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文化”一词牵无声息地潜入了生活中的细细微微，人们开始乐衷于将所见到的大小事物都加上“文化”的后缀：读书时除了眼前的文字还要琢磨其中的书文化，写字时试图搞清每一笔一划的汉字文化，就连忙里偷闲的用餐时间都恨不得从有限的盐分中汲取出些什么。这本是一件好事，或许源于近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再加上民间对文化建设的需求，不少传统重新恢复活力。但矫枉过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日子久了，人们的热忱产生了反作用，对琳琅满目的“文化”反而没了多少兴趣。
不巧，笔者就想和各位谈谈铜镜文化。
这不是一个讨巧的话题，文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难以凝练，更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至于铜镜文化，更有其特殊之处：一来铜镜本是铜器的衍生，铜镜文化最初必然也是衍生于铜器文化。笔者的各篇文章都试图传播铜器文化，但似乎又和文化本身关联不大，可见文化之广泛，需从点滴入手。铜器文化不明了，讨论铜镜文化也就举步维艰；二来铜镜本身仅是一个载体，少有标新立异的创造，铜镜的铸造工艺传承自铜器铸造的成熟流程，很多都是“旧瓶装新酒”的手法。镜面上的花纹图案更是来源甚广，有铜器、漆器、绘画中的许多装饰，因此擅自将镜上的图案归入镜文化颇有喧宾夺主之嫌。
然而铜镜比起铜器，存在发展的时间多了数千年，而且成功地从贵族的专用品变为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具，这几千年的市井生活不可能什么都没有留下。笔者认为讨论镜文化最为具象的方面，就是抛开铜镜自身剩下的残余，比如人们对铜镜的概念、对铜镜的记录等等，其中最为直接的则是人们如何使用铜镜。
现在人对镜的用途基本上没什么概念，而且也少用传统的带柄镜，尤其是年青人连正容都有了替代物。但老人们对镜子的使用还有不少说法，大多是从古时铜镜的功用沿袭下来的。纵观铜镜发展史，古镜的功能早已并非纯粹的照容这一层面的意义，被赋予了多层功用和内涵。
要说铜镜从何时不再单用于照容，恐怕得从铜镜出现的一刻算起。介绍铜镜起源时，我们提到过铜镜最初是用于装饰的器物，由于含锡量低，难以照容。从目前的考古情况看，早期铜镜多出于墓葬，而且其位置又多放置在墓主人身上或附近，有置于胸前的，也有和佩刀一起别于腰间的，因此铜镜当时是墓主人胸前或腰间的佩戴物。
但对铜镜发展方向影响更大的是另一种早期铜镜的用途：宗教用途。铜镜是佩戴物，却不是一般人能佩戴的。根据文献记载，在东北亚信仰原始多神教的民族中，铜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巫师“作法”时最重要的法器，象征着太阳的光芒。更有巫师将十余面大小铜镜佩于衣着的风俗，一般最大的批戴在前胸处，为护心镜，代表太阳，稍小的挂在后背，代表月亮，其他部位佩戴的小镜则表示天上的群星，是名副其实的“披星戴月”。因为铜镜能够反射光线的物理特性，包括齐家文化在内的许多信仰类似原始宗教的氏族都将铜镜视作“法器”。铜镜的宗教用途，可能在那时是更为主要的用途。
随着社会的形成，原始宗教逐渐衰落，但由于阶级的出现，铜镜又再次被赋予新的礼仪功用。在古代，铜镜是相互馈赠的礼品，它既是地方进献君王的贡品，也是君王赏赐臣子和外国使节的礼品。《左传》中记载了春秋早期的一次有关铜镜的赏赐，郑伯朝见周王，周王将铜镜赏赐给郑伯，周王同时赏给虢（guó，诸侯国名）公铜爵，郑伯认为周王赏赐不公，从此开始对周王不满。由此可见，铜镜虽然是一种珍贵的生活用具，但价值还是不能和传统礼器铜爵相提并论。据《三国志》记载，三国时期，日本邪马台国派遣使者到魏都洛阳，魏明帝曹睿封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赠送了包括“铜镜百枚”在内的许多礼品，铜镜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
到唐代，赠送铜镜的风俗更为流行，这和当时的千秋节有很大关系。唐玄宗李隆基把他的生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这一天会举行盛大的宴会，活动结束后，群臣纷纷向唐玄宗贡献铜镜，同时他也会赏赐四品以上的僚臣铜镜。唐玄宗曾写了一首《千秋节赐群臣镜》诗：“铸得千秋镜，光生百炼金。分将赐群臣，遇象见清心。台上冰华澈，窗中月影临。更衔长绶带，留意感人深。”且不说诗写的如何，从诗中我们能看出几个事实。所谓千秋镜，指得是特制的贡镜，或者说是专门为了千秋节而铸的镜。为了铸造贡镜，在端午节这一天，唐代的铸镜中心扬州的工匠们会集中到扬子江边，运用他们的技巧，铸造各式各样的铜镜，称作“百炼镜”，这个过程即是诗中的“百炼金”。白居易也曾写过一诗，题为《百炼镜》：“百炼镜，镕范非常规，日辰处所灵且祇。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一片秋潭水。镜成将献蓬莱宫，扬州长吏手自封。人间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我有一言闻太宗。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显然白居易和李隆基身份不同，关注点也不同，但从诗中更为直接地体现了铸造这种进贡的铜镜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铜质要经过“百炼”而提炼，工匠还要设计出“九五飞天龙”的图案铸于镜背，又用“琼粉金膏”细心打磨成像秋水一般的明亮，也难怪唐玄宗会“遇象见清心”。
唐 龙纹千秋镜
《千秋节》的末句中的“更衔长绶带”说的是另外一种镜种：鸾鸟衔绶镜。鸾是神鸟，是凤鸟的一种。《山海经》中：“有五彩鸟三名，一曰凰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鸾鸟常常用来比喻美好的人和物，既可喻才子，又可喻佳人，还可以表示婚姻美满，是比较宽泛的象征，因此唐镜中常出现鸾凤的图案。鸾鸟衔绶，“绶”与“寿”同音，象征健康长寿以及吉祥如意。据说唐玄宗为了庆祝自己的寿辰，特别下令制作了这类鸾鸟衔绶镜，用以赏赐百官，算是千秋镜的一种。
除去作为赠礼，铜镜还常作为男女爱情的象征物。汉代的铜镜上经常铸有表达思念的铭文，如“长相思，毋相忘”、“与天无极，与地相长”之类。更为有名的是“破镜重圆”的典故，说的是南朝陈国将要灭亡时，驸马徐德言害怕和妻子乐昌公主离散，就打破一枚铜镜，二人各执一半，是来日重见的凭证，并约定正月十五卖镜于市。后来陈灭，乐昌公主被隋文帝杨坚的谋臣杨素俘获。徐德言来到京城，正月十五遇到一人叫卖破镜，知道妻子已有了下落，便题下一诗：“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乐昌公主见诗悲痛不已，杨素知道二人破镜之约后，深为感动，决定成人之美，让夫妻团聚。“破镜重圆”便由此而生，这段佳话也一直流传至今。
“破镜重圆”中有多少真实成分不得而知，但这的确是古代流行的风俗。考古发掘中，发现有的合葬墓中夫妻各自棺内置半面铜镜，也有的单人墓只随葬半面镜。两个半镜原本是一面完整铜镜，生前为夫妻共同拥有，当一方逝世时，将此镜打成两半，把其中半面随死者下葬，另一方逝世时再将剩下的半面与之随葬，从而使“破镜重圆”。
铜镜和墓葬有如此特殊的关系是因为古人在镜中寄予了驱鬼役神的希望。于死者而言，就是用镜驱邪辟妖，保护死者不受侵扰。古墓中铜镜有摆放于死者身边的，也有悬于墓室上方的，表明镜有象征日月的功用，取光明破黑暗之义，这便是“棺中悬镜”。于生者而言，古人认为铜镜能尽显人间万象，为生者求福远祸。汉代镜铭中就有出现“去不祥”、“避不祥”的词句。由于对铜镜的迷信，人们常常用镜子来占卜吉凶，称为“镜听”。说的是正月初一的夜晚，祈祷后抱镜出门偷听，从听到的别人说的第一句话中，就能找到所祈祷之事的答案。与其他煞有其事的占卜方法相比，显得格外荒诞，但却这说明了古人对镜子的迷信。这种迷信至今仍有所表现，现在许多地区人们将镜子镶在门框上，或是悬挂于门，以辟凶祸，只不过镜的材质已经改变。历代的道士对镜子的魔力更是笃信不疑，有“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尝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之说，也就是在小说故事中大显身手的“照妖镜”。
从装饰、赠礼、定情到辟邪，镜的功用自然不仅限于照容，虽不能做到一叶知秋，但仅从这个角度多少也能窥见些镜之文化。这种文化不源于镜本身的工艺或是装饰手法，也绝非铜器或其他任何一种事物所能替代。铜镜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留下的尽是些零碎点滴，有如“破镜重圆”、“明镜高悬”这样的成语，或是像“照妖镜”活跃在文学创作中，又或者只是家居装潢中镜子摆放位置的讲究，共同构成了镜文化。与镜同生，却不与镜同亡。
因此文化绝不应是我们强行附会的臆想，也不应是我们无中生有的编造。邂逅，也许是让传统文化保持生机的更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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