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打来电话，二姨老了……我突然想到那个慈祥的胖老太太，她像一件残损的土陶器，砰然跌碎在我颤抖的心窝里。
我的记忆，瞬间定格在一九八三年隆冬的黄土高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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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雪，真大，漫山遍野，好像堆积了全天下的棉絮。那个冬天，二姨因心脏病死了好几个死。有一次，姨兄弟已经决定放弃抢救。大姐赶到后，摸着二姨的心口，不甘心接受眼前过于残酷的场景，她立即拔打了急救中心的电话。白衣天使迟迟赶来，妙手拦在二姨去往天堂的路上，她也终于收住蹒跚地脚步。
后来，用二姨的话说，可能是她该受的罪还没有到头。从那时起，二姨在坎坷的路上，老胳膊老腿，一摔打又是二十多年。有一次闲谈，二姨慨叹道，要不是你姐姐，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沤成土了。我说，主要是二姨坚强，从前那么难那么苦，大家都支撑着滚爬过来了，好日子刚开头，你老人家可得好好活着，福气都在后头呢。二姨开心而笑，好像幸福的大潮正从她苦难的缺口涌入，一点一点把她淹没。
我清楚的记得，母亲去世后，二姨不顾阻拦，带病赶来送行。那次，二姨因悲伤过度导致心脏病发作而休克，当时，把我们全都吓坏了。从那以后，每当想起二姨，我都为老人家的安危捏着一把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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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跟二姨生活在荒山野岭中的梨园。无月之夜，梨园上空的星星特别明亮，二姨家的窑洞悬挂在半天上似的，好像人人都能沿着那种实实在在的黑色攀升到星群里去。在那样的山沟里，二姨讲着故事，夜晚就像二姨手上牵引着的针线，越拽越短。现在，闭上眼睛一想，二姨就像一盏油灯，整个梨园上空都荡漾着忽明忽暗的温暖。
接到三哥电话的当夜，我像一个发烧的病人，迷迷糊糊中，断断续续地回忆着二姨经受的悲苦和对于我的关爱。
听大姐说，就在二姨险些谢世的那个冬天，二姨连一双袜子都没有，冻肿的双脚，伸在补丁摞补丁的鞋子里，艰难地挪着步子，每天还要做各种各样的活儿。二姨手上也布满了冻伤的裂口，看上去十分吓人。我实在想象不出，二姨是怎样忍受了那种钻心的疼痛。大姐说，二姨连件卫身衣都没有穿过，冬天只有一件光筒子老棉衣。后来，二姨家搬到火石山，那里山高地薄，生活更加艰苦，没有细粮接济，连咸菜都吃不上，一个玉米面团子就是一顿饭，直害得二姨打一个嗝就吐一口酸水。一到吃饭，二姨就发愁，有时强忍着饥饿，无奈之际才吃几口。大姐看着二姨受罪，像剜心一样，有时就把她接到身边，添置衣物，做点可口的饭菜。二姨感动得泪流满面，还说，我可享了大福了。一句话说得大姐心酸眼热，不知道该怎样安慰老人家才好。
第二天上午，我往老家打了几个电话，哽咽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也真是的，二姨没了，我能说什么呢？想起老家打来的一个个电话，我列数着上了年纪的亲人，对于他们的安危，我只能像顺应季节的转变一样，无奈又无法抗拒。然而，在所有亲人稍有疏忽之际，他们之中，就会有人掉队或者走出我们的行列。此时，身在异乡，想起逝去的亲人和越来越远的童年，悲苦从一个个长辈的形象中向我涌来。家，好像门前老槐树上空空的鸟巢，却突然传来了温馨而又哀惋的鸟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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