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笔、墨、纸、砚,被喻为“文房四宝”。这四种书写工具,其实未必真正应了稀有、昂贵才成其宝,确切地说,乃是重要,是因为须臾不可或缺。譬如,行文、作诗、绘画需要它们,写一手好字乃至想要学富五车自然更离不开它们。直到六世纪末,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在隋唐施行,致“文房四宝”更显重要。尤其宋代,宋太祖开创的殿试制度,让皇帝钦点的状元,直接步入仕途:或治理地方,或参与朝政,甚或官至宰相管理朝政。自此,“学而优则仕”和“状元及第”,才让笔、墨、纸、砚真正满载了“宝”的涵义。
清雍正 湖绿地粉彩人物笔筒 高14厘米 口径10.1厘米 玉璧底加圈足,涩底上细旋痕坚致。施彩丰富多 样,色调亮丽典雅:湖水绿泛青绿色;粉红浅如桃花红; 黄釉因加入粉质呈蛋黄色,为雍正时新创的釉种。纹饰 具雍正朝工笔画风格,人物面部修长、发髻高耸、形象 俊秀,配之博古图,使仕女的娱乐更显格高调雅。 由于雍正时期盛行胭脂红,故笔筒上仅以少量矾红 作点缀,多数的红彩为胭脂红与粉红。这类以蓝釉替代 青花,以胭脂红作主红的形式,亦是判定其为雍正瓷的 依据之一。(笔者藏)
清顺治 青花人物故事词文笔筒 高16.6厘米 口径20.5厘米 口涂酱色釉,平底涩胎。青花灰蓝不艳,纹饰用“铁线描”绘 制:口沿处饰流水落花纹;主题图案为不同阶层的六位男性人物。 背面一阕隶书《西江月》与之呼应:“世事恍如春梦,荣华薄如秋 云。莫将计较苦劳心,万事皆由前定。幸遇三杯美酒,欣逢一朵花 新。片时相聚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 笔筒的装饰,唯有称颂歌德的,抨击世事十分罕见。此笔筒上 独特的故事内容,无疑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写实。据此,笔筒的生 产年代当在崇祯朝被推翻后的改朝换代之刻。其实,有关时代性, 同样可在笔筒的文字间找到答案。而且,从图案中合欢树的造型、 衣饰上用变形“*”纹、背景中的云纹呈括弧状等纹饰特征,及修胎 极为草率的制作特点,均印证了笔筒的制作年代。(笔者藏)
为配合笔、墨、纸、砚的使用,古人于不同时期又先后设计出水盂、砚滴、砚匣、笔架、笔掭、笔床、笔洗、臂搁、墨匣、镇纸,以及印盒、笔船、笔筒等各具功能的辅助件,这些物品,统称为文房用具,质材有铜、石、陶、瓷、竹、木、玉、水晶、玛瑙、象牙等。
中国的文房用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比如研山,产生的年代可追溯到汉代,故宫博物院藏的“汉十二峰陶砚”便是一例。曾创下中国书画天价的书法珍品米芾《研山铭》,卷上那值百万金的39个行书大字,写的就是一块山形石砚。而此“研山为李后主旧物,米老生平好石,获此一奇而铭,以传之”(见《研山铭》手卷之跋尾,清代书画家陈浩题)。由此不难看出,古人对书斋中的文房用具每每很钟爱、很在意。因此,我国越窑青瓷三足砚青瓷水盂等,在三国两晋时就已制作得格外精致,而各类质材的墨匣、笔床、笔格、笔洗、镇纸、水注等,致唐宋时业已多见,且常常被文人记入诗赋。诸如南朝梁吴均作《笔格赋》及南朝徐陵《玉台新咏序》中的“琉璃砚盒,终日随身”与“翡翠笔床,无时离手”句。相比之下,笔筒出现年代却较晚。目前,南京博物院所藏署“辛未七月朔日,松邻朱鹤”款的竹刻松鹤图笔筒,属我国已知最早的带纪年铭笔筒。由于朱鹤系嘉定竹刻的开山派创人,陆廷燦在《南村随笔》(卷六,清刊本)又称“膠城竹刻,自正、嘉间高人朱松邻创为之,继者其子小松缨,至其孙三松稚征而技臻绝妙”,故该笔筒被学术界普遍视作明朝正德六年产物,也即笔筒上纪年“辛未”,当为1511年。而瓷制笔筒,生产年代就更晚,当在明晚期。目前,面世的瓷质笔筒,无一例早于明末崇祯朝。
西晋 越窑青瓷乌钮水盂 (南京博物馆藏)
清康熙 青花人物故事笔筒 高16.6厘米 口径17.7厘米 口端与圈足露胎,其余满釉。足之端面挖有半圆形小沟槽,通常称 之为“双圈底”,是清代早期笔筒的一种足式。 合欢树袭前朝制法,人物纹笔意豪放,具明末清初遗韵。然山石用 披麻皴及云纹以连续笔画的“回”形画法,则同崇祯、顺治两朝迥异,特 别是底部绘有不规则的青花苔点斑状边饰,属康熙瓷早期纹饰特征,是 断代的佐证。此外,该器胎壁不厚,体量却较重;口部露胎处呈细密的硬 旋纹;釉面平滑并显有紧披胎骨的坚致感,均合康熙瓷特点。独特的是 口部边饰之青花,出现了横向的一圈色差。色差现象为古窑所难免,但 如此整齐地呈现窄条状,则十分罕见,当系笔筒在焙烧时的氧化还原阶 段,因还原气氛骤变而形成。(笔者藏)
清道光 青花釉里红云龙笔筒 高11.9厘米 口径6.6厘米 龙为五爪、双须八字开,龙身三现、隐显于云间。纹饰以釉里红绘 制,惟龙睛用青花点缀,炯炯有神。釉里红浓淡有致:以细笔绘龙纹,色 较深、红艳纯正;用粗笔画云纹,深浅不一、层次丰富。底署青花“大清 道光年 ”三行六字篆体款,款为圆印玺形,殊为少见。 器身细长,通体满釉,釉汁润亮,并起小皱纹。釉面凹凸不平呈严重 “浪荡釉”现象,此为道光釉面的典型特征。(笔者藏)
有关笔筒的产生,一些研究者认为,该由笔格、笔床或笔船发展而来。笔者以为,笔筒同笔格、笔床、还有明初时出现的笔船, 虽在功用上大同小异,却在形制上并无必然的承传关系。前者是竖着存笔的束笔工具,后者系横卧式的置笔工具,两者的源流与艺术构思殊异。
对于横置笔的器物,或许古人觉得不够方便,样式亦不够大模大样,因此,晚明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讲道:“笔床之制,世不多见,有古鎏金者,长六七寸,高寸二分,阔二寸余,上可卧笔四矢。”但此类笔床“最不美观,即旧式,可废也”。至于一些笔格, 文震亨则批评道:“笔格虽为古制,然既用研山,如灵璧、英石, 峰峦起伏,不露斧凿者为之,此式可废。窑器有白定三山、五山及卧花哇者,俱藏以供玩,不必置几研间。俗子有以老树根枝,盘曲万状,或为龙形,爪牙俱备者,此俱最忌,不可用”。这些意见, 大抵中肯的。所以,笔筒一经问世,便一统了天下。若要问,现今的文具盒源自何物?毋庸置疑,非笔格、笔床、笔船莫属。然而笔筒,却是造物主的馈赠,它让读书人万般无奈时截取冬竹之一段, 便使桌案上的存笔工具不经意间一步到了位。于是,随着竹雕笔筒在我国明中晚期兴起后,瓷质笔筒也就突兀地展现在晚明时期的文人书斋里。而且,模样那么大器,那么坦坦荡荡,以致500年来无须作任何造型上的修炼。
清嘉庆 粉彩人物笔筒 高11.3厘米 口径9.8厘米 口涂酱黄釉,器身釉面起涟漪的细皱纹。纹饰细致,釉彩丰富,彩料 匀净鲜亮。器背饰矾红蝙蝠纹,寓意“洪福齐天”,纹饰与釉面具有乾嘉 风貌。玉璧底圈足,凹脐小、浅若洼,脐内釉厚泛棕眼,惟涩胎的坚致感 略显不足。(笔者藏)
清雍正 青花竹林七贤笔筒 高14.5厘米 口径17.3厘米 筒形,腰部以下微撇,双圈足,底署青花双圈“清玩”楷书款,该款 识属雍正早年间的堂名款。釉质滋润,青花淡雅呈浅翠青色。图案作环 形状分布:弈棋、弹琴、流觞,并借远近相连的大片竹林,烘托出文人雅 士力臻宁静淡泊的思想境界;又以农家一只公羊突然窜入河边为插曲, 使整幅画面动静起伏,温馨有趣。 胎质细润、滑爽,釉汁清亮、匀洁。器口与足的端面不施釉,余满 釉,系崇祯至雍正早期笔筒的多见现象。而此类口部露胎的笔筒,其纹 饰及做工,通常都极为精致。(笔者藏)
瓷器笔筒,创作上并不比坛坛罐罐复杂,况且,还少个盖。之所以姗姗来迟,乃是因为文人主观上的原因。说到底,是因为人们早先觉得圆筒般的模样,在制式上似乎简单了些;是因为注重个人品位的文人,对于案头之物实在太在意太看重,就指望荣华与共的置笔器具,理当比隋唐多足砚、五代笔架、宋元笔洗更见灵巧更具诗意。于是想了又想、琢磨了许多个世纪仍觉意犹未尽, 待终于明了筒状、口底大小相若这么个天造地设的竹筒形制,其实是最完美、最实用、亦最壮观时,此时此刻,已到了明代晚期。
清初时参与纂修《明史》的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 归于无邪。”文学家、诗人此番话,言简意赅,是对笔筒实用性的概括,亦让人看到以前没笔筒时的无奈。
笔筒数康熙朝制作数量多,亦最具气派。雍正至清末,笔筒的装饰技法层出不穷,但造型与制式则不离康熙模式,尤以玉璧底为常见。然而,气度上大相径庭,即:明末清初时器形通常较粗壮,直径大一些的堪称笔海;清代中、晚期时,器形较瘦小,有的器身细至可一把握住。至于胎、釉、纹饰、圈足、工艺等,则各朝有各自的风貌与特征。
人物介绍：高阿申，男，山东蓬莱人，1949年生于上海。现为上海收藏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上海市收藏鉴赏家协会副会长，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央视寻宝栏目瓷器鉴定专家，，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教授，浙江大学《艺术品鉴赏与投资高级研修班》讲师，北京大学资源学院客座教授，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艺术品鉴赏与投资》课程高级顾问，浙江影视《鉴宝》栏目核心专家。
1990年以来在《解放日报》《收藏家》《收藏》《人民日报》《中国文物报》《文物天地》《收藏快报》等报刊杂志发表研究文章及论文100余篇。著有《赏陶说瓷》《瓷器收藏实践 瓶与罐》《瓷器收藏实践 香炉、文房用品》《瓷器收藏实践 饮食器》《说罐论缸》等。
2011年，荣膺北京“龙腾榜2009—2010年度中国文物与艺术品百名收藏家”称号；
同年，获中国收藏家协会授予“陶瓷收藏鉴赏家”称号；
2013年，莸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授予的最“受欢迎老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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