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八派分裂刍议（八）儒家学派的自我演进

四、儒家八派的演进与复一
诚如上文所叙，在战国初年，孔门弟子开始走向了思想分野，并先后建立了八个学派。至西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将儒家思想定位一尊，这是的儒家思想则早已复归为一。换而言之，即儒家八派至少在西汉武帝之前走向了相对的灭亡与绝对的一统，儒家八派也各自完成了其独特之演进。以下，请分而述之：
1.曾氏之儒：儒家学派的自我演进
在先秦儒家的传播过程中，有一家派别是坚决不能不提起的，因为其在孔孟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先期儒家赖其而传，后期儒家赖其而发。这一派别的领袖就是曾子。因而我们仿照《韩非子·显学》的模式，称之曰曾氏之儒。张居正说：“圣人传授心法，惟曾子独得其宗也。”便可以知道曾氏之儒的重要意义。
在《论语》之中，曾子共出现十七次，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孔门弟子之一。并且曾子还是孔门弟子中仅有的三位被称为“子”的人。他的主旨思想在于忠恕和孝道。《里仁》篇第十五章：“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里把曾子称名，所以“子”字必指代孔子无疑。孔子向曾子说：“我的道是用一种东西贯穿始终的。”曾子就解释成忠恕。但忠恕毕竟是二而不是一，所以有人就认为曾子的回答是有问题的。台湾大学傅佩荣教授甚至认为，曾子的回答中“而已矣”三个字是太不负责任的，完全是初中生说话的口吻。傅教授甚至批评说这是孔子教学失败的案例。因为“忠恕，违道不远”，语出《中庸》，可见忠恕并不是道。并进一步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乃是“仁”的思想。
这种说法乍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却依然是存在问题的。首先，“吾道一以贯之”，贯穿道的并不会是道本身，所以不能因忠恕不是道而否定其贯穿道的可能。其次，《卫灵公》篇第二章：“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可以见得孔子所寄托的一以贯之的力量不是知识，而是超脱知识以外的精神力量。《公冶长》第二十七章：“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这里强调学习的重要，但同时也说明，学习的行为必然以忠信为基础。两者之间必有可以“一以贯之”的力量。前文引《卫灵公》第五章“子张问行”一则，孔子以忠信之道诲子张，子张书诸绅。也可以见出忠信之道的力量和其贯穿性。《卫灵公》第二十三章：“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见恕道也是一生的行为准则。
所以孔子之道，能够贯穿之一的精神正是学习、忠、信、恕。这也正是《述而》篇第二十四章说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就以“恕”行之终身；文，就是不断的学习。而在曾子看来忠、信和学习是同一系统，而忠为最重。《学而》篇第四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三者同居于一系，而忠为之最先，可以说明这个道理。所以曾子把孔子“文行忠信”四教衍化成了忠恕二字，并用此二字贯穿曾氏一系的儒家道统的始终。曾氏一派的孔门后学也因而完成了儒家思想的第一次自我演进，便是化“文行忠信”为忠恕思想，而忠恕之间更突出于忠。
其二，曾子还重视孝道。我们知道，二十四孝之中，便有一则是曾子的“啮指心痛”。《孟子》中尤其盛赞他的孝道，《尽心下》记载：“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离娄上》记载：“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把曾子和曾元的孝行进行对比，强调奉养老人以养志为最孝。这里还是将孝道以情感为主，养志一说也是在于强调孝的精神性。但是在曾子一派过分强调孝道以后，孝就成为了一种一味的顺从，而这种顺从有时连强调“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子路》18）的孔子都看不下去。有两件事很能说明其中的道理，其一则载于《孔子家语·六本》：
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
孔子的“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可以看成是对孝的另一种理解，当然最主要的是对曾子这种“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的愚孝的一种反对。《论语·泰伯》篇第三章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这是把身体发肤列为孝道的起源，自此以后孝道日渐变得具体与繁细。
曾子对父亲的毫无保留和一贯正确，彻底放弃了子女能够直言父母之过的可能。从而使伦常更为机械，子女对待父母绝对服从，此风愈演愈烈，从而丧失独立的人格，沦为父权的附庸。这也是曾子学派对儒家思想的第二次演进。而在曾子之道传承过程中，此种思想更为强化，系统化和理论化。如前文所引《大戴礼》中曾子之徒乐正子春的言论则更加具体与过分，自己扭伤了脚，竟然也上升到“忘夫孝之道矣”的高度，并定下了君子孝的具体行为准则：“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举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己，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则可谓孝矣。”把《孝经》上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精神贯穿到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所以言谨行慎，失去自由。
关于《孝经》是否为曾子所作，说法亦为不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汉书·艺文志》：“《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有学者以《孝经》开篇“仲尼居，曾子侍”为由，认为“这里直呼孔子之名‘仲尼’，称曾参为‘曾子’。足见《孝经》的作者不可能是曾参自己。”其实这种论法也值得商榷，因为前文已探讨过孟子与子思的师承关系，孟子便是在他的著作中自称为“孟子”而称自己的师祖为“子思”的。（见《离娄下》）何况孔子之弟子若子贡等，称其字为“仲尼”已有先例（见《子张》诸章），并不足为怪。至若朱熹所谓“篡取《左传》诸书之语为之”，则未尝不可看做《左传》诸书转引《孝经》。依笔者之间，在没有过硬的证据能够证明《孝经》非曾子所作时，不可轻易推翻《史记》及《汉书·艺文志》等书的说法。
据《孝经》，孔子之教曾子，“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虽然事君在孝道实践的过程中不过是一个中间的环节，但由于曾子对忠道的重视，事君在孝道的实践过程中于是变成了最重要的部分。《孝经》说：“以考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则中国人的君父意识和忠顺思想首先出现。由于其过度地强调孝的顺从性，并把这种一味的顺从与忠的思想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中国人在政治上独特的忠孝观和孝治统治，同时用孝的温情加强了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中，助力完成了儒法合流，使儒家完成了最后的演进——“内圣外王”的儒学体制得以实现，并统治了中国思想界两千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