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砚文化:第二篇四大名砚2.2.歙砚2.
歙砚约产生于唐开元年间(713-741),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据宋人洪景伯《歙砚谱》记载,唐开元年间,歙州猎户叶氏逐兽至长城里(地名),见到山溪里,叠石如城,莹洁可爱,携归成砚,温润质宜,研磨生辉,他的子孙把砚献给了徽州令,由此歙砚始闻天下。又据五代陶谷《清异录》记载,肖颖士至“仓曹”李韶家,见歙砚颇良,退语同行者云,“此三灾石也”。(按:肖颖士乃开元二十三年进士),此可证明唐盛时,歙砚已大显。为此,李晔《六砚笔记》云,端溪末行,婺石称首。至今唐砚垂世者龙尾也。可知歙砚始于唐代开元年间,是确凿无疑的。唐元和年间,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在《论砚》一文中已把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列为全国四大名砚。唐咸通年间,文学家李山甫有赞歙砚诗:“追琢他山石,方圆一勺深,抱才唯守墨,求用每虚心。波浪因纹起,尘埃为废侵,凭君更研究,何帝值千金”。从这首诗说明,在唐代,歙砚的石品已经定名,雕工也非常讲究。
歙砚作为御赐品,始于唐末。《清异录》载,“开平二年”(908),梁大祖朱温赐宰相张文蔚、杨涉、薛贻‘宝相枝’各二十,龙鳞月砚各一。‘宝相枝’斑竹笔管也。……鳞石纹似之,月砚形象之,歙产也,南唐(937-975),尤其是南唐中主李景,后主李煜父子精于翰墨,喜爱歙砚,称“澄心堂纸,李廷洼墨,歙砚为天下冠”。第一次在歙州设置了“砚务”擢砚工李小微为“砚务官”派石工周全之,专门搜集佳石为宫中造砚。由于国主的重视,歙州一带的制砚业就更为兴旺了,歙砚的身价从此扶摇直上。由帝王设置砚务官督采歙石,算得上是破天荒的盛举。可以说,这是歙砚最辉煌的时代,也是中国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到了宋代,歙砚进入大发展时期。南唐败亡后,歙石开采停产五十年。宋景佑年间(1034-1038年),歙州太守钱先芝,查访到南唐李少微开过的歙砚产坑已被河水淹没,汇成大溪,便采取措施,把大溪移还故道。这样歙石才重新开采出来。这次开采,由县令曹平主持下进行,规模很大。以后,歙州太守王君玉继续开采歙石。嘉佑年间(1056-1063),刁廖为县尉,又开采了一次。这几次较大规模的开采,使歙砚精品不断涌现,石色众多,影响不断扩大,当时的著名文人、学士、书画家、对歙砚无不赞美,歙砚石色之多,质地之细,为诸砚之冠。如宋代洪景伯、胡仔、苏东坡、欧阳修、蔡襄、周必大、黄山谷等都写了许多赞许歙砚的诗文,指出歙石的各色妙处。南宋(1225-1264年)歙州知府谢暨每年都向理宗进贡“新安四宝”,既“澄心堂纸、李廷洼墨、汪伯立笔、羊头岭古坑砚。”其中羊头岭,今称羊斗岭,与龙尾山相连,既龙尾古砚。
元代至元年间,婺源县令汪月山,为了满足达官显贵的贪欲,曾经“发数都之夫力”去挖掘歙石,结果“石尽山颓,压死数人乃己”。旧坑淹没后,又转往紧足坑挖掘,经年累月,愈挖愈空,结果到了后至元五年(1339年)。紧足坑又宣告塌陷。关于这一次坑洞塌崩的情景,元代江光启《送侄济舟售砚序》一文,记之最详:“今至五年十月十八日夜,淹声如惊雷,隔溪房瓦皆震,人惊兽骇;数年前工人告予,紧足石断凿已尽,予不之信,至是果然。六十年两见此事,亦可一慨”!歙石遭此厄运,便长期无人开采。不仅整个明代,甚至到清康熙、雍正年间也都没有开采过。虽然,在此期间,当地砚工三五成群,不断在坑口、溪边、山脚、河滩、觅取佳石,制出一方方石砚,携至外售,颇能维护歙砚的声誉。但和端石大规模开采绵连不断,明、清两代佳石纷出相比,就显得一蹶不振了。
清乾隆年期,歙石究竟开采了几次,尚末有资料考正。但最后一次正规开采,应该是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即1777年),清歙县著名学者程瑶在《纪砚》一文中说:“乾隆丁酉夏五月,余从京师归于歙、时方采龙尾石琢砚,以供方物之贡。”既然是为了“进贡”而采石,看来规模不会太小。这是清代乾隆时歙石正规开采的唯一有记载的一次。〔同时据歙县志载:道光时充贡之物惟砚与墨为最,每年三贡(春贡.万寿贡.年贡)每贡砚二份,(六方者四匣、两方者两匣,共二十八方),歙县墨海二方。〕在此之前,从未到清初,大约五百年内,再无正规开采歙石。1910年左右,安徽军阀马联甲令婺源驻军为他开采掘砚石,由于不知砚史,又无百姓支持,除掘取一些残石外,也没有正规开采。民国初期,歙砚生产濒绝境。歙县剩下的一家砚店汪义兴(斋名翰宝室),只是从江西玉山购进石料,生产一些低档砚台,徒有歙砚之名,却已失去歙砚之实。到抗日战争期间汪义兴砚店倒闭,砚雕艺人纷纷改行换当、离乡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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