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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磁州窑:大众化的艺术
  磁州窑是宋元时期北方地区的一个著名的民间窑场,是中国制瓷传统中具有悠久历史的窑口之一。它具有鲜明的民窑特色和深远的影响,以质朴、挺拔的造型,豪放、生动的装饰而著称,在陶瓷手工业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磁州窑器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色彩,代表了宋代形成的庶民艺术层面 
   
  磁州窑是指从晚唐、五代起,直到近代,在古代磁州范围内存在的一批制瓷窑场生产的产品。这些窑场的产品以供应周围地区的民间日用为主,在其生产的主要阶段并不以供御用而著称。这些窑场使用当地出产的品质不高的瓷土为原料,因而成品的胎质较粗,颜色不纯,为此,磁州窑的产品在胎釉之间加施白色化妆土,制造出洁白的瓷器,达到了粗料细作的目的。同时,以这层化妆土为基础,磁州窑开创并发展了丰富多彩的装饰,特点是黑白反差强烈,色彩鲜艳。由于磁州窑的产品主要是供民间使用,因而器物的造型和装饰艺术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色彩,代表了宋代形成的庶民艺术层面。其特点可以归纳为:就地取材,经济生产,装饰丰富,色彩鲜明,具有民间艺术特色。 

  中国古代文献中所指的“磁州窑”或“磁器”,是指宋元时期磁州境内的窑场。磁州于隋开皇十年(590年)建立,以后相沿使用,其范围大体上包括今河北省南部的磁县、邯郸县、武安县和涉县的部分地区。在这个区域内,宋元时期存在着两个主要的制瓷中心:一个是在滏阳河流域,以今邯郸市峰峰矿区彭城镇为中心。这里的窑场密布于滏阳河两岸的彭城镇地区,此外,还有富田、临水、张家楼等窑址。2002年在临水镇三工区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从唐到元的遗物。其中尤以隋唐时期的早期青瓷和白瓷,金代的红绿彩瓷器为重要。这一带的窑业至少可以上溯到隋唐时期,历宋元一直延续至今,其兴盛时期主要在金代以后,尤以元明时期为繁荣。现在仍然是一个制瓷业中心。 
  另一个是在漳河流域,即以今河北磁县观台窑址为中心,包括冶子、东艾口、申家庄、观兵台、南莲花、荣花寨等一组窑场。这组窑场在宋元时期最为兴盛,其兴起代表了磁州窑风格的产生和发展,历宋金到元代末期衰落,生产中心转移到了彭城一带。 
  按照“瓷以州名”的概念,上述这些窑场就是“磁州窑”的窑场,所生产的器物品种就应该是磁州窑的器物。根据历年来对磁州窑的调查、发掘与研究,我们按釉色和装饰归纳出磁州窑几种最主要产品及其特点。 
  白釉瓷器 这是磁州窑最主要的产品,其中又以在胎釉间施化妆土的化妆白瓷为大宗产品,在磁州窑生产的各个时期都以其产量最多。同时,利用化妆土的纯白色与较深的胎色的反差或白色化妆土与黑色彩料的强烈对比,磁州窑发展了一系列十分有特色的装饰技法,形成了明快、鲜明的特色。属于白釉类的器物按照装饰技法,又有以下种类: 

  素面白化妆瓷器 这类器物在宋元时期一直在磁州窑的产品中占最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北宋前期,其所占据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八九十;其中,素面的白釉碗、盘又占了绝大多数。因此,这实际是磁州窑真正的主流产品。这也表明磁州窑是一个供应周边地区民众曰常生活用瓷的窑场,以商品生产为目的,只要产品能够满足其使用功能的需要,它总是愿意制造最简洁造型,不带任何装饰的素面白化妆瓷。 
  精细白瓷 这类器物制作精致,胎壁很薄,不施化妆土,有一部分采用了覆烧工艺。我们称其为仿定瓷。磁州窑的仿定器胎质都很细腻洁白,大异于一般的白化妆瓷,应是经过特别的漂洗加工。器表施用一种略带乳浊性的釉,釉层稍厚,多有疏朗的大块开片,釉色十分晶莹、润泽,但略泛青灰色,稍带影青瓷的调子。这类产品制作都比较讲究,修坯非常工整,器形显得纤细而挺拔,一般不带装饰。磁州的仿定器还包括了黑釉、酱釉和绿釉的器物。这是磁州窑在北宋后期学习定窑的工艺、技术创制的精细产品。在金代时生产量扩大,人元后逐渐停烧。 
  白釉划花瓷器 划花装饰是用尖锐的棍类工具在器物上划出花纹,根据划画的位置,可以分为胎上划花、化妆土上划花和釉上划花等三种。磁州窑主要使用化妆土上划花,划透化妆土的线纹颜色较深,具有铁线意味,因而醒目、鲜明。磁州窑的创新是开创了篦地划花,即在划画的主体花纹外填充篦纹,起到了增强反差、烘托主体花纹的效果。篦地划花出现于北宋后期,在宋末和金代十分流行,是磁州窑最主要的装饰手法。 
  白釉珍珠地划花瓷器 这种装饰仿自金银器装饰中的鱼子纹地錾花工艺。在用划线勾画出来的图案以外,用管状工具戳印小圆圈,使花纹以外形成布满小圆圈的地纹,烘托和突出主题花纹。另外,珍珠地划花装饰还在划线中和珠地中都填入了特制的彩料,烧成后,划纹中呈现棕红、褐黑及深黑的颜色,与白色化妆土形成较强烈的反差,十分醒目。珍珠地划花瓷器是磁州窑早期最精美的高档产品,生产数量不多,十分珍贵。 
  白釉剔花瓷器 这是磁州窑最具特色的器类之一,从磁州窑创烧之始就已出现,是北宋后期和金代最流行的装饰技法之一。这种装饰模仿自金银器上局部鎏金的“金花银器”装饰工艺,首先在施过化妆土的器物上划画出花纹,然后剔去花纹轮廓以外部分的白色化妆土,露出较深的胎色,再施无色透明釉。烧成后形成了较深的胎色和白色化妆土的对比,使花纹具有凸起的效果,由于胎色和化妆土的颜色既有差别,反差又不是很强烈,对比较柔和,给人以温柔文静、素雅大方的感觉。 
  白釉黑剔花瓷器 简称黑剔花,是继白釉剔花而起的一种装饰工艺,它以更强烈的黑白对比、更明快的色调和精巧的制作而著称。其制法是在白色化妆土之上,在局部或全部加施一层黑色彩料,然后划刻花纹,将花纹以外部分的黑色彩料剔去,又不伤及白色化妆土。其工艺要求很严格,因而都制作精致,形成比白釉剔花更强的反差效果。同时又与白地黑花装饰有不同的韵味,朴拙中带着华贵,是磁州窑最精美的装饰技法。 
  白釉凸线纹瓷器即在器物的化妆土之上用沥粉的方法饰凸起的线纹,主要应用于碗盘的内壁,通常以六条线规整地分割碗内的空间。其出现于北宋后期,并在金代流行;这种装饰尽管并不起眼,但应用广泛,是金代北方地区广泛流行的黑釉凸线纹装饰的渊源。 
  白地黑花瓷器 以俗称“斑花”的黏土状铁矿石为彩料的一种釉下彩绘装饰,用毛笔在釉下作画,不再借助其他装饰手段,这是典型的白地黑花。这是磁州窑最典型的产品,在北方众多的窑场中广泛生产,成为人们判断磁州窑系窑场的标志性器物。白地黑花瓷器产生于北宋后期,金代在画风上完全成熟,元明时期画意日益工细,并持续生产至今,成为磁州窑艺术风格的主要载体。白地黑花技法的成熟和发展,直接导致了元明青花瓷的发展。
  白地绘划花瓷器 在总的分类上属于白地黑花装饰的一类。用毛笔在化妆土上作画,但在花纹的某些部位仅涂抹出纹饰的轮廓,如花卉的花头、叶片和动物的躯体等,再用竹签类工具划画花朵细致的轮廓,叶茎和花瓣、花蕊,动物的羽翼、鳞片等细部,有绘有划,故名。这种装饰比典型的白地黑花更具表现力,是磁州窑很有特点的一种装饰,在其他的窑口中很少使用。 
  白地黑花加棕彩瓷器 在黑彩绘画的某些部分,如树木的枝干、动物的身体等部分,填绘出棕褐色彩,也有时表现纹饰的晕染,在黑彩的图案上加饰棕彩,故名。这种装饰来源于山西、河南某些窑口的棕黄釉瓷器,出现于金代后期,元代流行,明清时则极为兴盛,是磁州窑的主流装饰。 
  白釉模制器物和模印花瓷器 模制器物是制作复杂器形器物的成型方法,由于磁州窑器物形制丰富多彩,从北宋后期始模制成型十分流行。同时,在器物成形的模范上刻出花纹,在用模范塑造器物的同时,在器表也形成很深的花纹。这种成形与印花同步完成的工艺特别适合于器形复杂、纹样繁密的器物,是磁州窑富有特点的产品。 
  白釉绿彩瓷器 这是用含铜彩料施于白釉瓷器的表面,在氧化焰下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上彩。烧成后的瓷器上,形成如嫩柳新荷般美丽的翠绿色彩斑,十分美观。由于白釉绿彩装饰以美丽的色彩取胜,而不以纹饰的精美见长,因而主要以斑片类的装饰为主,因此又被学者们称为“白釉绿斑”。 
  白釉酱彩瓷器 与白釉绿彩同属于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上彩装饰,是在白化妆瓷的透明釉之上,用高铁彩料点画花纹,高温下一次烧成。白釉酱彩所采用的彩料就是制作黑釉瓷器的黑釉土,由于黑釉与透明釉交融作用,彩的呈色一般是棕黄色、褐黄色或褐绿色,而且纹饰图案易于晕散。因此一般纹饰都很简单,也被学者们称为“白釉酱斑”“白釉铁斑”。 
  白釉釉上红绿彩瓷器 特点是在高温白釉或白地黑花瓷烧成之后,再于白釉之上以红、绿、黄等彩绘画出纹饰,再次入窑釉烧。因此学者们也常称其为“宋加彩”或“金加彩”。红绿彩瓷的特点,首先在于增加了红色彩,并且多以红彩为主色。其次,红绿彩瓷是在已烧成的白釉器上加彩,常常以白釉为主要的地色。红绿彩瓷以洁白的釉色和大面积的红彩相配合,使人感到十分明快、鲜艳,这是一般三彩器所难以达到的。红绿彩瓷在金代后期创制于磁州窑或长治窑,并迅速在北方地区流行,成为元以后景德镇五彩瓷器的滥觞之始。 
  黑釉瓷器 这是磁州窑仅次于白瓷的主要产品,而且极具特色。黑釉瓷器的生产可以上溯到成熟瓷器创制的东汉晚期,但其真正成为一类富有特色的产品却是在宋元时期,其中又以磁州窑为代表的北方地区窑场的产品颇具特色。因为磁州窑将在白釉器物上发明的新的装饰技法都同步移植到了黑釉瓷器上,使黑釉瓷器上出现了空前丰富多彩的装饰。如黑釉酱彩瓷器,是借鉴了白釉酱彩的装饰方法,将高铁的黑彩彩料通过弹洒方式施于黑釉的表面,烧成后的器物就形成了在黑色的釉面上斑驳的棕色或棕红色斑片,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磁州窑的黑釉瓷器有两次生产高峰时期,分别是北宋后期和元代,都是以黑釉酱彩的大量生产为主要标志的。磁州窑还在北宋后期到金代生产装饰性很强的黑釉凸线纹器物,方法也是来自白釉的凸线纹装饰。 
  低温釉器物 磁州窑的低温釉瓷器包括了绿釉、黄绿双色釉、黄釉和翠蓝釉等。由于釉中的呈色物质的含量不同,各种釉色还有不同呈色,如绿釉就大约有深绿色、翠绿色和淡绿色三种呈色。 
  磁州窑低温釉瓷器的制作方法有两种:第一种,先用瓷土制成各种器物或瓷塑的坯件,在不施釉的情况下人窑高温烧制,成为各种彩瓷的半成品——素胎器。然后施各种彩釉,入窑用800℃左右的低温烤花。这种方法主要用于生产陈设类和建筑类用瓷,以黄绿釉瓷器为多。第二种,在已烧成的白釉瓷器上再施一层低温釉,然后入窑烤花。这种方式目前在其他窑中极少发现,是磁州窑的创新,尤其在绿釉瓷器上应用较多,将白釉瓷器的各种装饰都移植到绿釉瓷器当中,形成了绿釉酱彩、绿釉划花、绿釉剔花、绿釉黑剔花和绿釉黑花等多种装饰,增加了磁州窑的装饰品种。 
  以上并未列出磁州窑的全部产品,但已足够丰富多彩。从以上所列瓷器种类看,磁州窑有如下特点: 
  第一,白化妆瓷是所有磁州窑类型瓷器的基础,从窑址发掘情况看,白化妆瓷在所有产品中占了绝大多数,是磁州窑真正的当家产品。 
  第二,在白化妆瓷之上,磁州窑的窑工们发展了各种装饰技法,从类别上可以分为:①胎面装饰,包括划、刻、印、剔等;②胎体装饰,包括模制、模印等;③彩绘装饰,如白地黑花、白地绘划花等;④釉上装饰,如白釉绿彩、酱彩、红绿彩等。这些装饰技法可谓是继承和发展了南北方众多窑场之所长,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第三,在白化妆瓷及其装饰的基础上,将各种装饰方法移植于其他各种釉色的瓷器之上,如在黑釉上也采用了划、刻、剔以及加彩和彩绘等方法,使宋元时期的黑釉瓷器有了一个飞跃的进步,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时期。同样,白釉瓷器上的各种装饰技法都同步移植到了棕黄釉、绿釉、黄釉等具有透明性的彩釉瓷器中。这使得磁州窑的器物更具有装饰异常丰富的特色。 
  磁州窑在艺术表现方面也独具特色。装饰题材和纹样包罗万象,常见的如花卉题材、几何纹样,稀有的如天上的飞禽、地下的走兽、水中的游鱼;反映日常生活的有各种婴戏、狩猎、杂耍场面;具相的吉语祝辞,隐喻的吉祥图案;反映艺术的有杂剧作场、人物故事;体现绘画的有山水人物、名画临摹;反映书法的有诗词歌赋、吉语警句;表达意识形态的有孝子故事,儒、佛、道三教尊者;表达情感的则有情诗艳词。可谓生活百态无所不包,大千世界无所不有。尤其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金代流行的婴戏纹,其他地方的婴戏纹主要用于表现“连生贵子”的吉祥图案,唯有磁州,表现了儿童的多彩生活,放风筝、抽陀螺、骑竹马,钓鱼、蹴踘、赶鸭,生活百态,展示无遗,成为磁州窑艺术的亮点。 
  磁州窑以施化妆土为特色的粗瓷细作的工艺,丰富了陶瓷的装饰效果,也赋予了这些窑场以极强的生命力。尤其是继承并大大发展了釉下彩绘、釉上彩绘和彩釉装饰,造成一种黑白对比强烈、色彩鲜艳的明快、生动的装饰效果。以这种强烈的反差效果为手段,采用极自由潇洒的画风来表现民间喜闻乐见的通俗题材,形成了磁州窑特有的质朴、洒脱、明快、豪放的特色,深受人们的喜爱。 
  人们过去一向称磁州窑为宋代名瓷,考古发掘显示,其最繁荣的时期在金代后期 
   
  由于磁州窑是典型的民窑,在宋元时期的文献记录中,文人学者们对其只字未提。直到其烧制数百年后,产品已在民间广泛使用并名传遐迩,明初的
《格古要论》中才对其有简单的记述,只是称其与定窑相类。此后的谈瓷著作大多因袭《格古要论》的说法,少有增补,认识也很不全面。1918年河北钜鹿古城发现后,城中平民所使用的瓷器大量出土,西方学者率先指出这些瓷器就是文献记载的磁州窑的产品。由于与磁州窑器物类似的产品在北方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的众多窑场中生产,在当时难以辨识,因此又出现了“磁州窑型”的概念。由于钜鹿古城出土的瓷片难以满足市场的需要,为了获取瓷片,人们开始在窑址上挖掘,河北磁县观台镇的窑址就是在这时被发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其他一些窑址。1933年,在焦作煤矿工作的英国工程师司瓦洛挖掘了河南修武当阳峪窑,并在西方两次发表了调查报告。国外学者似乎忽然明白了这些器物原来是当阳峪生产的,于是在相当长时间里,国外学者把北方许多窑场的产品统称为“修武窑”,产生了不少混乱。1951年,陈万里先生率故宫考察队调查了这组窑场,指出其“无疑地为古代磁州窑之一”。 
  1958年,观台镇兴修水利灌溉工程,河北省文物工作队配合工程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这次的工作十分重要,将磁州窑的遗存按地层堆积分成了4个时期,对磁州窑的发展有了初步的了解。1960年,冀南最大的水库——岳城水库开工,观台窑址位于预计的淹没区内,因此,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再次配合工程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达到4000平方米,但是由于发掘所用民工都是水库调拨的民工,时值“困难时期”,发掘尚未结束,民工就都因饥饿而跑掉了,其余的资料又被夏末一场大雨冲乱,此次发掘基本无功而返。 
  由于磁州窑相关的学术问题大部分没有解决,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单位对磁州窑窑址进行了以研究为目的的主动发掘。这次发掘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发现了9座烧瓷窑炉、一座釉灰窑、一个加工原料用的大碾槽及其他一些重要的遗迹。出土了几十万件瓷器残片和窑具。通过发掘和对出土器物的研究,使我们有了三点重要的认识: 
  第一,通过发掘后的分期研究,认清了磁州窑本身的发展史。磁州窑创烧于11世纪中叶,北宋前期是其初创时期,这时磁州窑的产量小,产品比较单调,尤其是带装饰的器物较少。初创时期的磁州窑积极学习其他窑场的工艺技术,如学习定窑的划花、刻花装饰工艺,也学习河南地区的酱彩和绿彩装饰。同时,也满足民众对高档产品的少量需求,创制了模仿金银器装饰工艺的白釉剔花和珍珠地划花装饰,在晚唐到宋初精品瓷器主要仿金银器的造型和装饰的大环境下,磁州窑生产的这两种瓷器代表了当时的高档瓷器的水平,可见磁州窑的产品有不同的档次,以面对不同要求的顾客。 
  北宋后期到金代前期,是磁州窑的发展时期,产量和质量都快速提高,带装饰的器物增加,白釉划花、白釉剔花和黑釉酱彩成为主要装饰。不过,装饰图案已经成熟,不再模仿金银器。创制了用黑彩在釉下绘画图案的白地黑花装饰,以其强烈的反差和自由流畅的绘画艺术成为磁州窑最具代表性的产品。精细白瓷和黑釉仿定器物的生产,表明在北宋后期瓷器生产追求精致的氛围中,磁州窑也开发了可以应对市场需求的精细产品。 
  金代后期是磁州窑的繁荣时期,这时的磁州窑不仅生产高质量的日常用瓷,还生产大量的陈设用瓷、宗教用瓷和建筑琉璃构件,白釉剔花、白地黑花等装饰都极流行,还创造了红绿彩瓷器。人们过去一向称磁州窑为宋代名瓷,通过发掘使我们认识到其最繁荣的时期在金代后期,器物中还有龙纹大器,可能用于贡御,这可能与金统治者更喜爱磁州窑的艺术风格有关。 
  从蒙古军队占领磁州窑所在地的1219年至元末,是漳河流域窑场的衰落时期,这时期窑场的产量进一步扩大,但制作粗糙,产品单调,装饰草率。主要的产品是带有简单潦草花纹的粗瓷大碗和较精致的黑釉酱彩碗。这时期值得称道的器物主要有绘画龙凤图案的大罐和带有繁密的细线纹饰的长方形瓷枕。 
  第二,通过对完整的地层单位中出土的器物的统计,可以看到,磁州窑这样的民窑,其产品的主流是面向广大民众的,所以,主体产品是素面的白化妆瓷碗、盘,带装饰的器物只占极少数,在各博物馆和图录中深受人们喜爱的梅瓶、瓷枕等在器物群中都是凤毛麟角,在磁州窑繁荣时期的金代,带装饰的器物也不过占到百分之十七左右。而在初创期的北宋前期,带装饰的器物仅占到百分之二、三。器物群中碗、盘的比例以元代最高,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器物种类最丰富的金代后期,也达到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可见,窑址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生产的真实情况,与我们在博物馆参观所形成的印象是极为不同的。 
  第三,发掘所发现的遗迹,为我们研究制瓷手工业内部的组织形式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发掘中清理了北宋晚期连在一起的一组窑炉,用来保温的护墙是相连的,窑间共用一道隔墙,说明是一体建造的,应属于一个窑主。通过对窑炉的复原研究,结合其他地方发现的窑炉窑床上摆放匣钵的情况,估计这4座窑一同烧制,一次可烧17800个左右的碗。南宋蒋祈所著《陶记》中记景德镇的生产情况曰:“陶氓食工,不受艺佣,埽赁窑家,以相附合,谓之相瓦。”意思是制坯的陶工与窑主并无隶属关系,而是独自生产,然后租用窑炉烧制,即一个窑户由几个坯户来搭烧,他们一伙宾主就谓之鬣。根据现在陶瓷生产的情况,由备泥、拉坯、修坯和搬运4人构成的一个组合,一天大约可以制作800个左右的碗坯,由此看来,维持这样一组窑炉持续烧造,至少要6组,约30~40个人共同生产,而坯户应还是家庭式的生产方式。一个所谓的“窑”应有许多这样的集体在同时生产,《陶记》就记景德镇窑有这样的“窑”300座。 
  《陶记》还记载:“或覆、仰烧焉。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修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从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关于景德镇生产的记载可见,当时的釉土及其他原料是从较远的地方运来,如有采瓷土的,有采釉土的。各种原料都有专门的供应商,体现了生产上的分工进一步提高。我们在发掘中还清理了一个大型的石碾槽,外直径达到8.75米。从碾槽的残留物看,应是用于加工化妆土的。这样一个碾槽产量应是很大的,而在制作瓷器时需要的化妆土并不多。因此这个碾槽加工的化妆土应是供给整个窑场的。 
  瓷器在配釉时,要使用一些石灰和草木灰掺和烧成的“釉灰”与釉土相配,釉灰主要作为助熔剂。在磁州窑遗址中也发现了这样的釉灰窑,釉灰的用量更少,所以这个窑也应担负着向整个窑场提供釉灰的任务。因此,在磁州窑还应有《陶记》上未记的“碱户”(陶工们称化妆土为“碱”)和“釉灰户”。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生产的规模是很大的,并且有高度的生产分工。 
  宋元时期生产瓷器的窑场商品生产为目的,产品更多的强调实用性,正如一件磁州窑瓷枕上写的,要“件件儿变做经钞”,以实现其商品价值。因此,只要素面的器物能用,窑工们绝对不会给它加装饰,没有无缘无故的艺术追求,艺术都是在使用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就更加贴近社会和生活,对于历史研究也就更有意义。商品生产的一个要素就是降低生产成本,这就是我们通过发掘,从窑址上看到的从宏观到微观的高度的生产分工的目的所在,使我们领略了宋代瓷器生产中高度商品化的生产方式,这是通过文献难以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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