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由各级地方官员私人聘请的衙门顾问，他们没有正式的官职，社会地位较高，一直以来被视为官民衔接的纽带。明清以来，各司、道、府、州、县均设置了师爷这一职位。这一时期绍兴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涌现了一大批有志之士，他们来自民间，游幕四海，在各地府衙中扮演者智囊团的角色。
尤其是清初以来，绍兴师爷群体逐渐庞大，以其专业性和地域性的特点清朝各级官场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群体。清朝民间更是有“徽州算盘，绍兴刀笔”的俗语广为流传。自此，“师爷”成为绍兴的品牌名片，“绍兴师爷”也逐渐与“湘军”、“徽商”一样成为独具地方代表性的代名词。
“绍兴师爷”兴起的原因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早在东汉永建四年（即公元129年）起，山阴、会稽等地即设郡守，明清时期的绍兴府下设余姚、萧山、会稽、山阴、诸暨等8个县。可以说，自从秦汉至明清，绍兴一直是我国南方地区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交流中心。
清朝时期，绍兴府与杭州府东边紧靠钱塘江湾，延钱塘江西去可直达江西与福建，南边与宁波相邻，浮海可至粤闽，北部通有运河，亦可直抵中原，可谓交通发达，人员往来频繁。绍兴府内也是水道纵横，河湖交织，有效地沟通了府内八县。这些因素为绍兴本地的士人学子提供了四处游幕的基础条件，交通便利为这一群体带来了很大的优势。
其次，在历史文化因素上，绍兴自古以来就有崇文尚学，求取功名的历史传统。根据史籍宋嘉泰《会稽志》记载：“今之风俗好学……弦诵之声，比屋相闻”。在我国历代王朝之中，东南文化一直没有停止发展，东晋和南宋时期我国经济文化中心更是南移，中原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绍兴也一度成为南宋的临时首都，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使得绍兴人才辈出，然而面对科举考试这条道路，他们不得不面对僧多粥少的困境，越来越多的落榜文人为了养家糊口只能暂时选择师爷这条道路。明朝史籍记载：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万历年间沈德符说：“一人衙门，则前后左右皆绍兴人。坐堂皇者，如傀儡在牵丝之手，提东则东，提西则西”。
最后，绍兴人多地少的经济状况逼迫绍兴人士为了生计必须奔走异乡。自从南宋以来，绍兴的人口密度就一直名列全国前列。史籍《广志绎》中记载：“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释，咸延柔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非独城中居民也。”
而当时的河北却数十里没有一个聚落，河北一个县的人数规模没有杭城南北一个城市一半的人口。由此可见当时江浙地区人口稠密，当越来越多的绍兴人意识到本地谋生困难时，只有纷纷往外发展。
“绍兴师爷”的特点
一是“家族性”特点突出
明清时期的绍兴师爷之所以能在全国范围中脱颖而出，取得比湖南、安徽师爷更好的名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绍兴师爷懂得利用师生，同乡，血缘等一切手段来发展和壮大自己。
例如绍兴安昌当地就存在很多师爷家族，安昌人士许思湄任职师爷期间历经乾隆、嘉庆和道光三代，共计五十余年，他的兄长、子侄、女婿和外孙都有从事师爷的经历。此外，安昌徐家娄徐氏有五个师爷，娄氏家族共有六个师爷。根据许思湄的记述，安昌师爷们平时都会书信往来，互述近况。他们之间互为依托不仅有利于信息流通，也有利于个人的发展。
二是地域较为集中
绍兴师爷们意识到虽然血缘关系可以团结和壮大自己的势力，但是要想扎稳脚跟，还应深耕某地，在此编制稠密的人才网络。只有这样，势力一旦形成就会聚沙成塔，对当地政治局面产生持续性影响。这也导致绍兴师爷们选择入幕的地域范围被牢牢锁住。
例如前文所述的安昌人士许思湄，根据许思湄所著《秋水轩尺牍》记载，在他任职师爷五十余年，虽然其幕主更换了无数，但其足迹始终围绕今天的天津、河北、辽西和山西一带。
另外根据他的来往书信手稿可以推断他当时与自己多位任职师爷的亲友（例如娄心田、姚润）等人均有密切的书信往来，由此也可以判断，在这几位师爷的生涯中，他们一生或者至少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离开过现在的华北一带。
三是成就突出，有据可查
由于师爷这一群体大多由各地长官私人聘请，没有正式官职，他们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幕后出谋划策，因此虽然大家都认可师爷的社会角色，但是正史记载不多，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更是少之又少。但是绍兴由于此地科举产业发达，人均素养较高，他们善于辞令，善治案牍因此可供考察的文献记录存世较多。
根据史籍记载，绍兴科举成绩一直名列浙江前茅，在明代举人定额90人的规模之中，单单绍兴就会占据十余人的名额。明清两代，绍兴府更是累计出现了举人2755人，进士744人，状元10人，由此可见其教育事业十分发达。虽然很多人在此过程中落榜，走上师爷这条道路，但是他们寒窗苦读数十载，基本功扎实，这无疑为他们后来游幕各府之中打下了坚持基础。
他们在各地履职之时，也不忘记录自己在官场中点点滴滴的见闻。这些文献材料有的是各位师爷们处理公文的第一手资料，有的是自己奔走多年身为师爷的职业总结，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文献材料对于还原当初师爷们这一群体生活都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
“绍兴师爷”的评价
在清代，正所谓“无绍不成衙，师爷满天飞”，由于绍兴师爷们的势力逐渐庞大，后来很多的文学作品中就将“绍兴师爷”符号化。无论是《官场现形记》的何顺爷还是《歧路灯》中莫慎若、荀药阶和苏松亭三位师爷，亦或是《儒林外史》中的牛布衣师爷都是绍兴人。
说来也怪，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后世文人们的故意刻画仿佛师爷们不是绍兴人就总少了些味道。晚清时期的文人们也发现“说也奇怪，那刑钱老夫子，没有一个不是绍兴人，因此，他们结成个帮，要不是绍兴人就站不住脚。”
随着文学作品关于师爷们的形象刻画越来越多，尤其是到了晚清时期随着朝廷的腐败和吏治荒废，师爷这一形象变得越来越负面了。一时间，从前的饱学之士仿佛变成了草菅人命，颠倒黑白的刽子手。他们与各地知府、知县仿佛都变得玩忽职守，丧尽天良。
在这其中，不乏文学作品中的艺术虚构成分，他们为了刻画人物和情节需要把师爷们描述成一个个扭转句意，搬弄是非，只会罗织罪名的无耻恶人。但是历史真相绝非如此简单。
当今绍兴安昌古镇中仍建有明清师爷文化博物馆，博物馆房门柱子上写的是：“尽心尽言、仁恕求生”八个大字，石雕馆中的獬豸石像也象征着师爷们一生追求明辨忠奸、清平公正。由此可见当时师爷们在官场之中扮演着寄人篱下、非官而官、弄权幕后的社会角色。
现实生活中每日面临无数的达官贵胄和错案冤情，师爷们还是处处谨小慎微，他们秉持着清正廉洁、匡扶正义、睿智精明的职业操守决不越权，秉公执法为当地带来了正义与光明。
最后，曾几何时“绍兴师爷”仿佛成为了外地人理解绍兴文化的必备品，“绍兴师爷”与“绍兴黄酒”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民国时期，绍兴人出门在外还总是被冠以“师爷”的称呼。例如1926年，陈源为了攻击鲁迅就职称鲁迅身上有“他们贵乡绍兴刑名师爷的脾气”，石厚生也认为鲁迅的写作风格“词锋诚然刁滑得很，因为这是他们师爷派的最后武器”。
尚且不论鲁迅被诋毁的具体缘由，也不论他究竟是否为绍兴师爷，但是从人们对绍兴人的刻板影响中就可以得知师爷文化对当地产生的影响力。至于后来，绍兴师爷逐渐变成晚清官场中舞文弄法的刀笔师爷形象，如何不让世人唏嘘叹息。
参考文献：
沙虹，《清代小说中的“绍兴师爷”及其典型性》，教育教学论坛，2019年6月第23期；
陈嘉扬，《绍兴师爷的另一面》，教育教学论坛，2018年5月第20期；
成颖佳，《绍兴盛产师爷原因探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第3期；
金剑栋，余慧菁，谭莹洁等，《绍兴师爷群体性现象及其成因探析——以“安昌师爷”为例》，秘书之友，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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