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跨学科类重大项目。近日，记者采访了项目首席专家、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徐小力教授，请他介绍项目研究的有关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纳西族东巴古籍早在2003年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记忆遗产”，请您介绍一下这一重大项目的研究背景。
徐小力：东巴古籍是由具有独特图形及发音的东巴象形文写成。东巴象形文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该文字由象形符号、标音符号和附加符号组成，共有1400余字，文字形态处于早期古文字，比甲骨文还要原始，是人类文明史从口述向书面发展的典型，是探索人类文字发展进程的活标本，也是深入研究中国甲骨象形文字、玛雅象形文字、埃及圣书象形文字等的重要参照系统。纳西东巴象形文至今仍在我国纳西族使用，故被公认为“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化与藏族宗教文化有亲缘关系，在东巴经典中能够循迹民族迁徙的动态文化，内容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宗教、语言文字以及音乐、美术、舞蹈等学科。
东巴文是一种兼备表意和表音成分的图画象形文字，书写系统与一字一个音节不同，无法单从语音角度识别，基本表达单位不局限于语素一级，有时包括音节、句子，还需要借助记忆。东巴象形文字释读的图形数字化、语音数字化及内容数字化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现有的数字化识别系统及翻译系统难以适用。
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是将先进的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应用到文化遗产的保存、研究、传承、宣介等环节，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作，其技术核心为数字化采集、处理与展示。
《中国社会科学报》：建设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的意义是什么？
徐小力：东巴经典古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有助于揭示世界上原始宗教与民族的关系和中华远古文化源流的变迁历史；东巴文化所崇尚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各民族团结和睦、自然环境保护等精神，有利于当今文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与我国其他世界记忆遗产项目收藏于国内不同，东巴经典世代传承3万余卷，大部分散落国外，主要分布于美、德、英、法以及西班牙、荷兰、瑞典、瑞士、意大利等国家。
东巴经典研究也是国际性研究热点，具有大量国际化研究需求。但目前，东巴文化研究仍处于分散状态且彼此沟通不便，能释读东巴象形文的老东巴祭司已年逾古稀，传承正处于濒危状态。本项目研究运用现代信息科技手段，进行东巴经典文化信息的获取、汇集、处理、存储及传播，解决东巴经典独特象形文在图形识别、语音辨识、内容释读以及“形、音、义”信息及其共轨信息等方面的难点问题，统一修正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疑惑之处。该研究有利于对东巴经典进行保护、抢救、传承与发展，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广泛利用前景，也能大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该项目在跨学科综合研究中有哪些创新之处？
徐小力：这一项目是通过文、理、工大跨度学科交叉综合研究及国际合作研究的途径，以数字化、网络化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东巴文化研究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突破传统以纸质出版物抢救东巴经典模式。整体研究大体按输入数字化 、编目科学化、索引规范化、加工信息化、检索智能化、传播网络化、环境多样化等依次展开。具有创新意义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东巴经典信息的调研、汇集、整理、释读与翻译。汇集国内外收藏信息，实施国内外藏本数字信息采集，开展代表性田野调查搜集；聘请东巴祭司进行释读，按国际惯例记录释读过程，研究及提炼释读方法；分析藏本存量、来源、时间等，进行藏本分类、整理与编目，修正与充实现存编目等。
二是东巴经典数字化加工、检索与网络传播方式研究。研究提供数字化加工与检索方式，研究提供基于搜索引擎的多种数字信息检索、搜索及统计方法，形成浏览内容并建立语义关联及统计模型，研究提出数字网络化的现代传播手段及信息发布与管理方法，研讨虚拟现实环境及动画等现代传播方式等。
三是数字化、网络化国际共享信息平台建设方案及运行机制研究。研究平台体系结构，构建互动交流环境；研究网站构建、远程及无线信息共享方式；研究构建阅读环境，提供多种阅读方式；研究形音义信息多媒体、流媒体展示方式；研究提供基于平台的可异地远程学术研究与互动交流的方案。
四是数据库与知识库建库、管理及利用研究。针对东巴象形文字的特点及难点，研究提供面向东巴象形文字的独特释读数据库（包括词意、句意、事件释读数据库）、释读知识库（实现数据库和图形、音像等档案的管理及利用）及知识挖掘工具（可实现知识库更新优化等）；研究柔性开放式的数据库、知识库的架构及机制（新信息能够自适应升级及扩充）。
五是建立东巴经典信息的国际共享渠道及方式。探讨能够汇集及共享来自国内外代表性东巴经典古籍数字化信息的渠道，研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内外相关博物馆、图书馆、大学研究院所、收藏人等之间信息共享的方式，探讨涉及知识产权的信息共享途径及方案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项目研究的进展如何？
徐小力：目前研究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一是开拓了国内外合作与交流的渠道；二是在国内进行了东巴经典古籍的深度田野调研，对一些代表性古籍进行了抢救性采集与释读；三是国外经典古籍的收集、释读与编目获得了可喜成果；四是研究提出东巴文字编码与字库共享平台的信息管理方法，研究提供对复杂象形文资料的规范化管理途径，对纸质版、音像、音频、电子图片、国内资源、国外资源等分别命名并进行标注，以便于数字化查询共享；五是构建了东巴文化共享平台的软硬件框架，设计规划了字库及读音模式，设计数字化加工和信息检索与网络传播方式，制定规范东巴典籍编目方法等；六是提出共享平台展示体验方式，建立共享平台展示环境及网站；七是构建面向东巴象形文的释读数据库框架，提出图象识别方法。
(责编：赵晶)
东巴古籍由具有独特图形及发音的东巴象形文写成，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2002年3月，东巴古籍文献成为第一批入选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之一；2003年8月，东巴古籍文献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世代传承的东巴经典有3万余卷，但与我国其他世界记忆遗产项目多收藏于国内不同，东巴古籍文献大量散落在国外，收藏于十多个国家，东巴文化保护迫在眉睫。本期特别策划，我们邀请了相关学者就东巴文化的研究与传承，以及如何实现东巴文化世界共享等问题进行探讨。
纳西东巴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一支奇葩，以东巴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纳西学现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最近几年，东巴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显著的成绩。
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东巴文化研究如何进一步推进？可以提出的措施很多，但笔者认为，基础材料的收集整理和译注仍然是最基本、最紧迫的工作之一。材料是研究的基础，东巴文化的研究应从东巴经原典出发，才能提高其学术水平，避免那种辗转传抄演绎的无根之谈。但东巴经的书写有其自身的特点，东巴经的解读也有其特殊的困难，事实上也不可能要求一般的研究者特别是不通晓纳西语的研究者直接通读纳西东巴经，经书的解读已成为学科发展的瓶颈。面对越来越多的东巴文化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如何在经书和使用者之间架设一座便捷的桥梁，是我们当前亟须要做的事情。
“字释”是释读东巴文献的最好方式
所谓“字释”，是指对东巴文献进行逐字解释。为什么释读东巴文献要采用“字释”的方式？这是由东巴文献字词关系的特殊性决定的。东巴文在记录语言时，大多数经书都没有逐词记录语言，在文字排列时，多不成线性排列，还带有浓厚的图画色彩。
东巴经的传承是师徒口耳相传，东巴将经文熟记在心，做法事时背诵出来就可以了。东巴文的原始性、东巴经的特殊用途、东巴传承的习得方式决定了东巴经这种特殊的字词关系。对于东巴来说，经书只要写出一些关键词语，提示主要情节，就足以帮助他们“看图说话”。
为了帮助读者克服东巴经释读的困难，李霖灿等前辈学者创造了东巴经原文、国际音标记音、汉译、注释“四对照”的译注方式，给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成为后来东巴经译注的范式。但“四对照”因体例的限制，都是整句记音、翻译，不可能对每个字都有详细的说明，也不可能指出在此处是字的本音还是变音，是词的本义、引申义还是假借义，很难将东巴文献的字词分析落到实处。最早用逐字解释的方式译注东巴经的是傅懋勣1948年出版的《丽江麽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该书译注分“经文”、“音译”、“意译”、“解说”四部分。“解说”是对文字的逐字解释，有东巴文单字字形、读音、释义等，有时候还有对文化背景的解释。字形有时有对结构、字源的解析，读音有时标明音变、异读、方音，假借字则说明本义是什么、为什么在此处用。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洛克在1952年出版的 《纳西族的那伽崇拜及其相关仪式》中，详细翻译了《署与神鹏争斗经》，包括经书图片、每句的标音、每句的英译，还有每个字的解释，实际上也是字释的形式。洛克1949年8月离开中国，他对经书的翻译，应该是此前完成的。可以推测，洛克采用字释方式翻译东巴经，应该是和傅懋勣同时的。
“字释”这一术语最早见于方国瑜、和志武1981年出版的《纳西象形文字谱》。该书《纳西文字应用举例》部分所举各例都分 “文献原文”、“字释”、“全句标音”、“全段句读和音译”四部分。“字释”解释文献每个字的形、音、义，包括字形结构、音变方音等、本义引申义。如果是假借字，则要解释其假借义和读音。如果有一字读多次、有字无词、借形字等情况，还要作出适当解释。“字释”在解释文献时每字单列一行，眉目清楚，所占篇幅根据内容多少伸缩自如，是目前为止释读东巴文献最好的形式，遗憾的是《纳西象形文字谱》所做的“字释”都是示例性的片断。
《纳西东巴文献字释合集》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
囿于篇幅和工作量很大、字词句落实困难较多等原因，后来的东巴文献译注者都没有采用“字释”的方式，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东巴经“字释”本仍只有傅懋勣先生所作的两种。2011年，我们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纳西东巴文献字释合集》（以下简称《字释合集》）获得批准，表明国家和学术界对采用“字释”方式释注东巴文献的认可和支持。
《字释合集》拟选取有代表性的东巴文献100种，以“字释”方式进行译注，每种独立成书，最终成果共100册。其中从前人“四对照”译本中选取50种，通过田野调查新记录民间收藏经书40种、东巴文应用性文献（地契、账簿等）10种。
“四对照”译本中选取的50种经书，包括李霖灿《麽些经典译注九种》中的7种、丽江县文化馆20世纪60年代翻译的22种经书中的5种、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33种、《哈佛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书》中的5种；通过田野调查新记录的40种经书，包括云南香格里拉县三坝乡和洛吉乡15种；四川木里县俄亚乡、依吉乡、云南宁蒗县拉伯乡等地25种；应用性文献10种为宗教文献之外的独特类别。
以前刊布的东巴经书，多是丽江的纳西支系的经书，由此，这次新调查刊布的白地、俄亚等地的纳罕、汝卡支系的经书和应用性文献，在地区、支系和文献种类方面，是对原有经书文献的补充。
每种文献译注文本均包含前言、文献字释、文献简明字词典及索引三部分。最终实现合集的代表性、科学性、可读性、经济性和学术性。
《字释合集》是可为多学科提供服务的基础工程，对于民族古文献的抢救整理、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东巴文化研究的学科建设，对于普通语言学、普通文字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将东巴文献变为便于使用的材料，减少初学者和研究者的困难，也为了减少重复劳动，有必要选择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献，按“字释”的方式进行译注，作为学习和研究的基本材料。这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学科深入发展的必由之路。
《字释合集》可为《纳西东巴文大字典》、《纳西语大词典》的编纂积累材料。现有的李霖灿、方国瑜、洛克三部东巴文字典，最早的距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且各有局限，现迫切需要一本能反映最新研究成果，收字更齐全、体例更完备的字典。字形方面，应有正体、异体、适当的字源说明和方域差异辨析。语音方面，应有正读、异读、适当的方音辨析。释义方面，应有本义、引申义、假借义和适当的词源辩证。此外，还应标明出处，使读者可以复按。《字释合集》逐字逐词分析东巴文献，制作相应的语料库，且每篇文献都要编写简明的字词典，为研究者提供了较经济的基本典籍。
《字释合集》有助于民间现存东巴古籍的抢救和保护。据我们调查，云南香格里拉县三坝乡、四川木里县俄亚乡等地，东巴文化保存较好，民间所藏经书都超过1000册，从未正式刊布。随着农村交通、通信的改善，这些地方的东巴古籍流失损毁严重，急需大力抢救。课题组收集调查和刊布这些地方的经典，可以提高当地政府和群众的认识和积极性，推动东巴古籍的抢救和保护。
像东巴文这样形态原始的民族古文字，其经典的整理译注以何种模式为宜，学界已进行了几代人的探索。“四对照”本看起来东巴文献原文、国际音标记音、汉译、注释俱全，但使用起来，特别是外族学者使用起来仍觉无从下手，这促使我们对原有的各种译注模式进行反思。我们在长期的研究中深感“四对照”本的不足，认为将“字释”形式进行改进和完善，可能是使用效果和综合效益最好的模式。《字释合集》是第一次大规模东巴文献字释的实践，对于民族古籍译注模式的探索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责编：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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