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惹祸的背后
刘晓林
批评因何惹祸？主要与如下有关：1、批评者的批评的确出了问题。2、被批评者的自身判断的确出了问题。3、整个社会系统的确出了问题。你我试想，如果存在了3个“的确出了问题”，批评不惹祸才怪！
（一）批评者的批评的确出了问题。
当下中国的批评者很多，貌似说真话的人也不少。为什么这样讲？你我发现他人或社会的“病”相对容易，谈真实感受相对容易。若发现的深刻，谈的正确则实在不容易。 我认为批评中常常出现下列问题：
1、批评者主观。
作为高等动物的人拥有了情感势必有形成主观的倾向，这无可厚非。但你我要尽可能的做到批评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全盘否定被批评者。至少在批评的过程中能够自圆其说，能够做到“对有理，错有据。”
举例如下：在张瑞田先生《从段成桂到毕政》一文中提到：“以往，各个省的书法家协会主席都是具有全国影响的书法家。”其实呢？各个省的书法家协会主席（包括美术家协会主席）并非都是具有全国影响的书法家！名不副实者大有人在！！
又如：郭庆祥先生在《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说：“这位名家其实才能平平……” 你我凭心而论，这位名家（范曾先生）真的才能平平吗？就艺术本身而言，我倒真的希望中国多一些像范曾先生这样的名家。
2、批评缺乏细节论证。
在相当多的批评文章中会出现这种现象：批评对方的“好”和批评对方的“不好”都用了相当的篇幅，而“不好”在哪里却语焉不详。也就是说，只有泛论而没有细论。
举例如下：在张瑞田先生《从段成桂到毕政》一文中提到：“看他的字便知，毕政是业余书法爱好者……”我想如果作者对此分析一下会更好！更容易让读者理解。既然作者能对段成桂先生的“好”（学识和才华）有具体赞誉（切中汉隶肯綮，求索行草奥秘，深究学问，探析笔法，形成了个人的风格，受到专家与读者的称赞。）那么为什么不能对毕政先生的“不好”分析具体些呢？
又如：郭庆祥先生在《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说：“他的人物画虽然是写实的，但其中不少连人体比例，结构都有毛病。他的书法是“有书无法，不足为式”，装腔作势，颇为俗气。他的诗不但韵律平仄有毛病，而且，在内容上，不少是为了自我吹嘘而故作姿态，不足挂齿。”在论证中最好说明问题的是举例子、做比较。否则，大量的泛论的确对讲清楚问题是一个障碍。
3、批评中出现了前后矛盾。
批评者往往为了批评而批评，于是某些论据在自己需要时是对的，在自己不需要时变为了错的。进而出现了自我搏击（武林中传说“中神通”使用“左旋右搏”）的尴尬局面。
举例如下：在张瑞田先生《从段成桂到毕政》一文中提到：业余也好，专业也罢，与担任主席的资格没有关系……有着长期新闻职业生涯的毕政先生，一定会选择前者，重视吉林省书法家的群体利益，把“主席”的职位看成为吉林省书法家服务的机会，把“主席”的责任，与一个省的文化发展、书法进步、人格修炼联系起来。”既然作者都已经意识到了，作为省书法家协会的主席业余没关系，若能推动书法发展也已经不错了；那么又何必纠结于“高官”的业余与专业呢？
又如：郭庆祥先生在《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说：“当年,有朋友找到我，希望我收购200张他的作品。那时候，这个画家境遇不顺，希望卖掉些画渡过难关。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尺4000元，不那么离谱。我随即打了200多万过去……我认为，这位画家的这些大同小异、毫无艺术个性的礼品画，最多只值数百元，但事实上现在却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一幅。这既有辱艺术，也是对收藏家的不公平，伤了收藏家的心。”同一段文字中前面称“每平方尺4000元不那么离谱”，后面却转为“最多只值数百元”。在常人看来，这里面的转折实在太大！个中三昧，难以言明。
（二）被批评者的自身判断的确出了问题。
如果说任何人都拥有评说批评其他的权利，那么相对应的便是任何人都有被评说批评的可能。当前中国各界所谓的名人们被评说批评本是极其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屡次出现“怒而拔剑”的现象？我认为除了批评者的批评方式、内容等的确出了问题外，被批评者自身也一定有可以改正的地方。当被批评者的自身判断（包括对自我定位、对相关专业的认识程度、对他人的包容等）的确出了问题时，即使批评者的批评再正确，其早已树立了防卫甚至反击的“铜墙铁壁”。
中国各界“学浅、见狭、识不足”的普遍存在使得大师遍地、大王漫天，文化界更是如此。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是极其耐人寻味的民族，在它的构成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一支那便是中国文人。由于中国文人的存在使得中华民族在耐人寻味的特征上又增添了更多的令人琢磨不透。我想：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文人将其他“类型”的中国人所拥有的梦想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进行了淋漓尽致的上演：作为文人，他们对文人以外的种种（行业）都想尝试，最终还是做了文人。他们当中多为不情愿，但多又为无奈。夸张些讲，整个人类社会中最值得研究的"超级矛盾体"便是中国文人。顺时万丈豪情,逆时牢骚满腹；一心无欲却而内心不甘；向往清心寡欲却表现唯旗是夺；孤傲自标却不能独善。
被批评者大多是中国各界所谓的名人们，被批评且动辄“兴师动众”者大多是名人之中所谓的诸般文人们。他们因为自己的主观努力和客观机缘使得享有比大多数人要多许多的荣耀、社会地位、话语权……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忘记了西方的“认识你自己”与东方的“知人者智，自知者强。”于是不自知与不清醒充斥了自己的大脑，于是自己无所不能了，于是对自己忘乎所以、惟我独尊的言行习以为常了！
谁也不可能掌握全部的学问，这方面(这些方面)精通了另一方面(一些方面)一定欠缺些。对此是不需要证明的，“此消彼涨”已经把世间事讲透了。以“毕政先生事件”为例，身为一省书协主席在书法上是业余书法爱好者又如何？退而求其次，若能做到对全省书法工作的推动和发展也是功莫大焉！术业有专攻，在专业上承认便是、努力便是、提高便是。依靠所谓的“行政力量”来对批评者采取跨地区“封杀”又何苦呢？（2012年5月30日，湖北省文联主管的《书法报》在第21期第五版刊登了一则“致读者”声明称：“本报近期所刊一篇言论文章，涉及吉林省书协现任主席毕政先生、原任主席周维杰先生，多有失实偏颇之处，给二位先生造成不良影响，此乃本报相关编审人员审稿把关不严所致，谨向毕政先生、周维杰先生表示歉意，并向广大读者致歉。”）
大家、大师可遇而不可求，他要靠无数的实例和伟大的时空来证明。真正的大师哪能批评的倒呢？人这种自以为是的所谓的高等动物很矛盾、容易形成对自己、对他人的偏见！人有了情感便使得主观随之而来，轻微的主观不可怕。可怕的是过度的主观，违背了”道“的主观，它们常会导致毁灭。在21世纪的的中国艺术界竟然出现了“大师强求”事件——因他人对自己“大师”的质疑而与批评者通过“裁定方式”来“一决雌雄”！这实在是貌似聪明的滑稽。一个人认为自己优秀并不错，错在认为自己最优秀并且公开宣称进而容不得他人质疑。当我们公开宣称自己是世界第一时，我们有什么理由指责他人以世界第一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呢？在范曾先生与郭庆祥先生的“对垒事件”中我曾写过这样的文字：我希望若干年后的后人回首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可以心平气和地讲：“那个时代的人们没有把本属优秀的事物推向了杰出甚至伟大，更没有将80分视为了不及格甚至一无是处！”天堂的我们会痛哭涕零：“谢天谢地！谢谢自己！”
中国当代的被批评者（所谓名人们），他们一方面在要求着他人的Fair Play（公平竞争），而自己却在单方行使着Unfair play（不公平竞争）！鲁迅先生说：“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我在此要讲与先生对着来了的话：“所有人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恰逢其时。尤其对中国当代的名人已经不强制不足以奏效了！！” 时空是最好的评判师，对艺术、对文学、对一切。被批评者可以与批评者平等对话，阐述观点，但强制式的裁决只能更加凸显自己的不自信，更加向世人展现自己确实存在的“小”。
（三）整个社会系统的确出了问题。
中国社会的经济高速发展与文化等上层建筑的不同步导致了系统的不规则。或者说，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社会系统出现了问题。 当一个社会中的批评事件需要通过相关国家部门来裁决对错时，说明什么？当人们难以界定批评的合法性时，说明什么？ 这是一个缺乏思想独立的时代。满腹经纶、才高八斗的知识人没有了思想的独立。拥有自己的躯壳却过着别人的人生，没有自己的DNA。他们遵循默守着别人的“所思所言”，每当提及事物必引证东方世界的AB、西方世界CD来作为自己的护生符；仿佛ABCD一出，自己的所论所为就徒然正确无疑了。放眼时下的中国拥有独立思想的知识人已经成了濒临灭绝的珍稀“异类”了。思想独立的对面是思想的迷信，在思想上的“依附”导致了中国的知识人在各个领域鲜有创建性。
这是一个无视常识的时代。许多人在拥有大量知识的同时却把常识给忘了！价格哪能与价值划等？一个人的影响力哪能完全等同于一个人的实际才能？万物一旦在宇宙间存在后立即受制于众多因素，一个人的成名或成功也是如此。许多的常识若被你我印在脑海中，你我就不会在与人的交往中徒然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最基本尊严。
这是一个权势猖獗的时代。达尔文的“优胜劣汰”法则在这个社会里演绎得淋漓尽致。权势本为政治的产物，殊不知：它已然渗透到了文化艺术界！？不管你是多么杰出的艺术家，你必须要拥有权势。否则，你的作品只能是自我欣赏的“麻醉品”而已。艺术家、作家、文艺工作者等因专业优而仕，仕后在专业上一落千丈的比比皆是。第7届中国美协中竟然出现了令人吃惊、可能是破天荒的14个美协副主席，近几年艺术中的垃圾品和名家大师一同多了起来。五花八门的权势艺术和御用艺术接连诞生！文化艺术中本该是重中之重的人性不见了！！
这是一个鸣人盛行的时代。什么是鸣人？九天居士的自定义：符合自吹自擂或借助其他来过度夸大自己所具备的才能从而获取社会地位和影响者皆可纳入鸣人范畴。当下的中国之所以产生不可胜数的鸣人与民众对名利的过度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名来利往，非鸣不足以吸引名利！本来是有人名的人成为了忘记自己“人名”的“名人”，进而肆无忌惮起来——于是，社会上的“非人”多了起来！名人（鸣人）也许光彩夺目，而其大多笼罩了幻影；人名也许暗淡无光，但谁又能剥夺其曾经的存在？关注名人（鸣人）的国家也许会更发达，关注人名的国家则更能反映人之为人的大美人性。
这是一个浅薄至极的时代，这是一个娱乐至上的时代，这是整个社会系统的确出了问题的时代……批评不惹祸才怪！ 当你我谈批评而色变，当批评成为了人们的心灵负担，当批评可以冷不丁转换为违规甚至更严重……批评惹祸的背后所折射出的问题需要包括批评者、被批评者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