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一篇文章是华夏文明来源于东海，没有观看的可以出门右转在我的主页看一下。现在对这个观点梳理一下：
在1万年前的末次冰河期气候要比现在干冷，海平面也比今天低150米左右，东海、黄海与渤海均为陆地，当时的宜居区只能在今天的东海和黄海东南部。
而史前文明最为发达的江南良渚文化，是东海文明的冰川一角。而距今1万年前后末次冰河期结束，气温上升、冰川融化、降雨量上升，海平面也随之上升。
从距今1万年至6000年前，海平面从负150米左右升高到23米左右，东海、黄海与渤海的陆地全部成了海洋，华北平原的东部和长三角也成了海洋，华北平原和长江中游平原也成了沼泽。
在这个过程中，繁荣的良渚文化被淹没，人口逐渐向西方的高地迁移，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在南方：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向东南丘陵地区发展，作为东南地区的代表成为古越族的祖先。湖北形成了屈家岭文化作为中南地区的代表，成为古楚人的祖先。四川形成了三星堆文化作为西南地区的代表，成称古蜀国的祖先。
在北方：整个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西部的形成的仰韶文化，成为西迁中影响力最广泛的史前文明。在辽河上游一带形成了红山文化作为东北地区和华北北部的代表。而被海水和沼泽阻隔的山东沂蒙山和胶东丘陵一带，形成了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作为山东地区的代表。
这些文明大多是距今8000-5000年之间，那个时代辽河上游、黄土高原都要比今天宜居得多。而且这些文化的西迁基本上也都达到了宜居区的边缘，没有继续发展的空间了。
接下来进入本文的主题重返中原：
海洋的上涨在公元4000多年前达到巅峰之后，开始逐步下降，气温和降雨量都开始降低，黄土高原和辽河上游的气候也开始逐渐恶化，宜居程度开始下降，到距今5000年也就是公元前3000年前后海岸线与今天已经比较接近了。
与此同时的是华北平原的陆地开始大面积地露出海面并逐渐干燥起来，而海拔更低降雨量更多的长江沿线平原依然是沼泽地区。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露水面的华北平原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宜居区，也成为周边各文明争相发展的地区，形成逐鹿中原的局面。
所以我认为向华北平原、也叫黄淮海大平原的逐鹿中原的开始时间应该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应该也是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原因。
古越族一方面由于当时的长三角依然沼泽水面阻隔，另一方面东南丘陵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没有参与当时的逐鹿中原。
古蜀国由于四川盆地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小，也有充足的发展空间，也没有参与逐鹿中原。
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从地理上讲是受气候恶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而湖北出现的屈家岭文化有典型红山文化的特点，极有可能是从辽河地区南迁而来。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辽河红山文化的人在气候恶化之后是想重返东南平原的祖地的，但是南迁的过程中发现黄海、东海这些地区依然还是海洋，甚至华北平原和长江平原还有大面积沼泽的分布，并不宜居。而南迁过程中发现只有华北平原还算宜居，所以向中原地区发展。
而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生存压力最大，因为原来周边都是平原，海水上涨被迫收缩到沂蒙山和胶东丘陵这些狭小的高地上。从考古发掘看大汶口文化也是最暴力的，不是强者很难在这个地区的竞争中生存。
而一旦海平面下降，华北平原从水中露出，大汶口文化的扩张欲望是最强烈的。所以在大汶口文化基础之上的龙山文化大规模向华北平原乃至黄土高原发展，仰韶文化受到严重冲击。
再考虑到湖北的屈家岭文化与辽河的渊源，他们在迁移的过程中少不了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打交道，而屈家岭文化也有向中原扩张的趋势。可以判断古楚人与龙山文化至少是有战略方向的联合的，共同威胁仰韶文化区。
根据传说及相关史料记载。我认为山东的龙山文化就是东夷，而在辽河与湖北之间反复辗转的辽河红山文化和湖北屈家岭文化后裔也加入了东夷的部落联盟，根据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看，如果东夷就是龙山文化，那么东夷已经向西扩张到了陕西，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了。
蓝色龙山文化、红山仰韶文化
而仰韶文化的主体后来就发展为华夏部落联盟，就是炎黄二帝，形成东西对峙逐鹿中原的态势。
接下来分析本文的绝对核心“逐鹿之战”。《史记》、《逸周书》、《山海经》等都对此战做了详细的描述。
我们首先看逐鹿之战的位置，最多的说法是冀西北。战场处于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连接的燕山南麓和太行山西麓。从文化区上来看，这是华夏部落、东夷部落的交界，并且也是更早一点红山文化的西南界。
根据《史记》记载，炎帝居于姜水偏南位于渭河上游，黄帝居于姬水偏北位于黄土高原中部，都属于仰韶文化（华夏部落联盟），并且是龙山文化（东夷部落联盟）没有向西扩张到的地区。
在华北平原露出水面，东夷大肆对华夏扩张的情况下。炎帝在南、黄帝在北，对东夷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炎帝的发展方向是河南、黄帝的发展方向是山西与河北。
但炎帝在河南与东夷的争夺被蚩尤的九黎族击败，被迫转入黄河以北，与黄帝的势力就重合了。而炎黄部落进行了较为文明的阪泉之战，
根据史料记载，双方三次作战都是黄帝获胜，然后双方并行发展，都在争取其他部落的支持。而黄帝更多的展示自己的德政，最终赢得了炎帝部落的归附。黄帝部落最终获胜，炎黄融为一体，形成华夏部落联盟。
而蚩尤在河南取得胜利之后，继续河北发展，从逐鹿之战的位置看蚩尤已经取得华北平原的控制权，九黎族成为了东夷部落联盟的核心。
蚩尤如此的迅速扩张，华夏部落对东夷的反击受挫，想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与蚩尤一战了。
所以黄帝靠玄女和应龙对付蚩尤的雨师和风伯，又造出指南车，与蚩尤血战三天三夜，最终擒杀蚩尤，获得最终胜利。
根据中科院的气候分析以及《山海经》中雨师、风伯、应龙、玄女的传说对照。在距今4600年前后大约逐鹿之战的时间，气候是发生较大变化的，降雨量和气温都是大减的状态。
这也正好对应了本身在陕甘地区的炎黄部落在气候恶劣的情况下向东发展的态势，在气候恶化的情况下很明显华北平原要比黄土高原宜居。
所以我的分析是前期仰韶文化占据主流，但发展水平不高。而龙山文化代表的东夷在华北平原露出地面之后迅速控制了华北平原，并且一度发展到陕西，仰韶文化区被压迫到了陕甘地区。而东夷的发展水平比仰韶文化更高，成为了主流文明。
由于气候的进一步恶化，被排挤到西部的仰韶文化区难以生存，以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为代表，为求生存大规模向东发展。
在对付炎黄的进攻中，东夷中崛起了蚩尤的九黎族，在河南挫败了炎帝的进攻，又发展到了河北，成为东夷部落联盟的主导，但是最终在河北被黄帝击败。
黄帝对蚩尤为核心的反对力量进行了打击，但是对归附九黎的广大东夷各部落采取了安抚政策。这也是黎民百姓的由来。
而蚩尤九黎族不愿归附的余部到了湖北河南交界一带，成为苗蛮部落联盟，又重新强大了起来。尧舜禹三代双方不断激战，最终苗蛮部落被击败，继续向西南迁移，并且明显与古越族有区别。
而在与苗蛮的战争中，华夏的祝融部落与苗蛮部落留下的人融合，成为楚人的先祖。
从这个经历看，我认为蚩尤的九黎族并不是来自山东，很有可能是辽河至湖北一线红山文化的后裔。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辽河流域的红山人沿河北河南进入湖北河南交界一带，形成屈家岭文化。
在龙山文化向仰韶文化发展的同时屈家岭文化也向河南发展，龙山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共同形成了东夷部落联盟，这个联盟也应该包括从辽河一路南下时留在河北、河南的辽河红山文化群体。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辽河至湖北的东夷红山派系，山东至陕西的东夷龙山派系。
在仰韶文化的炎黄部落大举反击的时候，山东的龙山派系抵抗并不激烈，或者说被炎黄轻松击败。
而东夷的红山派系的蚩尤九黎族，南下到湖北之后发现湖北还不如河南河北，所以又掉头北上，并在河南击败炎帝部落，又接着北渡黄河，成为东夷的领导。
而蚩尤在河南能击败炎帝，我认为是当年一路南下的红山派系在河南离湖北很近，双方关系密切，甚至蚩尤北上本身就有救河南红山派的原因。在湖北的蚩尤九黎族与河南红山派的联合下击败了炎帝。
而河北的红山派由于分离时间太长，很有可能有山东的龙山派已经有相当的融合。所以继续北上的蚩尤在河北虽然取得了东夷的主导地位，但是远远没有在河南的基础好，所以在河北打了败仗。
而东夷的龙山派系以及龙山化的红山派系与炎黄的关系并没有太紧张，所以大部分留了下来继续是东夷，而河南湖北的红山派系是蚩尤的铁杆，在进入河北失败后又接着返回河南湖北交界一带，形成了苗蛮部落联盟。
梳理下来是这样的：
仰韶文化在海平面下降后遭到东夷的进攻，一路被压迫到陕甘地区。由于这时候西部环境也在恶化，仰韶文化为求生存，孕育出炎黄部落向东进攻，在击败蚩尤后获得主体地位。对庞大东夷势力进行了分化，持续打击少数的蚩尤派，争取多数东夷人和平共处。成为文明的主体，为夏朝的成了作出了准备。
而仰韶文化中没有随炎黄东进的部分，形成了古羌人，也是今天羌族和藏族的祖先，所以才有汉藏语系的说法。而古羌人的一支在汉唐时期一路南下到缅甸，成为今天缅族的祖先。
而山东的龙山文化一路向西发展到陕西，一度成为文明的主流，与仰韶文化和留在河北的红山文化交融也比较多，成为东夷的主体，在黄帝崛起后东夷与华夏关系也是不错的双方融合度不断加深。而商朝应该就是与华夏融合度高的东夷势力。
河姆渡文化的古越族继续在东南独立发展，在春秋末期形成越国向中原发展失败，最后被楚国吞并，其余的向南发展成为百越包括越南民族的祖先。
三星堆文化的古蜀国也在四川独立发展，有可能参加过武王伐纣但主体依然在四川，成为之后的蜀国最后被秦国消灭融入中原。
辽河的红山文化在辽河至湖北一线的反复拉锯中，虽然崛起了蚩尤的九黎族，但是被黄帝打击，从黄河流域退到长江流域成为苗蛮部落。又被尧舜禹打击，在古越族和古蜀国的夹缝中只能向更西南的云贵地区发展，成为今天西南乃至泰国等东南亚众多民族的先祖。
在尧舜禹时期南下的华夏祝融部落，一方面是与当地留下的苗蛮部落融合，另一方面是商朝建立后双方关系不好，所以脱离了中原文明，一直到八百年后的楚国又重新北上返回华夏文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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