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河图”“洛书”的解释问题聚讼至今，仍没有获得合理的解决。考古学研究表明西周早期温暖湿润，但中后期即转向严重的寒冷与干旱。这种气候变化造成了黄河流域动植物分布状况的巨变。通过综合运用文献考据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河图”“洛书”其实是指龟类与竹子。而孔子“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的说法其实反映了春秋时代某种鸟类、大型龟类与竹子在河洛地区分布的减少，是古人对于气候和动植物分布变迁朴素观察的结果。
关键词： 河图 洛书 河不出图 气候变迁
关于“河图”“洛书”含义的解释大体分两类，一类是认为自汉代以来或以“河图”为《周易》八卦、以“洛书”为《洪范》九畴，或有谶纬之书假托是“河图”“洛书”。至东汉儒生又以九宫图附会“河图”“洛书”，至宋儒更首创黑白点数阵图，指明是“河图”“洛书”。[1]上述观念显然属于附会，刘起釪先生即斥这种对“河图”“洛书”的解释是“妄之又妄”，认为全不可信。[2]另一类就是认为“河图”当是一种“物质性宝器”，或以为是玉石之类的东西，或以为是“地图方志一类的东西”。[3]我们认为以上两类解释都不能很好的契合“图”“书”的字义以及“河图”“洛书”在先秦古书中的具体语境。而且“河图”作为康王时就有的宝器，但至今仍没有发现可能是“河图”的可信的考古实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可能并非考古发掘有缺，而是过去对“河图”以及“洛书”的认识并不正确。
我们认为“河图”就是大型龟类及其龟甲，而“洛书”即竹子。孔子所谓“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其实是气候变迁所造成的一些动植物的分布区域南移的现象。兹略述鄙见，以就正于方家。
我们先来看“图”字。“图”字在先秦文献中多作“谋”讲，如《左传》中多见的“君其图之”之类。“谋”即决疑。古人谋划决疑依赖卜筮，如《洪范》中“稽疑”即以卜筮决疑。[4]而“谋”的来源正是龟卜：
我龟既厌，不我告犹。（《诗经·小旻》）
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诗经·绵》）
“犹”通“猷”，即“谋”也。[5]这两句诗可见，“谋”来自于龟卜，“龟卜”犹言“谋”。是故“图”与“龟卜”都有“谋”的含义，“图”犹言“龟卜”。
另如古人决定立城的地点称为“卜宅”：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诗经·文王有声》）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即惟王稽卜，宅此镐京。而“卜宅”也可以称为“图居”：
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诗经·崧高》）
“宅”即“居”，所以“卜宅”“图居”之所以含义相通，正是因为“图”即“卜”也。
又如国家改变嗣君，既可称为“改卜嗣”：
公以晋诟语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左传·昭公十七年》）
又可称为“改图”：
初，卫侯游于郊，子南仆。公曰：“余无子，将立女。”不对。他日又谓之，对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图。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只辱。”（《左传·哀公二年》）
可见“改图”犹言“改卜”，因此“图”字实与“卜”相通。而“卜”需用龟甲，是“图”实与龟或龟甲相关。
我们再来看“书”字，按《说文》作“箸也”[6]。“箸”《说文》作“饭㩻也”[7]，即筷子。《玉篇》训“箸”为“䇲也，饭具也”[8]。可见“书”字本有筷子的含义，而筷子本就是竹制的筹策类的东西。[9]
总之，从本身的字义看，“图”与龟义近，“书”与筹策相连。
在先秦文献的语境中，“河图”之“图”即龟甲，“洛书”之“书”即竹制筹策。以下略举其中有代表性的部分加以疏解，庶几“匡违䇧佚，必有谊据，无以孤证臆说，贸乱古书之真”[10]。
(一) 《洛诰》中的献“图”“卜”
《洛诰》中记载了周公卜宅后给成王送“图”并献“卜”的事：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尚书·洛诰》）
此“（我）伻来以图及献卜”所谓“图”正是周公卜居时所用的龟甲，而非旧说以为的地图。[11]“伻来以图及献卜”，“图”即卜宅所用龟甲，“卜”即卜宅的占卜结果。周公与成王的这段书信往来的核心议题是在今洛阳附近卜宅，卜宅的结果是“惟洛食”，成王的回应是“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言下之意是他亲眼看到了龟卜的情况确实是吉的，承认了周公卜居定宅的结果。从成王的回应看，周公卜宅所用的龟甲确实被呈给了成王。而且成王的回复里只是承认周公卜居结果这一事，而并未提及地图。所谓献地图云云并无本文依据。“伻来以图及献卜”只是指献给成王卜宅用的龟甲与占卜的结果，“图”只是作为卜宅结果的凭证的龟甲而已，与地图无关。
(二) 《顾命》中的“河图”
“河图”曾作为一种宝物在成王死后，在宗庙大享先王时被康王摆放在宗庙内：
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 ，在东序。胤之舞衣、大贝、鼖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大辂在宾阶面，缀辂在阼阶面，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尚书·顾命》）
前人或因所摆放的多玉器，所以猜测河图也是玉石类，[12]这并不合理。因为所摆放的“庭实”不仅有玉，也有“赤刀”“舞衣”之类明显非玉石之物，[13]所以庭实并非皆玉石。
而《礼记·礼器》中这样描述大享时在宗庙中摆放物品的情况：
大飨其王事与！三牲鱼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笾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龟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见情也。丹漆丝纩竹箭，与众共财也。其余无常货，各以其国之所有，则致远物也（《礼记·礼器》）。
除金、璧外，龟甲也为重要陈列。龟卜的重要性在西周远胜于春秋，《礼器》中记录庭实尚有龟甲，康王即位大享时的庭实中更不当无龟甲。龟甲尤其是尺寸较大者在春秋战国仍是尤为珍稀的宝物，其被珍视的程度可能还在玉器之上。[14]故此康王陈列的庭实之中应有珍稀的大龟甲。而根据过去对《顾命》的理解，其庭实之中是没有龟甲的，这显然不合理。康王所陈列的庭实之中，其余宝物的含义都比较明确，只有“河图”的含义并不明确。因而结合图的作为龟的字义，所谓“河图”，当正就是指龟甲。
(三) 《系辞上传》中的“河图”“洛书”
《系辞上传》中与“河图”“洛书”有关的文句是：
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周易·系辞上》）
此节中前有“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后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两相比较可知，“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正承“天生神物，圣人则之”一句而来，并表明所谓“神物”的含义。“天生神物”就是指“河出图”“洛出书”。是故“神物”即“图”与“书”。
而前文“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一句，是说观测事物以定吉凶最好的就是蓍（筮）龟，所以从文意看，圣人所“则”的“神物”也当是“河图”“洛书”，亦即蓍（筮）龟。“河图”“洛书”与“蓍（筮）龟”语意一贯相承。“图”即“龟”，“书”即“蓍（筮）”，也就是筹策。[15]《易传》此段围绕蓍（筮）龟立论，若“图”“书”非指蓍（筮）龟，则“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句即偏离段意主题，殊为窒碍。
(四) 《吕氏春秋》中所谓“史皇作图”与“绿图幡薄”
《吕氏春秋》曾提到所谓“史皇作图”：
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16]
先秦尤其是战国以前，龟卜是非常紧要的事，此处列举“圣人所以治天下”的二十种官不当没有龟卜，但除“史皇作图”一句外却并未提及龟卜。且龟卜与筮占二者，龟卜重于筮占，圣人所以治理天下的二十官之中更不当有筮占而无龟卜，但此处所列举的二十种官却有筮占而无龟卜。“图”有龟卜之意，故此处所谓“史皇作图”当即史皇作龟卜的意思。
但旧说或以为“史皇作图”之“作图”即“造字”，而史皇即仓颉，[17]不过所谓“图”即“书”的说法并无文例依据。《淮南子》中说“史皇产而能书”[18]。并无古书文例表明史皇与仓颉是一人。[19]
《吕氏春秋》还有一处提到所谓“绿图幡薄”：
古之善相马者：寒风是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唇吻，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见马之一征也，而知节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坚脆，能之长短。非独相马然也，人亦有征，事与国皆有征。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有自云也。绿图幡薄，从此生矣。[20]
《吕览》“幡薄”之“薄”盖当读为“篿”，形近而讹也。《离骚》有“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藑茅”即苞茅，[21]是祭祀时用以缩酒的东西。王逸据此句认为楚人结此草用以占卜。然而此处屈子筮占于理不必兼用两种筮具，且占卜前盖皆当祭神，此藑茅当即是占卜前用于祭神，并非是用来进行占卜的。黄灵庚就称“筳”读如“挺”，犹言索取，而“篿”其实是一种竹制卜具。[22]
此段大意是以相马比喻圣人之所以能“上知千岁，下知千岁”的方法，并非单纯猜测，而是圣人观物就像相马者相马一样也是有所依据的（即所谓“有征”）。而圣人所依据的就是所谓“绿图幡薄”。而《系辞上传》说“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两处都指向圣人所以预测的工具，正可对照。
《易传》说圣人所以定吉凶的凭借是蓍（筮）龟，也就是所谓“河出图，洛出书”之“图”“书”。而《吕氏春秋》以“绿图幡薄”为圣人定吉凶的依据。可见“绿图幡薄”正当是所谓“河图”“洛书”，都指的是龟甲与竹制筹策。
(五) 《礼记·礼运》中的“河出马图”
《礼运》中曾提及的“河出马图”的说法：
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礼记·礼运》）
郑玄说“马图”是“龙马负图而出”。[23]但此说离奇，不可采信。其实“马”当训大，“马图”即大龟甲。章炳麟就说：“古人于大物辄冠'马’字。”[24]汉儒因谶纬的需要，编造出了“龙马负图而出”的神话，曲解了“河图”的本义。
总之，从先秦文献的具体语境来看，“河图”“洛书”其实就是指大龟与竹制筹策。
西周早期与其后乃至春秋时代的气候、动植物分布情况有着强烈的对比和反差。我们认为这正是先秦古人所常常嗟叹的“河不出图”等现象的本质。西周早期温暖湿润，但中期以后气候即转向恶化，出现了持续性的寒冷、干旱。[25]与气候变化相适应，西周中后期开始北方动物种类也明显减少，犀牛、大象等动物纷纷南迁。[26]这种恶劣气候一直延续到春秋中后期的周灵王时代都没有彻底结束。[27]换句话说西周早期动植物资源丰富，生态宜人，而到了厉、宣、幽、平甚至周灵王时代动植物资源则大量减少，生态也趋向恶劣。这种强烈的对比给古人的思想世界施加了强烈的震撼。古人不清楚气候变化的原理，因而无法对这种气候恶化现象做出科学解释，于是只好归因于天命的变化。
古人认为气候与动植物分布情况与天命有关，因此赋予了气候变化和动植物分布情况以神圣的意义。古人把这种气候条件和动植物分布情况的好坏变化理解为“祥瑞”的有无，并以之作为判断统治者是否“受命”的标准。如管仲就以气候与动植物条件未达到西周早期的水平为由反对桓公认为自己“受命”的想法：
管子对曰：“夫凤皇鸾鸟不降，而鹰隼鸱枭丰。庶神不格，守龟不兆，握粟而筮者屡中。时雨甘露不降，飘风暴雨数臻。五谷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并兴。夫凤皇之文，前德义，后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曰受命，无乃失诸乎？”[28]
此处管仲将其时的情况与过去的“受命者”[29]进行了对比。这个“受命者”当然主要就是指西周早期的文武诸王。经过这种对比，管仲认为西周早期所具有的“龙龟假，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这三种征兆都没有出现，因而认为桓公并不能“受命”。我们认为管仲所举的“龙龟假，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以及“凤皇鸾鸟不降，而鹰隼鸱枭丰”“时雨甘露不降，飘风暴雨数臻。五谷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并兴”等都是在谈论西周早期与春秋时代的气候和动植物情况的对比。“龙龟”也就是所谓“图”[30]与“书”“乘黄”还有“凤皇鸾鸟”都是指一些动植物，这些动植物就如同犀牛、大象一样于西周早期在黄河流域都有广泛的分布，但后来随着气候的恶化，都退向了南方。
西周早期是周人心中的黄金时代，也是“受命”的标本。因此，干冷恶劣的气候和动植物分布情况是否能恢复到西周早期的水平，亦即气候温暖湿润且动植物资源丰富的情况，也就成为了判断是否有君王“受命”的标准。稍后于周灵王时代的孔子也曾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的现象已然让他的心情堕入了极度绝望的境地，以至于竟发出了“吾已矣夫”的悲鸣。孔子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观察到“凤鸟”“河图”等动植物的分布情况并未恢复，因而认为天下并无“受命者”，那么他恢复周道的理想自然也就只能归于绝望。总之，我们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等人所说的“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其实就是西周早期以后气候变得持续性干冷所造成的动物迁徙现象。
具体来说，“河图”就是生活在河洛地区的大龟。这种大龟在西周早期温暖湿润的气候下曾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其后随着气候恶化，这种大龟即与大象、犀牛一样退向了南方。这种现象其实也就是孔子所谓“河不出图”。孔子所谓“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其实并非特指“凤鸟”“河图”，而是在说这两种生物不出现所代表的气候变化。这种不出现当并不至于是在黄河中完全绝迹，但至少其生活在黄河中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大大减少了。殷墟所发掘出的龟甲之中有一类大型的特殊名龟，名为中国胶龟，其取样长44厘米左右。学者认为这种大型龟来自于南方长江流域或南方更远的海域输入。甚至有国外学者经鉴定认为这是来自缅甸及印度尼西亚的龟种。[31]与以上说法不同，我们认为这种中国胶龟就是所谓“河图”。在西周早期乃至之前的温暖湿润的气候下，黄河流域仍然适宜大象等亚热带甚至热带动植物的存活。和大象这些现在已经不能适应北方气候的动物一样，这种中国胶龟也就是“河图”也曾在黄河流域广泛分布。只是在西周中后期以后的干冷气候之下，这种中国胶龟和大象一样也退向了南方，而且似乎再也没有回来。
“洛书”就是曾在河洛地区广泛分布的竹子。竹子是一类亚热带植物,对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是研究气候变迁的指示物种。据科学家们研究，我国古代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竹子的分布可达到黄河流域。[32]西周早期气候温暖湿润，竹子在河洛地区应也有广泛分布。但随着气候的干冷，竹子在河洛地区乃至整个北方的分布自然会大受影响。据考古学研究，黄河下游地区在西周末年经历了干旱事件，有些地方的地下水水位甚至比现在要低3米左右。[33]我们认为所谓“洛不出书”当就是西周中后期以及春秋时期竹子由于寒冷干旱在河洛地区分布减少的现象。“洛出书”与否，也还是一个气候和动植物分布的问题。
总之“河出图”“洛出书”以及“凤鸟至”等等祥瑞都是对西周早期动植物分布状况的描述。所谓“河不出图”“洛不出书”是指因为西周早期以后的气候持续干冷而造成的动植物分布变化，亦即大型龟类与竹子在北方分布的减少。这种动植物分布的变化可能因为气候的变化而反复，但至迟到孔子时，并未恢复到西周早期的那种气候温润而动植物资源丰富的情况。
无论是从“图”“书”本身的字义看，还是从古书的语境看，“河图”“洛书”都只是某种现实存在的实物。我们认为“河图洛书”即河洛地区之龟与竹。“图”即龟及龟甲，“河图”特指一种名贵的大龟及其龟甲，可能即发现于殷墟的中国胶龟。而“书”即竹子或竹简，“洛书”则是指河洛地区所生长的竹子。至于先秦旧籍所见作为文字载体的“图书”“书图”“图籍”，过去咸以为是指图画与竹简，但寻绎《韩非子》等书的文义，此与竹制或木质书籍一样是文字载体的图当非指图画，而是指清末以来才为世人所关注的甲骨文，在先秦，甲骨大概乃至少不比竹简次要的文字载体，许多最重要的文献如法典就记录在龟甲之上。[34]
至于所谓“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凤皇鸾鸟不降”等说法其实就是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动植物分布的南移现象的描述。西周早期气候温暖湿润，其后即逐步转向寒冷干旱。“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即因此造成的大型龟类与野生竹子在河洛地区分布的减少甚至消失。
来源：“历史地理学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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