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在武汉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完成博士后研究；1998—2015年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曾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国古代史学科带头人；2015年至今，任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宋史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宋代财政史》《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宋代茶法研究》《宋代海外贸易》等。
[摘 要]海上丝绸之路经历千年的发展，在宋代出现了巨大的变革，不仅中国海上贸易空前繁荣，整个亚洲海上贸易也全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经济重心南移、造船业和航海技术进步，以及宋朝相对积极开放的贸易政策等因素推动下，中国对外贸易重心完成了由陆上丝路向海上丝路的转移。宋代中国海洋经济的变革及西亚商人掀起的印度洋沿岸地区和东南亚海岛地区的早期伊斯兰化两股潮流相互激荡，催生了海上丝路新的运行机制。中国形成了成熟的近海区域市场，成为进出口商品供给和分销的重要平台，以及联系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枢纽。浙东和福建沿海地区形成了工商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及“重商轻农”的思想观念和生计方式，孕育出滨海地区新的海洋性地域特征。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海岛地区贸易空前发展，并进入早期伊斯兰化时期，形成了巨大和稳定的贸易动力。在亚洲海上贸易全面繁荣的推动下，南海贸易体系最终形成，将印度洋沿岸、东南亚和东亚海域各国整合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国际市场体系。在海上贸易发展推动下，宋代海洋知识、海洋观念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催生了若干新的文化因素。海洋不再是一个荒诞的神仙世界，而成为充满商机、聚财生利的现实世界和生存空间，人们的海洋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出于护佑航海的需要，海上神灵信仰有了巨大发展，并出现若干新的变化。外来的宗教信仰也通过海上贸易传到中国，并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宋代海上丝路的新变革、新机制在宋代以后持续增长，使亚洲海上贸易具有了持久稳定的动力；即使明清实行“海禁”政策，也无法阻挡亚洲海上贸易前进的步伐。
关键词：宋代 海上丝路 贸易地位 运行机制 新格局
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变革期。对外贸易重心由陆路转移到海路，海上丝绸之路运行机制、海洋观念和文化出现新变化，整个亚洲海洋发展由此进入新的阶段。已有研究对宋代海上贸易制度、商品构成、贸易港口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对宋代海上丝路发展出现的新因素、新变革作一系统的论述，力图全面地概括宋代海上丝路发展的新格局。
一 海上丝路对外贸易重心地位的确立
中国古代西北、西南和海路通向境外的三条路线分别被称为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籍对三条丝路的明确记载始于汉武帝时代（前141~前87），而实际存在可能更早。汉唐时期，北方丝路长期占据对外交通的主导地位。首先，是政治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汉唐政治重心在西北，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是王朝安全的重心，经营西域具有了钳制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战略意义，即汉武帝“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故宋代以前“史之所纪，其西北颇详而东南尤略。盖其远而罕至，且不为中国利害”。例如，西汉在政治力量推动下，西域与中原“使者相望于道”，一岁“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这是南方丝路和海上丝路不具备的条件。
其次，汉唐时期经济重心在北方。在交通困难，奢侈消费品作为远距离贸易主要商品的时期，长安和洛阳两大都市为中心的地区是出口商品主要供给地和进口商品主要销售市场。“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唐代通过丝路来华的外商——下至卖胡饼的小贩，上至资产亿万的大商，长期定居长安。
再次，汉唐时期中国的贸易国主要是西域、中亚和西亚诸国。汉时，大夏、大宛、康居、安息等是汉朝的主要贸易国。这些国家“善贾市”，“欲（与汉）贾市为好”。甘英欲往通大秦时，“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大秦）交市”，即垄断中国与罗马的贸易，故意阻止。魏晋南北朝时，龟兹、于阗等国仍“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唐代西突厥兴起后，积极介入丝绸贸易，将丝绸贸易推向了高峰。公元8世纪中叶，回鹘与唐的绢马贸易将西北丝路贸易再次推向高潮。西北丝路的开通，将中国内陆与地中海、伊朗、印度间的经济交流圈联系了起来。
南方丝路僻处西南，以蜀地和云南为主要腹地，发展规模和贸易地位始终不能与北方丝路比肩。汉代海上丝路以徐闻、合浦为起点，用小船辗转循岸航行，“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从徐闻到黄支，不计中途耽误，单程需要十二个月，“不者数年来还”，航程中充满蛮夷剽杀人、风波溺死等危险，也无法与北方丝路并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权较为重视海上交通，海上贸易有了较大发展。贸易条件更好的交州和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主要贸易港。孙吴政权曾派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南北朝时期，交州“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广州也是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此时期还出现了从东南亚经海南岛以东直达广州的航线。法显《佛国记》记载，其所乘商船本欲自苏门答腊往广州，“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即从深海直航广州。隋朝常骏出使赤土，走的也是这一航线，从广州约五十余日达赤土国。但海上丝路还未有西北丝路“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的盛况。
唐后期和五代时期，海路贸易已经显示出赶超西北丝路的趋势。广州有“蛮胡贾人，舶交海中”，“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黄巢（820~884）攻陷广州后大肆屠杀，“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田神功（?~767)平刘展之乱，扬州城中“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这与西北丝路的繁荣景象并无二致。与此同时，唐朝在西域、中亚的影响和控制力却迅速下降。天宝九载（750），高仙芝（？~756）在怛罗斯大败于大食，“安史之乱”后唐朝军队基本从西域退回关内，西域和中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长安由“开元之前，贡输不绝”变成了天宝之后“槁街之邸，来朝亦稀”。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后，人们更愿意选择畅通而便利的海路。唐代宗时（762~779）滞留于长安的境外使节达四千余人，唐政府计划“自海道各遣归国”。往印度求法的僧侣也多选海路，《大唐求法高僧传》所载六十位西行求法僧人中有三十三位取道南海。
五代时期，西北丝路交通相对于海上丝路进一步衰退。西域地区与中原政权保持朝贡关系的只有回鹘和于阗，朝贡次数也比较有限。据《五代会要》统计，回鹘朝贡中原政权共七次，于阗朝贡共五次。而且后晋、后汉时“回鹘每至京师，禁民勿私相易，其所有宝货皆中卖入官，私下市易者罪之”，到后周太祖才“命除去旧法，每回鹘来者私下交易，官中更不禁诘”。另一方面，南方吴越、闽、南汉等政权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吴越的贸易规模仅从其进贡宋朝的香药珠宝数量即可见一斑。干德元年（963）贡香药十五万斤，另有犀、牙、金银、真珠、瑇瑁器等。开宝九年（976）贡乳香七万斤，另有犀、牙、香药等。宋太宗朝多次贡万斤以上香药及其他珠宝。闽政权也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南汉也重视贸易，宋朝灭南汉当年（971）就置市舶司，可见其海外贸易不仅规模可观，且已有制度化的管理。
宋代西北的贸易与五代相比有很大发展。西夏占领灵州（今宁夏吴忠市）以前，中原交通西域的主要道路灵州道是畅通的。西夏占领灵州后，灵州道断绝。宋朝与西域通过青唐道交往，至北宋末始终畅通。甘州政权“每遣使入贡，即为德明所掠”，“宗哥诸族皆感朝恩，多遣人防援以进”。吐蕃主动维护此道。拂菻国入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青唐，乃抵中国”，于阗入宋也“道由黄头回纥、草头达靼、董毡等国”。青唐道的贸易规模不小。熙宁五年（1072）王韶说，“蕃中物货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回纥、于阗、卢甘等国人尝赍蕃货，以中国交易为利，来称入贡”，“所赍物货上者有至十余万缗，下者亦不减五七万”，西夏也“频遣使者，商贩中国”。
但与海上贸易相比，宋代西北丝路贸易已居于绝对次要地位，对外贸易重心已由西北陆路完全转向了东南海路。其显著标志有三：一是海上贸易规模超过了陆上贸易。宋代市舶收入首次具有了财政意义，是陆上贸易所未曾有的。北宋前期，市舶收入在30~80万（缗或复合单位）；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每年平均收入约为110万单位，绍兴二十九年（1159）达到200万缗。《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所载绍兴三年（1133）、十一年（1141）进口品超过400种，也是陆上贸易未有之盛。二是设立了管理海上贸易的专门机构（市舶司）和制度（市舶条法）。北宋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设立市舶司。南宋在广州、泉州和明州设置市舶司。市舶条法鼓励本国商人出海及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制定了发放公凭、保任、发舶、抽解、博买等管理措施，实即确立了海上贸易领域国家与商人的共利分利机制。这样的机制是汉唐至宋代西北丝路所没有的，持续推动了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三是海路贸易商人规模全面超过了陆路贸易。宋朝商人获许出海贸易，凭借商品优势和技术优势，成为海上贸易的主导力量。此一时期，阿拉伯商人也掀起了向东商业扩展的高潮，形成了陆上贸易不能比拟的贸易力量。史籍所载北宋境外“朝贡诸蕃”共42国，其中海路入宋者有30国，约占73%。南宋时，北方和西北诸国都与宋朝终断了朝贡关系，保持朝贡关系全部是海上诸国。“朝贡”国事实上主要是贸易关系，反映了对外贸易重心向海路的转移。
宋代海上丝路主导地位的确立是多种因素综合推动的，鼓励中外商人贸易的政策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经济、技术、市场的发展则是更基本的推动因素。宋代南方经济发展和经济重心南移，使出口商品供给和进口商品消费的中心都转移到南方。宋代海船大则5000料，中则3000料，载重以载米计约合今180~300吨，相当于900~1500头骆驼总载货量。宋代能综合运用牵星术、地表目标、水情和指南针导航技术，海上贸易在运输成本、运输规模等方面有了陆上贸易不能比拟的优势。加之中国传统贸易结构是本国手工业品与海外香药、珠宝等资源性商品相交换，而瓷器、丝绸等主要出口品供给地已转至东南地区，香药珠宝进口品的主要产地就是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这些因素，决定了对外贸易重心在宋代不可逆转地转移到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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