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祖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对我的老家影响还是蛮大的。事实求是地说，有利，也有弊。就我们村而言，还是利大于弊的。
利的方面有：一是水利设施得到了大大改善。村里修建了一座水库，建了两座电灌站，村里因此也通了电，开始进入“楼上楼下，有了电灯还缺电话”的电器时代。村民还修建了三条水渠和一条耕路。二是改田改地，村里增加了不少水田种水稻了，解决了当年稻米不够吃的大问题。
学大寨二十多年的“改田换地运动”，我们村主要将四种田野边的旱地——坟地、菜园、茶园、大洲，都改成了水浇地。
最先改的是坟地，所有田野里的坟墓都迁坟上山了。我那时虽然还小，没有参加过这种迁坟改田的，但也凑热闹去看过挖出的棺材。里面还有衣服呢，一旦看到骷髅，吓得不得了。
坟地改完了，就改菜园地。几乎把靠近水田的菜地都改为水田了。我家在全村是最倒霉的，菜园被改了二次。我现在大脑里最早的记忆画面就是——估计是三、四岁的时候，奶奶在离我家不到一百米的西边菜园地里干活，我一个人在菜园里玩耍。记忆中好像菜园里还有坟墓的。这块菜园东西两头都是路，高出南北走向两边的水田很多。如今，这丘田依然是比两边的田都要高些。我家第二次被“革命”的菜园，真是太可惜了。这块菜园，在我家大门正前面，离家门口也不到一百米。它足足有一亩地。四周都有我最喜欢吃的野草莓。东边连着路，路下面就是茶园，每年搭建像廊桥式样的南瓜廊是最省事的。其它三面都是水田。我记得这三个面的边缘都种了桃树。桃树的枝条伸向水田的上方，许多桃子在菜园里摘不到，我就站在田埂上摘桃子。因水田比菜园低很多，有时还需要爬上菜园磅，伸手把桃树枝扯下来才能摘到。
能改水田的菜园都改完了，那就开始改茶园了。留在我的大脑里，有三次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记忆。第一次，是参加地名叫“萝卜园”的茶园改田，做的事情就是斫茶棵树。其实，萝卜园地势低洼，又紧邻率水河，每年的雨季都要被淹没的，是不适合种水稻的。分田到户后，农民大都改种苞萝了。前些年，玉米价格低，比不上茶叶价格好，好多农户又恢复了茶园。
第二次，好像是1973年吧，是到泥干参加改田。干的活就是和妈妈一起抬石头。当年，村里想把泥干（原来是个古老村庄，被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长毛”战火焚毁掉了）一块旱地改成水田，这就需要从率水河里抽水灌溉，那就要建电灌站。这要投资好多钱啊！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生产队哪里有这么多钱啊？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县革委会、区公所、人民公社都派了驻村干部住进我们发动大家搞运动。县里派来的是水利局的一个姓李的领导，在他的多方联系、上下奔跑，终于批来了我们村建设电灌站的项目。这一来真是太好了，太感谢这位李领导了。建电灌站的材料都是上面提供的，我们村只负责出劳力就行了。首先要开通从泥干村村尾到村头一条大水渠（干渠），这就需要砌一条大坝。村里几个会石匠活的男人负责砌磅，其他的都要四处找石头抬石头。抬石头是包工的，好像每100斤是3分工。依稀记得，由于我还小，不能抬大石板，只抬一些几十斤的石块，妈妈就用一只畚箕跟我抬的。每次起抬时，她总是把畚箕上面的绳子撸到她身边，尽量让我肩上轻些。
第三次，是在大洲上抬石头、挑泥筑坝。那是 1975年的冬天，生产队按照上级的要求，将村庄对面，率水河东岸的一个大洲改成水田。全队社员真的是像天天插在大洲洲头的红旗上写的那样 “战天斗地”了一个冬天：首先是在大洲的上游沿岸用河里的石头砌筑了一条长一百多米，宽约两米护洲大坝。其次是将原来种苞萝的旱地改成一丘一丘的水田。我那时正读初二，只是在周末和寒假里参加了。记得抬石头是和哥哥搭伴的。那时我刚刚出力（土话，开始发育有力气了），虽然只有15岁（刚刚14周岁），但基本和大人一样出活了。后来，挑泥筑坝，我就一个人单挑了。因都是包工，这个冬季的周末和寒假挣了不少工分呢。具体多少，确实忘记了。
第二年夏天，改造好的大洲上十来亩水田插进了早稻禾苗，被洪水淹了几次，收成只有一半。晚稻莳下去，只能靠古老的人力水车车水浇灌，因为那里没有通电，不能用抽水泵灌溉。后来分田到户，生产队还是按照旱地分给农户的。农户种的还是苞萝、红苕、黄豆、芝麻之类的旱季作物。这几年，也都改种茶棵了。
默灵写于2017年10月23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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