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 卷三十七
隋置六尚、六司、六典，掌宫中之政，此汉晋旧事也。至炀帝置女官，凖尚书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则出於创建。内外分庭，人臣不得分毫预矣。所谓人主之职，十倍宰相者也。
隋文帝言：“非刘昉、郑译、卢贲、柳裘、皇甫绩等，则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当周宣帝时，以无頼得幸，及帝大渐，颜之仪等请以宗王辅政，此軰行诈：頋命於我，我将为治。又欲乱之。昉谋大逆於前，译为巫蛊於後。如贲之徒，皆不满志。任之则不逊，置之则必怨，自难信也。凡人必有自知著实处：我将为治，又欲乱之，此两语隋文帝自知着实处也。帝虽猜阻迫狭，而所以能致开皇於几平者，葢其实有此志。而後能之变诈之人，翻覆事会以幸富贵，既得富贵，复不能守，意态日新，弃去更索，岂为人国家计虑也？虽然，髙熲固无此病，何为君臣之分不终，无复後段事业，卒於丧国覆宗，为天下笑？盖其猜阻迫狭，虽愿治而不及逺故也。若人主本无自知着实处，则虽隋文前段功名，亦不能有此，又可重叹矣。《传》称髙熲有文武大畧，明达世务，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已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皆熲所荐，自馀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执政埀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论者，以为真宰相。熲遭离非命，暮年灰灭，而当时之言如此，可以见其人也。熲与贺若弼被杀，自系隋之存亡，不复闗身矣。哀哉。
李德林应用逐急之文，争行夺市，如穠李繁桃，弥山徧野，不足较工拙分、雅俗於其间也。然亦有数事，得入策士智人之目。如建遣髙熲监军，争灭宇文族，请缓废乡正是也。惜其他遗落不尽见，然已过王俭、沈约軰逺矣。士昧於得，以区区小数，乗时夸竞，茍利一身，贻祸於人，犹自称豪者，真可鄙哉。
《房陵王传》，正尔直述，本末备见，读者怆然。如戾太子，虽工语言，然班固乃以为蚩尤之旗，所生何耶？
赵照救斛斯徴，值周武帝之明，从之可也。长孙平救邢邵，以隋文之忮，而亦能听，何哉？
韦世康，韦夐子也。其慕止足，与子弟书言：“吾生因绪馀，夙沾缨弁，驱驰不已。四纪於兹，坐登衮命。数涖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贪而为寳，处脂膏而莫润。如斯之事，颇为时悉。今耄，虽未及壮年，已谢霜早梧楸，风先蒲柳。眼闇，更剧不见细书。足疾频増，非可趋走。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辞。”世康在当时，不以文称；然如此语言，当时文士，亦不能到。盖其识度所至，不系笔墨也。然终不得退，遂至於死者，垂二十年。士欲退而不得退，万一而已；欲进而不得进，皆是也。
自古小人无材无功者为佞谀倾覆，有材有功者即为奸雄簒窃。杨素材，而功适当其主，未可欺夺之时，故见於行事，徒佞谀倾覆而已。使乗际会而得尽逞，曹操、司马懿之流，王敦、桓温不足数也。凶燄不泯，传於子弟，大呼首事，卒以亡隋，又何止佞谀倾覆而足哉？然当其时，隋人无能知者，独一梁毗尔。《素传》载尅定江南诸贼，及破突厥事，当详看。自京口至泉州，水陆数千里，奚至於变旧法？而以骑阵取胜，余固疑之。岂其皷胜气，而遂成胜势耶？後人不可不思也。
素营独孤山陵，隋文谓其“能审隂阳祸福之理，徧厯川原，亲自占择。纎芥不善，即更寻求，心力备尽，遂得神臯福壤，营建山陵。”岂与平戎定冦比其功业？彼其君臣以诈力夺攘得富贵，不畏报复，而又取信於隂阳地理，以垂子孙无穷之基，殆与秦皇、汉武求长生异欲而同揆耶？
牛弘浅而不俗，柔而不弱，治世之中品耳。若言“书五厄”，则前葢未有能为此论也。然史谓大业之世，委遇弥隆，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其死在大业三年，使其少复延永，未知与苏威出处如何？士固有幸不幸，未可随事为定论也。
长孙晟终隋世能以计縻突厥，开阖盛衰，无不如志，卒弱其势，以成北方之功，过於卫霍用百万师矣。贾谊自言“欲为属国，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未知得用与晟如何？谊当以正道御要荒，岂宜用此变诈不近人理耶？史称子贡一出，乱齐、灭呉、存鲁、霸越，使必若是而後可，则尧舜文武之道，不啻坠地矣。
隋文帝误杀史万岁，赏刑失中。人主猜暴之失，自无可论，而杨素轻肆诬陷，致其死地，亦为当时所短。然余因宇文护治独孤信事。当是时，武将能望外成事者，多不专在一人。如素虽败万岁，而又能进刘方於其国，犹未有缺。若狄青、岳飞軰，盖数十百年而一，有寥落相望，无复继者，则其为存亡安危所系，岂不大哉？悲夫。
自周氏以来，选无清浊。卢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朋党之谮。而《苏威传》谓“知名之士相坐黜免者百馀人”。古今士无不以气类合，合则庸人倚人主势轧之，无不破壊矣。威軰固未足论，然亦一时聚散之变也。《左氏》称：“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不能举之。”葢後世之合，正为进取地，而古人不然，此祸福所以异也。然人主亦何利哉？
隋炀帝戕杀父兄而取其位，薛道衡乃上《文帝颂》，极於褒崇。不知而言，是谓不智；知而言之，夸虚谄而示实讥，真所谓《鱼藻》之义也，其死自取之矣。《传》谓“帝将杀之而不悟，房彦谦劝之而道衡不用”，则诚不知而言者。从古文人，词繁识寡，志欲徼福，反贻身灾。绞缢既及，犹不自意，真可哀也。
隋名将，自韩、贺、杨、史，外如崔仲方、于仲文、段文振等，亦足备驱使。及再伐辽，至於亡国杀身，而麦鐡杖、杨义臣、陈稜、沈光之流，犹有可述。葢乗分裂并吞之後，隋虽统一，而天下未尝无变，其多将材，固应如此也。自古为国，不患无材。若人主失道，自致亡灭，则材虽多，而不能救也。齐无知被弑，徒人费石之、纷如皆为之死，然不足以言忠义矣。
李谔论当时文弊，谓“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尽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髙，朝廷据兹擢士。”始苏绰以典诰体风厉境内，三十年矣，而谔所言乃如此。余所谓“反助徐庾之风，激天下而从之”者也。谔又言：“司马幼之以文表轻艶获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素，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兹世。”且欲以宪司之势禁绝之，谔尤陋矣。而史乃称“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世俗一种凡鄙见识，无不然者。彼以为文者，若是而已耶？
苏威禁临道店舍，责民间五品不逊，及令诵五教等事，皆深为当时所排。威，苏绰子也，岂徒习其父之好古不得？其所以鉏浇就朴者，而但有迂诞恠僻耶？古人称良冶之後，必学为裘。威殊不能然，何也？
虞世基、裴蕴、裴矩三人，皆发炀帝亡国之机，扬汤推波，助其沸腾者也。然自昔衰亡之君，如幽、厉二世，元、成、桓、灵，蔽主明而成其过，皆其臣之罪。若桀、纣、始皇、汉哀、炀帝，自为不善，人臣立其朝者，虽欲匡救而不可。三人者，以畏死长恶罪之，则无辞矣。所以致隋之亡，则其君自当之，不在三人也。
自晋以下史，其间昧陋猥杂，不应简册，当删除者固多矣。然未有如《王劭》、《袁充》两传之甚，而又有不可得而删除者。葢其时君所爱信，兴亡成败之所由出故也。至此则虽迁、固之巧，犹无所致其笔力，而况魏徵之流乎？
李宻谋无不中，量无不容，盖非唐初君臣所能及。然身为事主，则不能成功，而终以僇死。张良为画策臣，未尝特将人之材器，所成就固自不同也。余尝叹战国楚汉之间，有实负智能忍死而不求遇者。范増、龎统之俦，盖褊浅矣。至南北、隋唐，则皆无之。以宻之智谋，审乎特起之难，隠而不试，老死不憾，庶几乎？
魏徵作《杨玄感》、《李宻》赞，并论隋文、炀帝之所以兴亡，畧用贾谊《过秦》语意，全不知史家体统。徵文识如此，安能经纬事功？学者以为能致贞观仁义之效，盖亦得其粗浅而已。然观其谏书，乃复不类。岂众史官所为，而冠之徴作耶？
李公孝事，既有本生父，则有本生母，不异亲与继也。特以刘炫自立横论，故刘子翊驳之。其所为乖戾者，不取正於礼，而取正於令尔。使令之所有而礼之，所无则又将挠而从乎？又引准枉法以枉法，尤无义。古人以礼为法，後世假法而後能存礼。如李翊以台臣屈炫议，是不特假法，又假势矣。
田德懋丁父忧，哀毁骨立，庐於墓侧，负土成坟。遣员外散骑侍郎元志就吊，复降玺书曰：“皇帝谢田德懋。知在穷疾，哀毁过礼。倚庐墓所，负土成坟。朕孝治天下，思弘名教，复与汝通家，情义素重，有闻孝感，嘉叹兼深。春日暄和，气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礼自存也。”草创时通家子弟，故应恤其哀戚。然以千牛备身，而遣散骑侍郎就吊，又玺书郑重，悯恻如此，隋文固有意於为治也。史言“秦任狱吏，赭衣满道。汉革其风，矫枉过正。禁网疎阔，网漏吞舟。大奸巨猾，犯义侵礼。故刚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奸，以救时弊。”审如此，则是汉虽为三章之法，曾不足以革狱吏，而终於用酷吏也。且无以教民，而姑纵之，其势固必至此。系断四出，芟刈如草芥，又甚於狱吏矣。徴又谓“隋时四海九州，服教从义，无用於酷，而汉则不免。”然彼殿庭终日杀人，而人主自为残暴者，又乌得所谓教耶？司马迁本立《循》、《酷吏》条目，所论固无理，徴祖其说而益疎。公孙弘谓“臣在山东时，闻宁成治民如狼将羊”，弘謟弱，力不能禁，意或近之。盖酷吏当废，而不当述也。叙《儒林》称“晋、魏以後，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後人因此遂谓南北之异可以折衷，此甚不然。实即华也，英华即枝叶也，无繁简之殊。经生学士之言，所以烂漫充斥而不可据者，正以英华非英华，而枝叶非枝叶也。使其是，则遡一枝叶可以得本根，又何厌焉？知道然後知言，知言则无章句。近世虽无章句之陋，其所以为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与昔日章句无异也。
房晖逺指“窈窕淑女，锺鼓乐之”为王者房中之乐。按文王、周公以《闗雎》为风化之首，故孔子称“师挚之始，《闗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经师相传，用之乡人，用之邦国，天下正音无先焉。而鄙儒俗生，其言如此。悲哉。
刘焯、刘炫，当时称“数百年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然执身不固，而升沉进退之间，悬命於人，其卒以穷死。至何妥，显行谗贼，排贤害正，自为乱德之首，岂儒固使之耶？泛观後世，学衰道失，士亦无不然者。扬雄逺迹簒盗，自乐而终，则反交讥之矣。
徵论文，言“北方以理胜词”，使理果胜，则词何足云？正谓理未能及词尔。而南方文意兼失，又非过其意者，徵固未知此也。徵又言：“炀帝意虽骄淫，而词无浮荡。故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易》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章髙下，未有不与事称者。炀帝大业三年，幸榆林，突厥启民朝，复幸启民所居。赋诗称“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氊帷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竭天下之力，从事於荒逺，仅做得此诗。虽只十数句，而所闗兴亡甚大。夫所恶於轻靡之文者，谓其不足以致治也。若无浮荡，而反至於亡，则何益哉？又王胄和《大酺诗》，亦夸奢之词，而帝以为“意气髙逺，归之於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宻理新，推庾自直。”葢其君臣务为雄胜，轻尽民力，与“璧月云山”之句异体同归，而徴反谓“依而取正”，与子革举祈招诗何不同耶？
杨伯丑筮占之验，古今自得於技术，葢无不然者，不足异也。然皆不当於义，不闻於道，直以象数之小者推测而已。而伯丑乃能笑何妥论《易》，以为何用郑玄、王弼之言？则是固尝涉其涂，而不由於其大者，亦不为无所知也。史载其下云：“乆之，微有辨答。所说辞义，皆异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论者以为天然。独得非常人所及”。然不知其旨趣竟如何？妥，鄙儒也，曾不能传其一二。使後有考焉，为可惜也。孔子於《易》，创开大道，以明示後世，条目粲然矣。学者不能领，几何而不为郑玄、王弼也？
张胄玄改定新厯，言前厯差一日，莫知其是非，盖是时去大初厯七百馀年矣。胃玄所为厯法，与古不同者三事。其自得於心、超古独异者七事。自洛下闳以来，无不由後以见前之失，且变未久，而差已多。若夫尧舜三代，几二千年，厯不变数，而亦无以其术相攻者。岂天地日月星辰固常运行，而无预於私智之区区耶？
万寳常论郑译乐，以为亡国之音。及言“乐声淫丽而哀，天下不久将尽。”夫寳常本欲以其技变隋之乐，而不得用。既论非之，而隋之祚卒以不长，天下固许寳常为知乐矣。然使不改隋之政，而为寳常之乐，未知其果能易隋之乱而为治，留隋之亡而为存乎？
隋文一朝诏令，不为偶俪，止叙事实，不尚雕彩，直露情素。《赐髙丽王汤玺书》，虽对面语不能及也。义理不足，而质实有馀矣。李谔之言，岂其效欤？
赤土南海，中国也。官名、服饰、仪卫大抵类浮屠所言。自佛学入中国，学者不能知其浅深，或炫以为异，或诋以为妄。夫彼安於国俗之常不吾效，而吾反效之，又置是非毁誉於其间，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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