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藏镇山高路险,2708户4109名救助对象散居在这个坡那个坎,要全面掌握这些人的基本情况,殊为不易。“链子村的杨大娘,丈夫去世,儿子精神受刺激;骂丫村的沈志强,瘫痪在床,儿女不问,一个人住着杈杈房……”全镇困难户的情况都在谌贻贵心里装着。
今年51岁的谌贻贵,1984年高中毕业到乡镇工作,今年已满30年。“1992年乡镇合并后到珠藏镇,从农机站、土管所干到现在的社事办。”一直在乡镇工作,但是骑上摩托车还是2003年的事情,“之前家里条件困难,也没有水泥路,只有靠两脚走路,直到1999年才买了辆自行车,走路时间长了落下坐骨神经痛,经常腰疼。”
“手机、摩托车,这两样东西离不开。”除了赶场的日子,因为到镇里了解政策、办理手续的群众比较多不下村外,其他时间谌贻贵几乎天天往下跑。“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干干净净下去,灰头土脸回来。”
摩托车一个月能烧300多块的油,手机话费也有300多块,“电话号码印在便民册子上,多的时候一天接30多个电话。”谌贻贵说,“每月600多块额外开支,从来没有找单位报销过。”
虽然辛苦,但工作苦中有乐
除了社事办主任,谌贻贵还兼着敬老院院长,隔三差五都要到敬老院去转转,“没有工作处理,和老人聊聊也好。”
刚进院子,68岁的左天祥迎了出来,老人憨实木讷,说不出热情的话,两只手却硬拽着谌贻贵去他房间坐坐。左天祥年轻时未娶,老了入赘一个寡妇人家,却遭儿女白眼。谌贻贵了解到情况后把他接进了敬老院,“在这吃得好、住得好,我有高血压,平时都是院长找车带我去医院。”左天祥说。
“像左天祥这样生活需要人照顾的,全镇有28户,每次下村都要到他们家里去看一看。”谌贻贵心里记得清楚。
珠藏镇的主要干部都有包片负责的村子,谌贻贵也不例外。山高路陡,摩托车只能骑一段,剩下的还得靠一双腿,早上吃饭下去,往往下午三四点钟才能回来,中间只能饿着。
“看来是群众工作没做到位啊,都不留你吃饭。”记者跟谌贻贵开玩笑。孰料他脸一板,随即叹了口气:“老百姓家不忍心吃,村干部家也不忍心长期吃,你说留钱给他们,哪个有要的。”
2008年冬天,贵州遭遇罕见的凝冻冰雪灾害,全镇停水停电,谌贻贵冒着风雪到银山村去发放救灾物资,在小路上不慎摔进一边的沟壑,胸部狠狠砸在了一块大石头上,断了8根肋骨,所幸送医及时,保住了一条命。
工作虽然辛苦,但谌贻贵说苦中有乐,“走到哪里,群众都主动打招呼,很受尊重。”他记得岳父去世那年,为办丧事买了头猪,村民秦宝忠二话不说替他把猪杀了把肉切好,“我原来没有身份证办不了存折,是你给我开的户籍证明办了卡送到家里来。”若不是秦宝忠主动提起,他已记不起这件事。
“黑脸包公”,对家人多是歉疚
“这么多年的民政工作,经手的钱不少于5000万元,但是从来不敢拿一分钱请村干部吃饭。在工作上,腰杆是挺得直的。”这是谌贻贵的底气。
在贫困山区,民政干部跟群众牵扯最多的,莫过于低保。每次低保评议,需要经过群众会、村干部评议、张榜公示三关,“该给的给,不该给的,一个也不上报。”为这,谌贻贵得罪了不少人,成了“黑脸包公”。
珠藏村一村民因为吸毒贩毒坐了8年牢,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来找谌贻贵要低保。谌贻贵耐心给他讲政策,找工作,孰料此人并不领情,撂下一句狠话:“你不给我,转身就去抢。”“你今晚要抢,明天就手铐上身。”面对威胁,谌贻贵毫不胆怯。
不止其他村民,和自己的婶娘,也因为低保搞僵了关系。“她是有点风湿和关节炎的毛病,但这不是重病,而且有儿女赡养,吃国家低保是有严格条件的,不能偷着送人。”婶娘却不理解,见了面不睬他,这些委屈,谌贻贵只能默默承受。
谌贻贵抱憾的,还有自己的母亲。“2012年腊月的一天,我正在敬老院照顾老人,家里打来电话说母亲摔进一条两米深的坎坎里,腿部骨折,但是这边的工作丢不开,一直到晚上8点多才忙完赶过去。”讲到这里,谌贻贵语气沉重了许多,“家里的事情管得少,有很多的歉疚。”
采访结束时,已近下午5点,本想与谌贻贵招手说再见,不料他一头钻进车里要回镇上,“还有一堆活要干。”他笑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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