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24品
□李敬东
四、大盂鼎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做器者是康王时大臣“盂”而得名,与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
清朝道光年间,大盂鼎出土,被岐山首富宋金鉴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他把鼎转卖给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鉴在考中翰林后出价三千两白银购回了宝鼎,但在他去世后,宋家后人以七百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左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
大盂鼎铭文拓片(局部)
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珍藏。虽然也时而有人觊觎此鼎,但毕竟潘氏位高权重,足可保全大鼎无虞。至潘祖荫故去,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他珍玩一起,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大鼎作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弥显珍贵,堪为传家之宝,不轻易示人。光绪末年,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大盂鼎为己有,均为潘祖年所拒。但端方之欲始终为潘家所患。直至辛亥革命暴发,端方被杀,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过贪婪的权贵端方这一劫难。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中国,找潘氏商谈出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回绝。1937年日军侵华,苏州很快沦陷。国将不国,人命难保。此时潘祖年已作古,潘家无当户之人。当此危难之时,潘祖荫的侄孙承厚、景郑等人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
经反复遴选,潘家人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落的堂屋。这是一间久无人居的闲房,积尘很厚,不会引人注目。潘家人苦干两天两夜,才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又将室内恢复成原样。整个过程除潘家人以外,另有两个佣工和一个看门人参与其中,均被反复叮嘱要严守秘密。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日军在潘宅反复搜查并挖地三尺并没找到珍玩,只得作罢。日军占领期间,潘家看门人曾几次盗掘了若干小件珍藏,卖给洪姓古董商人,但大鼎过于沉重,无法搬动,得以幸免。
光阴荏苒,在历经十余年战乱之后,新中国成立了。潘家人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对文物的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落成,大盂鼎入藏此馆。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
大盂鼎铭文书法的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居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大盂鼎铭文虽属西周早期金文,但书法体势严谨、布局规整,结字、章法雄壮而不失秀美,布局整饬中见灵动,达到了十分精美的程度。加之器形巨大,造型端庄堂皇、浑厚雄伟,故作品呈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恢弘格局,从而为世人瞩目。(4)
来源:《中国书画报》书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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