科举仕宦之途，因不遂心愿，便返乡以制墨为业。以后墨质和工艺造型日臻精良，名声亦渐远扬，其墨业更加兴旺。后移店至苏州、上海等地，常为权贵和名流定版制墨，在上层社会中影响很大，被誉为“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正是由于大量文人的参与，极大地促进了制墨业的发展。康熙十年刊刻《闲情偶寄》，还记录了文人李渔自己设计制作的凉杌、暖椅式等。
当然，文人直接参与手工制作的毕竟是少数，而他们当中更多的是参与手工业产品的标准制定。
明代至清初，不少文人通过编撰界定“雅”与“俗”概念的书籍，来表达文人阶层对一些手工行业的要求。如：明万历十九年刊印的《遵生八笺》，里面有篇《起居安乐笺》就有对家具标准的描述：“靠几 ... 吴中之式雅甚，又且适中。”、“倚床高尺二寸,长六尺五寸,用藤竹编之,勿用板,轻则童子易抬。上置倚圈靠背如镜架,后有撑放活动,以适高低。如醉卧、偃仰观书并花下卧赏俱妙。”还有关于文玩的描述：“念珠 ... 紫檀、乌木、棕竹车者，亦雅。”另《遵生八笺》里《燕间清谈笺》之《论文房器具》还有文房器物的要求：“砚匣用古砚一方，以豆瓣楠、紫檀为匣，或用花梨亦可。”又如，明天启元年刊印的《长物志》里，也通过家具、文房器物、香道、舟车等方面来阐述文人的雅俗观，进而影响着手工业的标准。成书于万历十八年的《考盘馀事》，也有大篇幅介绍文人对家具、文房器物的雅俗观。晚明及清时期，由于文人对墨的品质有不同要求，于是便出现了各种文人定制墨，这种定制现象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除了这些雅俗观的标准之外，还有大量的史料笔记里也记载了文人的审美观以及对器物形制的具体要求。明万历丁酉刊印的《广志绎》有述对家具的看法：“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长物志》里有："椅 ... 乌木镶大理石者，最称贵重，然亦须照古式为之。"“交床 ... 金漆摺叠者俗。”《闲情偶寄》里有：“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斫”等等。
综上所述，通过这些史料笔记以及器物鉴赏书籍，可以窥见，从宋代文人到明清文人，他们都有自己清新脱俗的雅俗观。这也表明，在明中后期，造型简洁典雅、气韵优美的家具也成为与文房、舟车、服饰等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用具，成为文人优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着文人地位、身份及高洁脱俗的处世观。凡是属于“雅”范畴的或生活中能体现文人特殊地位的雅物，即便是涉及到贱技贱业的手工业，他们也会欣然参与其中，于是这些文人参与其中的贱技贱业又被称为“雅趣”，也就有了手工业“出俗工之手，则贱技贱业也；出文人手则腾贵”一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