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前的一次环法旅行，见证18世纪图书业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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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2021-03-07 09:36
作者：于京东
1778年5月底，伏尔泰逝世。7月2日，卢梭病故。就在这两位启蒙运动最重要也最家喻户晓的先锋旗手辞世之际，盗版业与印刷商们嗅到了金钱的味道，洞悉时事变化、深谙市场行情的他们很快意识到，必须在读者痛失两位精神领袖的时刻“主动慰问”，抢先推出、销售他们的遗作和著作全集。于是乎，巴黎、里昂、日内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纳沙泰尔等境内外的出版社迅速行动，一面参与到抢夺手稿的竞争中，一面派遣图书推销员展开环游法国的商业考察。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美]罗伯特·达恩顿 著
高 毅 高 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公司出版
一场旧制度下外省城市的商务旅行
卢梭去世3天后，纳沙泰尔印刷公司便派出了推销员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这家公司成立于1769年，得益于普鲁士的庇护，在1776年《百科全书》的再版与重印中“撞大运”曾大赚一笔。但好景不长，1777年法国政府发布打击盗版与走私贸易的禁令，要求海关、总包税所和国内书商行会全力销毁各类盗印、偷运、走私的图书，再加上路易十六执政、内克尔改革和北美独立战争，出版社需要尽快分散销货，同时评估内外形势对业务的影响。
从7月至12月，法瓦尔热先后到访蓬塔利耶、隆勒索涅、布尔格、里昂、阿维尼翁、尼姆、蒙彼利埃、马赛、图卢兹、波尔多、拉罗谢尔、普瓦捷、卢丹、布卢瓦、奥尔良、第戎和贝桑松等主要城市，并深入考察沿途各市镇，马不停蹄地拜访客户、调查书商、打探消息、洽谈业务、回收款项，同时保持着及时的信件、日志与报告书写。正是这样一段旅程中的记述，被长期耕耘纳沙泰尔市藏档案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所意外发现，在近50000封信件与数以万计的资料中，他还原了法瓦尔热的出差经历，连同这一时期出版社与各地书商的往来记录、订货清单与销售报表，从而呈现了一个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式的旅行故事。
乍看之下，故事主人公是法瓦尔热——纳沙泰尔公司的旅行推销员。如同这一时期的货郎担、施工队、测绘师等众多巡游法国的职业，它是在各类契机的促成下应运而生的：识字率的大幅提升，各地图书市场的兴起，皇家科学院的测量工程与地图出版，路桥建设大跃进后的旅行便利等等。不过，在达恩顿看来，图书推销员这一行根源于十分独特的需求，即“在自由尚不可求年代，让读者可以拿到书”。为此，他们不仅需要顾及产业上游的创作、出版与印刷，还要及时了解下游的产品征订、分发、运输、销售与回款情况，其间种种越界、违法、交易与商战信息更需时刻关注。法瓦尔热可以说是最早一代的“产品经理”，他随身带着公司的最新目录及样品，推销、拓展市场，调查同行、书商、承运人与摊贩的业绩与“信用”（confiance），同时活用新教徒组织、熟人网络和公司线人，搜集各类情报：都在卖些什么书，谁家印些什么书，读者订阅什么书。这也正是达恩顿史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即18世纪那些流行于法国的书籍是如何出现、生产、流传，又如何在读者那里被阅读的？
来自地下图书世界的“人间喜剧”
为讲好这个故事，达恩顿沿用其一贯的口语化写作风格，以引人入胜的情节来铺陈叙事。从《启蒙运动的生意》到《屠猫记》，再到本书《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他都试图通过对出版商、盗印者、偷运人、小商贩等普通人物的讲述，“让他们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20世纪“新史学”运动的宗旨所在。与法国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对16-17世纪法国社会文化的研究一样，达恩顿不是依赖于档案和数据统计基础上的量化或系统研究（事实证明也不一定可靠），而是选取大革命前夕图书世界的几个断面——确切地说是广大地区中18个城市的案例，这些个案研究逐一将畅销书的定量分析与信件、报告、日志的解读结合起来，并借由法瓦尔热这位“以在18世纪的社会条件感知图书需求并予以满足为业的专家”的一段旅行呈现出来。通过他1778年在法国各地的推销、拜访、谈判、交换货品及秘密调查等活动，我们看到旧制度最后的一二十年里一幅幅千姿百态、酸甜苦辣、挣扎求存于图书贸易行业的众生相，他们中有书店主、承运人、偷运者、流动商贩等，涉及人物众多，单是详细考察过身家背景、经营状况、订购书单与信件往来的就达25位之多。
这些求生于当地图书市场的一个个底层人物，是达恩顿故事的真正主角。作者跟随着纳沙泰尔的推销员，一路见证了全景式的行业生态与阅读生活，而且穿插着横向的地域比较与纵向的时段分析。达恩顿甚至时不时将过往著作中的“主角”（比如《启蒙运动的生意》中的盗版商迪普兰、《警探整理他的档案》中的戴梅里）拉来“客串”一番，让我们看到图书世界里从哲人、写手、商贩到走卒之间的多样生活，更是强调了这些场景、人物之间彼此交织的历史关系网络，基于这种阅读史的网络我们也可以推及到更深层次的关于近代法国文化的诸多思考：旧制度下的政治结构与社会形态、启蒙运动的下行及其思想传播过程、新型阅读方式（城市的沙龙、俱乐部、咖啡馆、外省及农村书商的读书会、借阅室、故事会）与公共舆论的成形等等。
尽管法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罗杰·夏蒂埃不赞同“书籍的力量必然导向启蒙或革命的某种目标设定”，但不能否认的是，阅读发展出了一种对旧制度及其生活的批判态度。达恩顿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推进了20世纪以来的心态史研究，提出“观念的社会史”路径——即在启蒙运动中的法国，观念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态度和价值观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书籍产业的上游与下游之间，普通人又是如何努力生活的？
从本书所统计的结果看，1778年法瓦尔热拜访的商户中仅有几家得以维持经营到革命之后，大部分在1783年前后就已销声匿迹，他们同出版社的书信往来也戛然而止。这其中自然不乏个体因素，比如卢丹的马勒布、布卢瓦的莱尔，这些失败者的共性是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指望一夜暴富，过度下单，以致无法有效维持收支平衡。也有的是因为残酷的同行竞争，虽然印刷商、书店之间有时会交换货品，增加多方盈利的可能，但更多时候充斥着谎言、奸计、举报与恶意倾轧。不过，这些不足以解释：为何大部分的外省图书产业在1780年代以后都走向了衰败？
其实，达恩顿在书名中已埋下线索。随着阅读的深入，通过纳沙泰尔推销员的眼睛，读者慢慢看到了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1777年和1783年的法国政府禁令对各地图书产业是毁灭性的，借用马赛大书商莫西的话就是：“十年后所有的零售书商毫无疑问都会破产。”其次，北美独立、英法交恶，不仅造成贸易与经济形势的恶化，还带来更直接的两种负面效应：一是相较于买书，人们的钱更急于应对1775年后的其他危机——如歉收和失业；二是公众更关心政治，在阅读形式上贪多求快、粗枝大叶。最后，18世纪末，图书出版所承载的时代使命似已到了力竭阶段。为何？达恩顿在书中没有明说，但不难推测：新的信息媒介与阅读形式（报纸、杂志、小册子）如同火山喷涌，其灵活、低成本、时效性与大信息量有效满足了阅读需要。人们不是不再喜欢图书，而是被更新奇、快捷的出版形式慢慢征服了，后者也更适应当年暗流涌动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舆论。与之相应，一度享受了启蒙运动红利的国内外盗印与出版也走向了末路。大革命来了，从边境到法国各地的地下图书世界反而消失了。在1778年旅行的五年后，法瓦尔热同图书产业告别，与兄弟经营食品杂货生意去了。他的老东家纳沙泰尔出版公司此时正濒临破产。
理解异域文化的“入门手册”
对于读者而言，理解18世纪法国的图书世界无疑也是一场异国他乡的“旅行”，就像1778年独自上路的图书推销员一样。对于法瓦尔热而言，好在有《出版年鉴》（1777）、《卡西尼地图》（1750-1815）、《法国实景录》（1715）这些指南，可助他在陌生城市走家串巷、捕捉传言。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好在也有达恩顿的这本书，为我们理解近代法国的外省社会与阅读文化提供了“指南”，而他本人则像机智的图书推销员，在这场学术之旅中不时用脚注列出自家和他家的“图书目录”，供读者选择，包括《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等。于是乎，达恩顿跟着法瓦尔热，我们跟着达恩顿，完成了一场环法的文化之旅。对于意犹未尽者，达恩顿提供了进一步“订阅” 的去处——www.robertdarnton.org，他就像18世纪外省的小书商，为了增强读者持续参与的热情，设立了一个私人借阅室。
原版书英文的主标题——ALiterary Tour de France，原是一种很传统的叙事题材，从中世纪的王室巡游、学徒环法到近代兴起的各类游记、旅行文学，都将人与土地的连接点作为布景，折射出一段时间内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结构，亦即达恩顿所说的“意义系统”。1778年，法瓦尔热的环法考察只是这一时期无数商业旅行中的一段。种种迹象表明，大航海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只会让各类旅行加倍、加速，而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地的图书产业与市场竞争也只会更残酷更复杂，关于它们的解读，则是在达恩顿关注之外、更大范围内欧洲与世界的商业帝国与知识传播史了。
（作者系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 责编：张义文
瑰丽的东方世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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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日报2021-03-07 09:40
作者：陈文波
“很遗憾，她只能赢得很少的读者。”这是北京大学段映虹教授对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惋惜。2014年，她在接受深圳一家媒体采访时作此番表述。作为一名法语教授，彼时，她刚刚翻译出版了尤瑟纳尔的《苦炼》。十年磨一剑，译本得到的评价颇高。不过，段映虹依然惦记着尤瑟纳尔的《东方故事集》，那是她特别喜欢的一部作品。
在业内，段映虹并非高产的翻译家。之所以如此审慎，是因为她不想潦草对待自己喜爱的作品，否则既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于是，直到2021年初，我们才看到段映虹翻译的这本《东方故事集》。虽然姗姗来迟，但很是惊喜。
在翻开段译版《东方故事集》之前，先来了解下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法国文学史上有两朵著名的“雏菊”（雏菊的法文就是玛格丽特），一朵是杜拉斯，另一朵就是尤瑟纳尔。由于电影《情人》热映的缘故，杜拉斯在国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而尤瑟纳尔少有人知晓。对此，段映虹表示很不理解，在她看来，两者是完全不同分量的作家。事实上，作为法兰西学院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院士，尤瑟纳尔在文学界影响相当大，一生获奖无数，她在世时作品就入选了“七星文库”。许多知名作家如卡尔维诺、王小波等，都曾受她的作品影响。显然，尤瑟纳尔值得拥有更多的知名度和传播度。
其实，尤瑟纳尔并非作家的本名。她1903年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比利时人。虽然从未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她那与众不同的父亲，让阅读和旅行成为她真正的学校。在法国北部、南部和巴黎，尤瑟纳尔度过了优裕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自青年时代起，她又长期奔走于欧洲多国和美加之间。
18岁那年，尤瑟纳尔出版了人生第一部作品，也就是在这时，她将原来姓氏凯扬古尔（Crayencour）的字母重新组合，变成了尤瑟纳尔(Yourcenar)。后来，这个笔名就成为她的正式姓氏，最终成为国际文坛熠熠生辉的名字。
大量的阅读和旅行，让尤瑟纳尔成为知识型作家，她的文字与众不同，优雅而别致，轻快而沉着。1938年，《东方故事集》出版，这部短篇集共收录了10个故事，篇幅不长，相当好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东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地理东方。所以，10个故事中不仅有中国、日本、印度等地传统故事的演绎，也有取材于巴尔干地区的歌谣传说。
阅读《东方故事集》，你会很快陷入尤瑟纳尔那“天外飞龙一般想象力”所构造的文字世界中，在她的笔触里，东方瑰丽而多彩，迷人且令人向往。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很容易找到神笔马良、源氏物语的影子，听到印度神话、东欧歌谣的片段。坦率而言，不管是哪个故事，其实都是作者对东方的想象和哲思。因为，尤瑟纳尔并没有真正地抵达过东方。但你得叹服，尤瑟纳尔是真正地阅读过东方的，她在笔下，诠释了自己对东方的理解。
这在《源氏公子最后的爱情》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篇脱胎自《源氏物语》的小说，尤瑟纳尔完全抓住了日本文学的神韵，以季节变换，书写人生时间的流逝，文笔细腻婉转，哀而不伤，别有一种美丽。
在中国传说为背景的《王浮得救记》中，尤瑟纳尔更是通过国王大段大段的话，来阐述她所理解的东方——这恰恰像整本书基调一般，以西方之视野，演绎传统的东方故事。
尤瑟纳尔在1978年《东方故事集》重印时说，集子的最后一篇是《科内琉斯·伯格的悲哀》——唯一一篇非东方故事，这篇的主人公是一位荷兰画家。之所以收录进来，就是想和第一篇的中国画家王浮相比照。同样是画家，前者消失在自己的画中，后者则陷入了忧郁的沉思。
这本书里的十个故事，尤瑟纳尔或许并没有表达明确的哲学观点，但细细读后，你总能品味出一丝哲理。无论《死者的乳汁》里伟大的母爱，抑或《寡妇阿芙洛狄西娅》中的殉情，《失去头颅的迦梨》里灵与肉的对话，都充满了尤瑟纳尔对东方的解构。作为读者，我们未必需要从中延伸想象太多，但通过阅读这些篇章，能停下来静静做一番思考，那就够了。
在段映虹的译本之前，《东方故事集》早已多次被中国翻译家们推介到中国，毕竟她是如此的优秀和迷人。此前，曾有三个译本，受时代语言习惯影响，各有千秋：1986年漓江出版社刘君强翻译本，以《东方奇观》为名出版；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是由多人翻译，最后合集出版；2007年上海三联书店版，由著名翻译家郑克鲁操刀，却有不少争议。
对比之前的三个版本，时隔14年后，上海三联书店推出的本次段映虹译本，从语言上，显然更适合当下的阅读习惯。同样是女性的段映虹，不仅敏感地把握了女性写作者的心理，还在遣词造句中，力求摆脱浓厚的翻译腔，还原出原作的明丽优雅风格。段映虹曾说，尤瑟纳尔一本书写了很多年，我花很多年时间去翻译，也很正常。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上海三联版中，还选用了法国画家乔治·勒穆瓦纳的插画，风格清新自然，和内容相当契合。
尤瑟纳尔是一个伟大的名字，想要认识她，便意味着一段漫长阅读的开始。如果你准备好了，不妨先绕开更出名的《苦炼》和《哈良德回忆录》，从《东方故事集》入手，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瑰丽的东方世界正向你徐徐展开。（陈文波）
有思考才会有质疑，有探索才会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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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2021-03-07 09:38
作者：许钧
大学毕业至今已有45年，多年来渐渐地养成了习惯，喜欢每天读一点书，思考一点问题，写一点文字或译一点东西。前些日子，与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的年轻学者探讨学术问题，我谈了自己关于学术研究与自身成长的一些看法：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场所。一个学者，应该一直处于读书、思考和写作的自觉状态，这是一种常态。前段时间，我把这些文字结集出版，献给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译道与文心》所收录的文字，在某种意义上说，都与书有关，是写书、译书、编书、读书留下的一些记录。这是一条翻译之路，寻求的是翻译之道。
《译道与文心》 许钧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间，我想到了故去的林煌天老先生，他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翻译事业的贡献是翻译界有目共睹的，对青年翻译人才与青年翻译学者的帮助是巨大的，他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更是中国翻译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可谓译家、译事、译论，三位一体；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熔于一炉；系统、开放、创新，三头并进。我也想到了沈苏儒老先生，记得他在80多岁高龄给我写信，信一直珍藏着，他在信中表达了对中国翻译研究的深刻思考，提出中国的翻译研究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的译论，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尤其要重视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挖掘。基于此，他身体力行，撰写了《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此书的价值是多重的，因为在我看来，当我们冷静地回顾、思考、检点中国译学百年来所作的种种努力，梳理其发展的脉胳，探索其成败的奥秘，总结其建设的得失时；当我们试图追寻中国译学探索的百年踪迹，对21世纪译学发展提出自己的想法、观点或构建真正意义上的译学体系时，我们不能不把目光投向近代意义上的译学开创者——严复，不能不去探究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之说何以具有永久生命力，不能不去思考他为我们的译学发展所建立的奠基性的功勋。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翻译研究，对于西方的借鉴很多，模仿也很明显，创新较少。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其实，人文学科的创新特别不容易，需要继承、积累、探求与交流，也需要质疑，需要思想的交锋。鉴于此，我一直特别关注中国翻译学界的同行在翻译探索之路上所取得的进展，对翻译学界所出现的不同想法、不同观点、不同意见持开放态度。对于翻译学界同仁提出的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观点，我们更应持鼓励、肯定、支持的态度，通过学术争鸣，导向新观点、新发现、新收获。
对谭载喜的《翻译学》，我的立场是坚定的，在为该书所写序中，我想表明的就是对翻译学建设的 “认识、立场和观点”。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学科，应当享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对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探索，虽然学界一开始就有较大的反对声，但我仍然为他的著作写了序，还写了书评。生态翻译学基于（西方）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受惠于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是一项翻译学和生态学的跨学科研究，是中西结合、古今结合、文理结合的产物。当然，生态翻译学理论并非完美，但我们应当鼓励这种探索的精神。对黄忠廉的“变译说”、奚永吉的“翻译比较美学”、顾正阳就中国古诗词曲英译展开的系统研究、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等，我一直予以关注和支持。对于学术探索，这些新观点的萌芽是特别可贵的。
读书与思考是互为促进的。这部小书所记录的文字，是我读书与思考的印迹。读书要有思考，有思考才会有质疑，有探索才可能有所发现，提出自己的看法或新见。在思考中，我们力求思想是开放的，目光是探寻的，胸怀是开阔的。就翻译而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的对象、路径、方式、工具与手段，都发生了许多大的变化，有的学者对翻译的“忠实”观提出了否定的主张，认为翻译无需忠实。特别是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的加快，中国文学外译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对中国文学是否要主动走出去、翻译是否要恪守伦理原则等重大问题，学界有很多模糊观点。面对翻译的新现象和不同观点，需要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思考，更新观念。
我觉得，首先，翻译需要重新定位，要对翻译有本质的认识，从翻译与语言、文学、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上去考察翻译的本质性特征，正确认识翻译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对于人类自身发展、社会进步与文化创造的重要贡献；其次，要树立动态的历史发展观，认识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起的积极作用；三是翻译要坚持其伦理价值，不要把功利性的一时变通之策当作永恒的价值追求；四是研究翻译与理解翻译，应该有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关照，尤其要重视翻译服务国家需求所起的特殊作用；五是应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进行思考，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目标来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翻译界应在探讨“如何译”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认识，在“何为译”“为何译”“译何为”三个层面进一步思考。
作为翻译学者，对书，我有特别的感情。《译道与文心》记录的就是一个翻译人的书缘，爱书人珍贵的收获。我学习季羡林的论述，对翻译的重要价值有了新认识；读好友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对翻译的历史观有了新理解；读许渊冲有关翻译的思考，知道了何为翻译家的担当和“美”之于文学翻译家的意义。就为学为人而言，从《红与黑》第一位译家赵瑞蕻的书里，看到了不灭的“诗魂年年放歌”的“天真与激情”，在外国文学界领军人物柳鸣九先生的书里，发现了“朴素的存在与真性的光芒”；在亦师亦友的翻译学者兼翻译家金圣华教授的书里，悟到了“少一分虚假的伟大，多一分真实的平凡”的重要性；在法国友人郁白大使的书里，感受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悲秋情怀”。正是在读书、思考与写作的漫长历程中，我知道了“求真”的艰难与意义，也知道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更坚定了自己继续前行的决心：探索无止境，永远在路上。心在，文才有生命。
（作者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 责编：张义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