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24品
□李敬东
四、大盂鼎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做器者是康王时大臣“盂”而得名，与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
清朝道光年间，大盂鼎出土，被岐山首富宋金鉴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他把鼎转卖给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鉴在考中翰林后出价三千两白银购回了宝鼎，但在他去世后，宋家后人以七百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左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
大盂鼎铭文拓片（局部）
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珍藏。虽然也时而有人觊觎此鼎，但毕竟潘氏位高权重，足可保全大鼎无虞。至潘祖荫故去，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他珍玩一起，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大鼎作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弥显珍贵，堪为传家之宝，不轻易示人。光绪末年，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大盂鼎为己有，均为潘祖年所拒。但端方之欲始终为潘家所患。直至辛亥革命暴发，端方被杀，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过贪婪的权贵端方这一劫难。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中国，找潘氏商谈出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回绝。1937年日军侵华，苏州很快沦陷。国将不国，人命难保。此时潘祖年已作古，潘家无当户之人。当此危难之时，潘祖荫的侄孙承厚、景郑等人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
经反复遴选，潘家人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落的堂屋。这是一间久无人居的闲房，积尘很厚，不会引人注目。潘家人苦干两天两夜，才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又将室内恢复成原样。整个过程除潘家人以外，另有两个佣工和一个看门人参与其中，均被反复叮嘱要严守秘密。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日军在潘宅反复搜查并挖地三尺并没找到珍玩，只得作罢。日军占领期间，潘家看门人曾几次盗掘了若干小件珍藏，卖给洪姓古董商人，但大鼎过于沉重，无法搬动，得以幸免。
光阴荏苒，在历经十余年战乱之后，新中国成立了。潘家人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对文物的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落成，大盂鼎入藏此馆。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
大盂鼎铭文书法的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居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大盂鼎铭文虽属西周早期金文，但书法体势严谨、布局规整，结字、章法雄壮而不失秀美，布局整饬中见灵动，达到了十分精美的程度。加之器形巨大，造型端庄堂皇、浑厚雄伟，故作品呈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恢弘格局，从而为世人瞩目。（4）
来源：《中国书画报》书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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