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书房，就不能不提中国的“士”。自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士”既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也不同于西方的贵族或上流社会。他们不受仕与不仕的约束，也非某一术业专攻的学者，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独立的精神和不可逾越的道德操守。他们无论顺达或坎坷，贫穷或富贵，皆怀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生活理想，作为士应该刚强有毅力，因为肩负实现仁德于天下为己任，故重任在身；至死不休，不也遥远吗？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中国士文化始终对中国文人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书房自然成为文人的精神生活空间和人格修炼场所。
过去，文人把书房也叫做书斋，斋是什么意思？《说文》：斋,戒洁也，是指祭祀前或举行典礼前要清心洁身，沐浴、素食数日，内心虔敬，外示安仪。后来文人就把藏书读书、修身养心之地称作书斋。在以后的建筑布局也讲究“气藏而致敛，有使人肃然斋敬之义，盖藏修密处之地”，聚气而足以敛神,令人有肃然起敬之意，由于为藏修密处,所以其建筑形式多不高大显露。随着时间的推移，书斋容纳进了更多的文人生活方式，象征了自己的精神栖息地。
我的曾祖，关中大儒牛蓝川先生写过这样一句诗，“炎凉不到神仙府，出入只须上下阶。欲问天心何处是，春风常在读书斋”。天心即位天道，书斋就是做学位、体悟大道之地。所以，中国文人的书房、书斋早已不仅仅是藏书，更是传承历代祖先对于生活的体验方式，是对自然和社会、文化、艺术的体验方式，是主人修身养性、关照内心、陶冶性情的空间，又是可在其中集器品物，甚至卧游天地。
文化并非符号，书房器物和文人雅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要义与高度。中国书房就是一个以藏书、书房家具、文房四宝、文玩清供等构成的建筑空间，成为文化的集中展示和进学之地，也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型生态环境。书房虽小，但讲究甚大。它具有主人的性格，带着主人的情感和个性的烙印，从书房名号、整体布局到每一件器物、每个陈设的细节都可以看出主人真实的性情和学识修养的沉淀。在书房里，与三五知己、十数友朋，或焚香听琴、或赋诗作画、或品茗清谈、或赏玩器物，人间清旷之乐，莫不如此。书房因文人的雅集生活有了鲜活的生命力。
可惜的是，中国书房文化与我们渐行渐远，直至隔绝。或许是孤陋寡闻吧，以至于在我的周围已然找不到真正韵味十足的中国书房了。见过藏书满架，甚至地上堆放的都是，但仅能称之为书库；也见过红木家具堆砌起来的所谓书房，真是富贵逼人，但已和中国文人的平淡天真、雅洁远逸之风相去甚远。当我们徜徉在大街小巷的茶楼、会所，尽管也是极尽中国风格设计之功力，但总还不是自己的私享之处，更无法能体现自我个性和文化追求。
刘禹锡说的好，“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们纵不能栖居山林，但即使混迹世俗都市，在充满浮躁的当下，最好也有至少一丈大小的书房：雅致清丽，不求奢华，但求简约，确有意境。绿竹奇石，案头清供，丝竹萦绕，可以玄想清谈，坐禅读书，即使无价值不菲的传世藏品、器物、家具，也岂不快意逍遥，自有一番自家风光。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就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体现，没有片刻离开，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是“道”了。忙忙碌碌的人们，常常感叹没有时间或有一闲适之地让自己静下心来，用心体悟生活和工作中的种种细节与经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中国式生活方式的文化因子，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最终还是会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听朋友说，穿上布鞋、对襟褂子就感到浑身血脉通畅；看着案头摆放的文房器物，也觉得赏心悦目。尽此种种，不容繁述。且不说能否体悟大道，至少可以是让自己释放压力、放慢节奏、安住当下，享受生活，活出自己的一方精神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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