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我仅以个人之见介绍发现DNA结构的来龙去脉。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尽量抓住战后初期英国的气氛,当时许多重大事件就发生在那里。我希望本书将说明这样一种观念,即科学很少会象门外汉所想象的那样,按照直接了当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的。相反,科学的进步(有时则是倒退)往往全盘是人为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物本身以及文化传统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为此,我试图在书中再现我对当时的有关事件和人物的最初印象,而不是对自从发现DNA结构以来我所知道的一切作出评价。虽然,后者或许更为客观,但它却无法真实地反映一种冒险精神。这种冒险精神的特征是年轻人的自以为是,并且认为真理一旦发现就言简意赅、尽善尽美。书中的许多评论似乎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公正的。但是,对于某种新生事物缺乏全面了解就匆匆地评头论足的作法,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不管怎样,本书叙述的是1951-1953年期间,我观察事物的方法,其他一些当事人和他们的想法,以及我本人的情况。
诚然,书中涉及到的人谈起往事肯定会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因为我们的回忆绝不会完全一致。再者,对于同一桩事看法也不会完全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说,要缜密地写出一部发现DNA结构的历史,似乎我们都无能为力。不过,我感到有必要介绍一下双螺旋结构是怎样发现的,因为科学界的朋友对此颇感兴趣。对他们来说,这本书叙述的内容即使挂一漏万,也聊胜于无。更为重要的是,我以为很多人对于怎样“从事”科学研究这一点相当生疏。我当然不是说,一切科学研究都是按本书所描述的方式进行的。事实远非如此,科学研究方式之繁多,济济然如世间人群。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复杂的、互不相容的宵小之徒的贪欲和正人君子的坦荡作风并存的科学界里,DNA的发现绝不是一种特殊的例外。
早在发现双螺旋结构之际,我就酝酿着要写这本书了。因此,我对跟这一工作有关的许多事件的记忆比对我生活中其他事情的记忆要完整得多。那时,我每隔一个星期就给父母亲写一封信。我写作时广泛地利用了这些信件,它们为核对许多事件的确切日期帮了大忙。同样重要的是许多朋友所提的宝贵意见,他们读了初稿,有的还为我的某些不完整的叙述作了详细的补充。毋庸置疑,我和其他人的回忆会有出入。因此,本书只能看作是我个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本书的前几章是在森特-乔尔吉(Albert Szent-Gyorgyi),惠勒(JOhn A.Wheeler)和凯恩斯(John Cairns)的家中写成的。我要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安静的房间和面对窗外大海的书桌。后几章的写成得助于古根海姆奖学金,它使我能够短期重返英国剑桥,并受到伦敦金氏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会成员的热情款待。
在本书审编过程中,奥尔德里奇(Libby Aldrich)及时提\\_出了一些深刻的意见。莱博维茨(Joyce Lebowitz)在文字上帮助我订正,并对本书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许多的建议。对此,我深表感谢。最后,我要向威尔逊(Thomas J.Wilson)致以谢意。从第一稿起,他就不断地给我很多帮助。要是没有他那智慧、热情和明确的指点,这本书以我所想象的这样好的形式问世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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