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杨海明老师的词学文集由江苏大学出版社再次刊印(《杨海明词学文集》十册,典藏版)。若以两万余首唐宋词为“心灵文献”,那么杨老师的词学文集就是现代学术园地中,对唐宋两代人“心灵文献”的现代“典藏版”解读。
“心灵文献”是杨老师在三十多年的唐宋词研究中,不断明晰起来的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似乎这个概念最能凸显唐宋词的特质。在唐宋词研究的“现代院落”中,杨老师建了一座厅堂,厅堂中央的题额便是深蕴于顶梁柱中的四个字:“心灵文献”。由词作而研究张炎、李煜等作家,不仅还原其生活,更是披露其内心世界的种种丰盈心绪,以窥个体在历史底色中呈现的“这一个”的动人魅力。以词作、词人为主调,刻画的不仅是唐宋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剖面,更是唐宋两代词人心路历程的流变轨迹,也彰显了群体在历史叙述中的独特风景;以词作、词境为“窗口”,描绘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审美特质,更是中华民族在唐宋数百年间的心灵印记;以词心、词作启迪的不仅是现代的生活,更慰藉了现代人的浮躁之心,让我们在经典文学作品中,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从作家论到风格学
1978年,杨老师开始读研究生,师从唐圭璋先生,接受了20世纪中国文史研究第一代学人最传统的学术训练。三年时光,杨老师为自己的唐宋“词学厅堂”奠下了一个极传统的门槛:“入门要正,脚步要稳”。这条杨老师后来教育弟子的学术戒律,大概就是从这门槛的打造中所获得的体会。
《张炎词研究》便是“杨氏词学厅堂”的“铁门槛”。《张炎词研究》的基础是杨老师硕士论文《张炎论札》。试看《张炎论札》的目录:张炎辑传、张炎家世考、张炎北游之行探测、张炎词编年、论张炎词、《词源》评析和张炎词选注。龙榆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中,归纳“词学为五事: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增添三事,曰: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合为词学八事”。“这八事”与其说是现代词学的草创布局,不如说是传统词学的一次疆域“巡察”。以此看来,除图谱、词乐、词韵和声调之外,杨老师的《张炎论札》可以说是传统词学中规中矩的研究“模板”了。
词人考证与词作编年、选注,都是最纯正和传统的词学研究内容。杨老师一直坚持的学术价值观是:“词学研究与其他古代文学研究一样,应该背靠遗产,面向现实,有益于人,有益于社会。”可见,他的词学研究是从传统词学而来,“背靠遗产”既可指词学研究要从唐宋词作的“遗产”中来,也可指要从自张炎始迄龙榆生、唐圭璋等诸前贤的传统词学研究的殿堂中来。杨老师建造自己的“词学厅堂”时,便以传统的词学研究为门槛,但绝不为此门槛所限。
“杨氏词学厅堂”的现代性体现在壁上有“四窗”。在传统词学墙壁上的四扇窗户,顿时让“杨氏词学厅堂”敞亮起来,我们无论从堂内还是厅外,都能够看到作为“心灵文献”的唐宋词无比瑰丽的风韵。
《唐宋词风格论》是“杨氏词学厅堂”的东窗。东窗轻启,春风吹来。文学风格学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古代文学研究园地中的一阵新风,是把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的一次学术思路上的解放。系统地探绎词风的形成轨迹,以传统二元对立思辨的方式解开词之风格的内涵密码,这不仅在词学研究方法论上是一股春风,更是作为文体的词的研究上的一股清风。这两方面的尝试、探索与突破,是词学现代性的一次启航。如果说流派研究在当时是一脚站在传统研究界内,一脚站在现代学术研究域上的话,那么这种风格论的研究就可算得上是现代全新的古代文学研究了。《唐宋词风格论》是现代唐宋词学春天里的第一朵报春花,是“杨氏词学厅堂”打开的第一扇窗。
从描述历史到关注人生
《唐宋词史》是“杨氏词学厅堂”的南窗。南窗大开,熏风清和。杨老师的《唐宋词史》是第一部“唐宋词”史。“文学史”的撰述是古代文学传统和现代研究的一个分野处,因此,我们说杨老师的《唐宋词史》为现代词学开启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大致是公允的。“中国文学史”的撰著从林传甲、黄摩西开始,之前还有俄罗斯人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和英国人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古代文学断代文学史,自20世纪80年代初胡国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后著作不断,诗歌通史与断代史更是专著迭现;词的通史也有胡云翼、刘毓盘、王易(词曲通史)等道夫先路,而独无唐宋词史之编。
杨老师这部47万字的《唐宋词史》,不仅有传统的社会政治史的考察视角,也将一个个作家和一篇篇作品放进了历史的长河中“排了一个队”,但却避免了“录鬼簿”的格局。南窗之所以是“大开”,是因为杨老师将笔力着重用来探寻词在唐宋两代发展的内在动力,描述词体内在的嬗变,论辩词史充分展现“心灵中”的特征,拈出“词境”并论述其继承性与发展性,这使得词学现代研究的格局大为拓展开来。与其说在为唐宋词作史,不如说在为唐宋两代词人作词境中的心灵史。这是当时唐宋词研究“现场”的一股从东南而来的暖暖的“热风”。《唐宋词史》像现代词学夏天里第一朵出水的粉荷,那浓郁的芬芳穿越“杨氏词学厅堂”的第二扇窗,婀娜与香韵永远散不去。
《唐宋词美学》是“杨氏词学厅堂”的西窗。西窗半掩,金风初月。如果说“唐宋词风格论”是研究词体本身的特质,“唐宋词史”是研究生态(社会时代、政治、文化)、心态(词人心绪)两者交融且在形态(词体流变)上的轨迹,那么“唐宋词美学”则是用生态和心态的钥匙打开了形态的内在世界,这是一次向作为文体的词之“内心”挺进的研究。唐宋词是唐宋人内心审美的“美文”史册。在唐宋词史描述中,未及展开的“柔性心态”的美学意蕴在这里被阐释得淋漓尽致,而且被致以极高的“敬意”。杨老师所发微的“柔性心态之美”在现代词学关键概念中,堪与叶嘉莹先生的“弱德之美”媲美。《唐宋词美学》是现代词学秋天中的那一树金桂,有着精致的花朵,更有着馥郁的幽香,那秋风中摇曳的金桂,映在“杨氏词学厅堂”的第三扇窗上的倩影袅袅生姿。
《唐宋词与人生》是“杨氏词学厅堂”的北窗。北窗轻闭,朔风暖阳。《唐宋词与人生》是杨老师词学的又一次“纵深挺进”,这次是由“词的内心”向“人的内心”挺进,将词学研究向活生生的人的内心挺进。杨老师认为,“文学创作固然是'为人生’,文学研究也同样应该'为人生’——尤其是为现实的人生。而以人生意蕴来沟通古今两代人的心灵,使当代读者能从唐宋词中获取有益于现实人生的滋养,就该是新时期词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其实,在每个时代,无论个体还是群体,人生大略相似,犹如隔着窗子的冬天,一天的暖阳和满窗的冷风同在,人生悲喜参半。《唐宋词与人生》是现代词学冬天中的那一株红梅,有着俏丽的花容,更有着深情的虬枝,透过“杨氏词学厅堂”的第四扇绮窗,诠释着寒风与暖阳都是我们人生前行的力量,寒风中的暖阳更犹如那熊熊火焰时时温暖着我们的心窝。
从词学研究到文化普及
“杨氏词学厅堂”的每一扇窗都是现代词学园地中一枝独特的花朵,杨老师的这四部专著是我们赏析唐宋词风景的独特花窗。专著以外,杨老师发表的词学论文数以百计,他先后编选过两部论文集,即《唐宋词论稿》(32篇)及其续编(35篇)。这是“杨氏词学厅堂”中两件主要家什。
《唐宋词论稿》出版于1988年,是杨老师自己的第一次学术“盘点”,是“杨氏词学厅堂”中显目的那张长条案几。词论与考证的论文是传统词学研究的小结;作家(群)作品和宏观探索的论文是现代词学研究的启程。这张长条案几上,有杨老师发现的三个最耀目的重要概念:词境、词风(文体风格)和南国情味(南方文学)。此后二十多年间,杨老师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不断丰富着这三个概念。
“杨氏词学厅堂”中央略低于长条案几的是一张八仙桌:《唐宋词论稿》(续编)。八仙桌四边有四张长凳:《唐宋词纵横谈》《唐宋词趣谈》《李璟·李煜》和《宋词三百首新注》。杨老师以此来会客,雅俗共赏,老少咸宜。
《唐宋词论稿》(续编)是杨老师学术的第二次“盘点”,是编词学文集时,他自己所选的论文集。这张八仙桌既有纯正的词论研究学术严肃性的一面,也有文化学、心理学视角对词的新发现的学术现代性的一面,还有社会学、民俗学视野对词的新阐述的学术通俗化的一面,更有从人生这一广阔的现实命题出发,激活词研究雅俗共赏的一面。这是杨老师作为一位现代“词学院落”创建者与中坚力量的一个标志,文学研究要立足于历代作品和传统方法,但最终是为现实生活提供文化营养的,是为每一个活着的人提供前行力量的。杨老师竭尽全力地让自己的词学研究融入现实生活、融入人生思考、融入自己的人生体验,这是“杨氏词学厅堂”中“心灵文献”提出的落脚点。
让古代文学与普通人的阅读体验没有障碍,让典雅的唐宋词成为现代人生活中文化阅读的一部分,这是杨老师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直努力拓展的研究课题,也是他竭力承担起的他们那一代学人文化普及的社会责任。杨老师与师母刘文华教授1993年新注《宋词三百首》时,就是用现代注释的体例:作家小传、词作、注释、评赏四位一体。尤其是评赏部分,最是贴近现代普通人的阅读口味了,这是他和师母为大众读者所写的学术普及著作。杨老师还分别于1994年、1997年,写了“纵横谈”和“趣谈”,从主题和故事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话题出发,让唐宋词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和内心。杨老师为张炎做“词研究”,为王沂孙点校《花外集》都是比较学院派的学术研究,而为词人李煜父子作“传论”(《李璟·李煜》),则是立足于通俗的学术普及。这四种雅俗共赏的著作与《唐宋词论稿》(续编)也就成了“杨氏词学厅堂”中央的一桌四凳,来访者无论鸿儒还是白丁,都可在此聊天品茗。
“杨氏词学厅堂”上最适宜喝茶沉思,审美体验,骋怀遐想;杨老师的词学文集也最适宜一杯新茗在手,慢慢翻阅。当然,偶尔看看“厅堂”花窗外面的无限春光,也算读书不负韶光了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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