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与家具，原本就相辅相成。古园林专家陈从周曾言：“园缺家具，即胸无点墨，水平高下自在其中。”
晚明苏州文人文震亨写《长物志》，记了一些“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物事，包括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是我们了解明人生活情趣和文人设计思想的重要资料。
文震亨
其中，卷一室庐，卷六几榻。照理说，居室、家具不算多余，也是日常所需，列于“长物”中似乎有些不合理。
然而，在晚明文人的眼中，这二者也是可为品评、鉴赏，它们不是柴米油盐，而是琴棋书画，既是物质上财富的表现，也是家族内涵的承载者。
建筑与家具，有着不可割舍的同根性。
在家具爱好者看来，明式家具与中国建筑同根同源为既定的事实。《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中，提及明式家具的造型规律，有这么一说：
无束腰家具的腿足多是圆材，源于木建筑的柱子亦多为圆材；
家具的束腰渊源于须弥座，而须弥座实际上就是大型的壸门台座。
以上是家具与建筑的普遍规律，而家具中座屏与建筑中门楼的相似性，却是甚为有趣。
明清时期的园林建筑，多以门楼为其外在的“脸面”，富则繁，朴则简。
而古语有云：“天子当屏而立。”坐屏作为最具观赏性的家具之一，多陈设在居室厅堂正中等显要位置，座屏的规格也反映了家族的底蕴与兴衰。
门楼为大门上边牌楼式的顶，多见于宅院、商会会馆或园林中，《醒世恒言·赫大卿遗恨鸳鸯绦》：“大卿径望东首行去，见一座雕花门楼，双扉紧闭。”
门楼的发展与明式家具存在诸多一致性。近于明式家具，砖雕门楼也是在明清时期逐渐发展至顶峰。
自明代以来，中国土地上逐渐形成了苏州、晋中、徽州、广州、京津等地区为代表的几大砖雕门楼流派。而明式家具亦以苏作、京作、广作为代表，《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也收录数例晋作家具。
明式家具的发展离不开文人的参与，其结构与装饰多是体现了文人思想。而门楼的设计在蕴藏文人思想的同时，又容易受到政府律令、经济发展的约束，一般代表了家族兴旺，因此在明清两代，砖雕门楼的风格变化要较明式家具更为丰富，不过总体上依旧呈现出由简入繁的过程。
于砖雕门楼的结构上，可寻觅到座屏的影子，如“垂莲柱”、“兜肚”、“挂落”等，就与座屏的构件和装饰手法十分相似。
垂莲柱是古代中国建筑垂花门或垂花牌楼门角上的两根悬空倒垂的短柱。
砖雕门楼上垂莲柱多为方柱形，清之前的垂莲柱也有圆柱形的，与其它各时期差异较大。而柱头纹饰也多从明末的仰覆莲式为主变成了乾隆后期的以花篮式为主。仰覆莲式柱头大多为两个对称的莲花装饰，具有一定的对称性。
明清座屏的立柱柱头，多采用仰覆莲式。有时也可见光素无饰或是其它纹饰。很明显，座屏上这种柱头的装饰虽不直接取于门楼装饰，亦该是同根同源了。
兜肚落于门楼的两侧，形式多为“回”字形，即两“口”相套。多数砖雕门楼的兜肚以内“口”的雕刻为主。
二“口”之间往往相隔一定的距离，一般不超过10cm。只有极少部分砖雕门楼的这一距离会相当小，几乎成了一个“口”字。
绦环板，是在家具竖向板面四边里侧浮雕一道阳线，板面无论是方，还是长方，每边阳线都与边框保持相等的距离，也是家具中重要的装饰构件。
绦环板常见于隔扇上，大概在其腰的位置，故在宋代被称为腰华板，于清朝才叫做绦环板。
隔扇，也称“隔扇门”，一般是宫殿建筑的门脸，它最早出现于我国的汉代。现存最早的隔扇实物，位于河北涞源辽代的阁院寺。
都说中国艺术是一部越变越单调的历史，从宋和清对于这板的表达就看出来了，宋称其为“腰”，清叫“绦”，当然是“腰”最为贴切和形象。
抱鼓石是中国传统民居，一般位于传统建筑宅门的入口，故常立于门楼下端，抱鼓石是中国宅门"非贵即富"的门第符号，是最能标志屋主等级差别和身份地位的装饰艺术之一。
在座屏的装饰上，王世襄于《明式家具研究》中则直接沿用了“抱鼓”这一说法。
挂落是砖雕门楼中枋下的一种构件，为建筑上雀替的一类，也称为花牙子。雀替在南北朝的建筑上出现起，在以后千余年里变化出七种样式，分别是大雀替、雀替、小雀替、通雀替、骑马雀替、龙门雀替和花牙子。
雀替通常被置于建筑的横材与竖材的相交处，具有一定的承重作用，这一点就与牙板甚为相似了。
挂落多用镂空的木格或雕花板做成，也可由细小的木条搭接而成，在建筑中常为装饰的重点。挂落的技法多为漏雕，题材多取于祥瑞题材和几何纹饰，如回形纹、花草等，呈中轴对称状。
而家具中的牙板更是桌案、椅凳、柜橱、屏、架等家具上最具装饰性的构件之一了。
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家具发展至高峰，雀替的成熟和完备刚好与之同期。家具的牙板又叫“替木牙子”，于名称上就可判断其很可能受到雀替的影响了。
难怪家具也有“小建筑”的说法。为人造物，明式家具和传统建筑都完美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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